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页 第一讲 早期文言论文两篇和文学活动的开始

鲁迅留学日本时代所作长篇文言论文，《人之历史》载1907年12月出版之《河南》第1号，《科学史教篇》载《河南》1908年6月第5号，《文化偏至论》载《河南》1908年8月第7号，《摩罗诗力说》载《河南》1908年2月、3月第2号、第3号。四篇均署“1907年作”，属作者追记。按发表时间，顺序如下：

1．《人之历史》，《河南》1907年12月；

2．《摩罗诗力说》，《河南》1908年2—3月；

3．《科学史教篇》，《河南》1908年6月；

4．《文化偏至论》，《河南》1908年8月。

发表顺序并不一定即执笔先后，但也有可能就是执笔的先后。值得注意的是，1926年鲁迅编辑《坟》，顺序是《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并不按发表顺序排列。若从四篇论文实际讨论的问题着眼，或可推测这样编排的理由。

《人之历史》介绍到十九世纪末为止西方科学界对“人”的认识成果，显示青年鲁迅关注的焦点是“人”，而非一般社会问题。《科学史教篇》从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中引出“教训”：西方科学发达并非孤立现象，乃其人文演进的一端。不惟科学和人文难以割裂，科学发展也大有赖于人文的发达，“盖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故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一切无有，而能贻业绩于后世者，未之有闻”，国人不可只求其“葩叶”，当寻其“本柢”、“本根”。也就是说，不可孤立地发展科学，而要培养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精神环境，要提倡“科学者”的“理想”。科学发展的根柢在“人”，只有科学、人文同时演进，才能“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也”。《文化偏至论》接着《科学史教篇》讲下去，认为科学发达的西方到了现代，文化已经出现了两种严重的“偏至”，也即“偏倚”，其一是重物质而轻精神，这是《科学史教篇》已经从正面论述过的，其次是重“众数”而轻“个人”。针对这两种“偏至”，他主张“尊个性而张精神”，所谓“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并将这种主张概括为“立人”：“然欧美之强……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立人”的关键是先立其人之“心”，亦即努力使人的“内部之生活”、“精神生活”变得深邃壮大。那么，在各种“立人”和“立心”的“道术”中，可有当务之急吗？有，那就是发展文艺，因为文艺（广义的“诗”），“实利离尽，究理弗存”，其主要功用即“涵养吾人之神思”。这，就是《摩罗诗力说》的宗旨了。

可见四篇论文，层层推进，自成一个整体。《人之历史》首先显示了青年鲁迅关注的问题核心是“人”；《科学史学教篇》从“人”的活动之最显赫者即“科学”的历史中揭示“人之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其实在于人的精神。《文化偏至论》警告国人，人的整体的精神活动恰恰在我们所向往的近代西方发生了严重“偏至”，所幸到了“十九世纪末叶”，“新神思宗”出来矫正这一“偏至”，其发展壮大个人主观内面生活的努力，才是国人最值得学习的。《摩罗诗力说》紧随其后，指出文艺乃发展壮大个人主观内面生活的当务之急，文艺在各种“立人”的事业中，应该居于优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