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4页 第五章 “信仰的辩护”：公元4世纪及5世纪初的反对僧权和护持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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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层社会流行的四种反对僧权的论点：
    （1）僧人的活动以各种方式危害政府的权威，危及国家的稳定和繁荣（政治的及经济的论点）；
    （2）寺院生活并不能给这个俗世带来任何具体的成效，因此是无用的和没有生产价值的（功利主义的论点）；
    （3）佛教是一种“胡”教，适合于未开化的外国人。在以前的盛世记载中没有提及佛教，古代圣人既不知道也不需要佛教；
     （4）寺院生活意味着有损于注重社会行为的圣训，因此是反社会的和极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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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徒护教的论点：
       （1）即便僧人不遵从世俗政府的权力，也不意味着他们不忠诚。事实上僧人阶层有益于保障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僧人阶层作为一个整体不应受到责骂，因为该受责骂的仅是一小部分成员；
       （2）寺院生活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它所生产的益处并不在这个俗世；
      （3）佛教源自外国不应是受排斥的理由：中国经常从国外引进一些东西并带来很好的结果；或许（一个更具想象力的、很有意思的解决办法）佛教根本不是一种新的发明，最迟在阿育王时期，中国人已经了解了佛教；
       （4）僧人所力倡的德行与儒家名教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根本区别；佛教是儒家与道家思想之最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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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4世纪、5世纪初，在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三百年间，士大夫们反对寺院生活的方式及其所蕴含的一切，这可能就是在公元4世纪初之前佛教在这个阶层中传播得非常缓慢和不甚明显的主要原因。
       在这几个不断孕育的世纪里，佛教似乎为整个士大夫阶层忽略或鄙视。佛教只要还被隔绝在寺院内，或作为中国城市里同样被隔离的外国人聚居区内的“胡人”宗教，它就不可能受到中国士大夫的关注。极少数与上层社会有一定联系的外国阿阇梨，要么彻底汉化，要么被当成是异域的怪物。
      佛教渗入士大夫的生活和思想，实际是公元4世纪出现了杰出的中国法师后才开始的。换言之，当时佛教阶层的领袖已是纯粹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能用修改过的、可被普遍理解和接受的观点护教和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