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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目四望,我们也正陷入一代人的情感汪洋,到处都是鸡汤、情感故事,从电影到楼盘,如果没能提炼出一两条情感金句,都不好做宣传。繁华堵住了嘴,伤痛都是内伤,自怜于是像瘟疫,正在暗暗传染,感染症状是默默望向书本或微博、舞台或者荧幕,等待一只无形的手向自己伸过来,落得片刻沉溺。一次沉溺,像一片莲叶,在莲叶间跳跃,及至成瘾,尽管镜头拉远,莲叶所在,还是无边深海。
多数时候,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记忆,是进化后的记忆,自己的怀旧所针对的,是进化后的旧日。因为,旧日其实是一种虚拟财产,是一种身份,没有人能接受这个现实:自己一直在对身份进行修改。他们以谪仙的姿态出现,似乎自己是被旧日谪贬,却又无比忠诚,有理由捍卫旧日的一切,全然不顾,那个旧日,其实是今日成就的,也一直在和今日进行隐形互动。
更多的人,愿意充当青春的谪仙,一直生活在被逐出青春乐园的余绪中。青春一去,大厦立刻倾倒。但如果我们有机会重返青春现场,一定发现,那个青春,与我们相携终身、不断怀念、惊鸿照影的青春有异,我们对它的怀念,是一种刻骨的高估。
脸的历史,是另一部隐秘的历史。陈丹青认为,人的面孔和时代关系紧密,鲁迅之所以好看,是因为那样一个时代,足以滋养出那么一张即便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也不让我们丢脸的脸——人的脸孔,是时代元气的凝结,是时代能量的表露。但,脸的历史,也不是那么自然发生的,脸的历史,也是摒弃和承认的历史,是有意倡导和声张的历史。
列侬有云:“要使你的政见被接受,你必须抹点蜜糖。”何止政见,时时处处,我们都得设法给自己抹点蜜糖,将自己呈送出去。不过,不是随便抹点蜜糖,就能导致接受,取悦之道,是最艰深的学问,不亚于任何一种真理。因此,求索的路上,就难免满布殉道者。
为自己涂抹蜜糖是否正当,其实也不必讨论。有生的日子,我们都得设法使自己拥有悦人的价值,女人得穿高跟鞋,男人得小心地保持一种形象,在暗处点烟的时候,得“皱着眉头,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硬汉子,啪一下掀开打火机,火光闪烁照耀出一个男人昙花一现但却无比强烈的图像”,周立波得使自己俏皮点,像个还魂的老克拉,柯以敏得在超女比赛里严苛些,像个恶毒的老巫婆,专栏作家要有金句,微博上要想引人注意,得表现得像个异见人士。每个人都涂抹着蜜糖,等待某个戈多的光临,人的死亡因此分为两种,一种是生物性的死亡,另一种是取悦未遂或者取悦的价值消失之后,社会性的死亡。
大部分明星或者艺术家,在横空出世的黄金时代过去之后,所获得的待遇,不外如此。他们让人尴尬,因为,人们得目睹他们的衰败,看见他们的瑕疵。和这些已经成为神话的人物同处,不知该怎么对待他们,尊重和厌烦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难言的情感。人们不能憎恨产生这种情感的自己,就只好憎恨他们。像晚年的张爱玲或者迈克尔•杰克逊,赢得的都是这种待遇。一旦他们离去,各种意义就追加上去了。
使人不能原谅的,不只有对那些在世者的不善待,还有对逝者和逝去时代的过度美化。我们无休止地为逝者和逝去的时代添加美感、寄放想象、投射认同。我们的出发点非常实用:作为某种理想的寄放和投射对象,他们比凭空幻想出来的人和时代要好,因为的确存在过,又比当下的人和时代少点儿顾忌,因为死无对证。我们厌恶还活着的艺术家,总拿他们和“民国男子”、“民国女子”进行比较。事实上,五十年后,陈丹青就是我们时代的周作人,王安忆或许是个更为结实的张爱玲,范冰冰好似胡蝶,张曼玉仿佛阮玲玉。神话需要时间,像巨翅老人需要春天,而我们无法忍受的,恰恰是这最后一道工序:时间。张国荣用死亡跃过了这道工序,立刻赢得了快捷的赞美。
究其根本,正如米兰•昆德拉说的,我们无法做到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我们期待看到毫无瑕疵的生命,看到神话落地就已完工。我们用厌恶当下、追思过往的方式,表达我们虚妄的认同。
这些老男人的地位难以撼动,更是因为,他们在网络出现之前就成就了自己,和那些与网络共生的新一代明星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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