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 在那里,人类学与写作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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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有其独特的写作方式,这和其所描述的对象属性有关。不同于别的史书写法,它本身也是要归于民族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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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将会被误认为是一种文字游戏(以上内容多是些反对意思),因为这类知识的陌生。当然将其作为参考资料的人,会觉得知识应该是被更新和进步的(一种资本主义的思考背景),所以我们在看待文本的时候要排除这样的偏见(一种主观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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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作者在这里需要列出的前提是写作不可以“当真”,作为文化的文本自然会有这种“求真”的目的。这让笔者想到作为创作(山水画以及诗歌)并不是对客观的求真,而是作者的个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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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要重新看待(而不是质疑)这类文本,阅读(或者是文中的相信一词)是更为重要。所以作为一种理论性的文本何等重要,就如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化),它能够被不断“更新”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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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种文本的叙述和真实无关,它的目的在于其文本的意义,即成为一种生活,这样文本才能超出其内容成为一种“结构”(斯特劳斯的聚落考察也是这样的目的)。那么方志或者村志,其实就是对城市或者村落结构的一次模拟,当然,结构的概念一直存在,它使得历朝历代的文本都能够促成城市文化的同一和差异(海德格尔,他的解释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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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科学性,不是一种推导式的文本。将读者带入,即福柯-巴尔特的文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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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象变成(福柯)作者论之时,文本成为创作的文学,当然作者在后面也没有刻意把撰述这类概念的人必然归属于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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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回到了文本创作自身,甚至带有分类的意识(福柯在《词与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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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回到了创作的本身,作者主观意识的写作和客观必然会有差异,而我们进行阅读的时候就必须要承认这种关系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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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文本的条件是对以上几点概念的模糊,对其不确定或者定义的徘徊。当然,我们之前只是对真实性的前提会让我们迷失对这些关系的把握,文本需要暴露并揭露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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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写作最后会落在一个明确的范围中进行讨论,即论述的条件。所以即便是要论述“方志”这种写作,必须先进行一个“范围”的讨论,并将其落实在这个范围的判断中。在这里,作为一篇的结束,笔者希望确认方志这种文体所处于的状态,即是一种和民族志相似的文本,它的作者首先也是一份“真实的”报告,确保让上一层级的人认为这是真实的;然后,作者必须对这个(城市或者乡村)空间进行考察和体验,因为这些体验(并非来自一个作者)构成了这个文本的所有内容。其中有趣的是,几乎所有参与写作的作者都不是这里的本地人,所以考察以及写作都带有很强烈的陌生感和探究性,另一方面这种疏离感也让他们很容易轻信前朝历代的文本(这一度成为了这种文本写作的规范),所以适当的借用以前的资料,并稍加改动重新组合,成为了这种文本呈现的常态。
说明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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