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页 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

循吏教化与汉廷政策。
通过文翁、兒宽、和韩延寿的传纪内容，说明汉代循吏教化的起源及其与汉廷间的复杂关系。
汉代循吏对民众教化遵循，先富后教的原理。
而汉初的黄老之学，对循吏在社会教育上的工作要求是所居民富，所去见思，遵守因循和无为，守规矩，无作为，才是黄老之治的要求。
而文翁在蜀郡守的职位上，注重发展教育，汉武帝时“令天下郡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汉朝兴盛的太学制度也从文翁开始能够发扬，文翁不仅在教育推广上贡献巨大，而且在教育制度的制度和考试制度的改进方面也贡献不小。这样的作为，其影响力只能是来自于儒教大传统的影响。文翁不仅是一个吏，而是师儒。其本职工作是维护政治秩序，这是汉廷律法，而师的职责是建立相应的文化秩序。对待地方官员和政府，政和教的作用同等重要，教的作用也举足轻重，我们主要讨论教的作用。
文翁的事例不但体现了循吏的历史源起，而且也展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文化背景。
战国后，儒教在大传统中取得主导地位。董仲舒独尊儒术，公孙弘倡导太学设立还有文翁在蜀地的教化。到了汉武帝时期，终于承认了儒教的正统地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皇帝发现儒教更有利于他的专制统治，政治权威向强大的文化力量妥协。
其实儒教的压力早在汉初就出现。有个有名的案例。汉高祖时，陆生经常想高祖进诗书的内容，高祖骂，学这个有什么用，能马上的天下么？
陆生说，马上得天下，能马上安天下么？
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缘饰的作用对皇权来说更有吸引力。
这是第一个人，文翁
第二个人，兒宽。汉书记载，这位循吏，遵守吏的工作要求，执行朝廷法令，又用师的身份，仁爱治下百姓。在两者冲突是，取仁爱而舍法令。这是循吏的典型代表。
而酷吏则与之相反。
所以，尽管，汉廷承认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但酷吏仍然层出不穷。
皇权更青睐于符合政府律法的官吏。兒宽本来是不受重视的，是因为他在当地治下反其道而行之，不用严刑峻法，百姓受教和感化于他的宽和政策，主动交税，兒宽超额完成课税大任，才得到汉武帝的赞赏。
而韩延寿的故事则说明了礼乐教化与朝廷法令间的关系紧张。
韩每到一郡，都以移风易俗，推广礼乐诗书为己任，见p144页，“为吏，上礼义，好古教化”
但后来，韩在职时，与御史大夫萧望之发生严重冲突，最后被天子恶，坐弃市。
韩的罪状中两条，意识好古教化，推行礼乐，作为郡守，位高权重，地方封疆大吏，引起了皇帝的不满。
第二条，将公家的钱借给百姓完成徭役的任务，这是儒教宽政爱民的表现，却成为郡守假公济私，收买人心的罪状。
在即将行刑的极度失望之余，韩对他的儿子说，不要再从政为吏。
循吏虽然兼有两重身份，吏与师，是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关系，即前文中说过的政统和道统两大传统的身份。但相辅相成却又相互矛盾。
循吏的研究就特别有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的政教关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