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

1660年至1800年这段时期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性观念及性行为方面的重大世俗化转变”，现代心态由此诞生。
英国内战及查理一世1649年被处死，1688年革命，宗教分裂的发生，城市社会的扩张，小说的兴起——所有这些变化，与许多其他因素一起，都跟17和18世纪性文化之急剧转变密切纠缠。
每一种文明从其历史之初就规定了严厉的法则，以惩罚至少某些不道德的性行为。此种法律主要关心的是维持父亲、丈夫以及上层群体的荣誉与财产权。
在11至13世纪之间，西方教会在此方面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权力，这跟它在社会与思想文化领域支配力的日益增强是一致的。
权利的游戏中色后也被剃头、游街
14世纪晚期，严重的罪犯将在整个城市中游街示众，穿上象征耻辱的衣服，一路伴随着嘈杂的锅盆敲击的铿锵声。有时他们还会受到鞭打，戴上颈手枷，剃掉头发，或者被驱逐出城。
在中世纪晚期，婚姻已形成一套规范，要公开展示，提前准备，由牧师于教区教堂内主持，在当地民众面前见证。
至16世纪晚期，西方世界（包括其不断增加的海外殖民地）已经在宗教上截然而永久地分裂。
盎格鲁撒克逊吗
一旦狂热的福音派获得对于乡村与城镇的控制，他们就会极大地强化当地的戒律。在多切斯特这座英格兰最富清教色彩的城市中，在内战之前的几十年间，婚前与婚外性行为呈现出急剧减少的趋势。同样的精神在这一时期也驱使成千上万名新教徒奔赴北美，在那儿创建他们的新耶路撒冷。
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内战在1649年达到高潮，查理一世被处死，共和国建立，而这就赋予了新教徒至高的权力。 保皇派与议会派之间的持续斗争根本上是（虽不全是）一场宗教战争。
几个世纪以来，法令戒律的文化一直倚靠民众的参与，而到了1800年，这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复存在。
如今依据的范围则逐渐限定在特定的行为上，而非个人的一般品行，并且治安法官、法官及议会关心的是更准确地定义罪行。
在美国，新教观念的遗产更为强大，这也使得即便到了1800年——甚至直到20世纪——多数州继续将通奸与偷情视为公共罪行，虽然性监管的力度已有所下降。
从英国文明的肇始阶段以来，国家与教会的法庭就推行了以下原则，即非法性行为不能被社群容忍；而到了1800年，法律对于私人与公共事务进行了明显区别。
没收财产、监禁和酷刑，这类手段都无法改变人们内心对于事物的既有判断……只有启发与明证才能够改变人们的观念，而肉体折磨与任何其他外在刑罚都无法使人得到启发。
私人道德与公共良善之间究竟有何种关系？一个政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干预其公民的生活？每个人有多大自由去接受与拒斥特定信仰，去捍卫它们，去践行它们？ 这些终极问题没有一个是全新的。事实上，其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追溯到所有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服从与权威的问题。
英语课上和来自美国的外交讲到换妻这件事，我都惊呆了，原来出自这里啊
从1848年开始，纽约州北部奥奈达的大型乌托邦社区中的成员就实行一种“复合婚姻”，其中男性和女性必须定期更换性伴侣。
性自由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混乱而无意识的过程。它不是任何政治或哲学规划中的一部分：极少数思想家对其有过系统论述。它主要是随着新思维方式的逐渐扩散，以及人们对此的普遍接受、运用与延伸而发展出来的。
作为对世界更具经验化理解之一部分，思想的平衡开始从自由意志的传统视角，倾斜到更重视自然与社会中非个人化与结构性的力量，后者似乎才真正驱使不同性别、不同阶级的人们各行其道。
至18世纪30年代，人们已经习惯于认为男人，尤其是有身份的男人，总是残忍地试图占有女人——他们运用了所有更高的知识与权力来瞒骗天真的女性，同时又持有一种不公正的双重道德标准，以谴责受害者而非引诱者。
一个丈夫与一个妻子的不忠之举所导致的后果乃是截然有别的。男人的天性使其可能与妻子之外的女人发生关系，同时仍真诚地爱着他的妻子。一个有夫之妇则绝不可能在失德的同时，还可以保有其种种荣耀、高雅与得体的情感，那些是婚姻美满与家庭幸福的保障。 这一对女性贞洁之“自然性”的日益强调，对于父权制之思想基础的重构具有关键意义。
女性道德优越的观念被提出，原本是改良男性举止的一种手段，但在实践中却最终强化了对于两性的双重标准。
当下对于性别不平等的原因追溯为社会结构性问题,也是慢慢一步步才发展至此的
再一次地，人们的解释不再着眼于个人的邪恶或脆弱，而在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家长权威之堕落。
单身税
在1695年至1706年间，英国与法国之战争的部分财政来源就是对所有没有孩子的鳏夫与二十五岁以上的单身汉征税，按照地位的差异分为不同等级。例如，一个未婚公爵每年是十二镑，一个主教每年是五镑，而一个工人则是一先令。
自由
自由的普遍原则在于， 因为人类是不完美的，由此会出现各种观念，也由此会出现各种生活尝试，只要不害及他人，各色人等都应有自由行事之权，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只能由实践证明，若是有人认为应该对其审判。
天啦，使女的故事中的情节
对于这些女人而言，收容所的生活一定会令其感到震动。其主要的目的即是无休无止地灌输宗教，通过完全与世隔绝、个人阅读与指导、集体仪式以及严格的日常起居。每一天，尤其是周日，都有几个小时强制性的“个人礼拜与沉思”，定时祈祷以及在礼拜堂的力役。每两周她们要接受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宣讲，每一个女人都要公开以此检验。每个成员的全部行为都会受到日常的监督、评价与记录在案。如果某个女人长期行为不端，其他的成员就会一齐公开羞辱与驱逐她。她们首先集体为她演唱一首祈祷歌，警告“永久死亡的强烈痛苦”，然后她们齐唱一首圣歌，关于良心的折磨、上帝的愤怒以及不贞的可怖。
尽管说了、写了、关注了一大通卖淫的结构性原因，到了最后，慈善事业还是倒过头来把解决问题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女性的个人良心上，教导她们过去的罪行多么可怕，未来的诅咒又是多么恐怖，倘若她们忍不住重操旧业，“重蹈覆辙”。
性行为本质上是由性别与阶级决定的，而贫穷的女人更有可能变成妓女。
美德与道德既非人的内在属性，亦非个人选择之产物，而是与社会地位息息相关。
监狱的来源
性慈善的出现促生了一种对付所有罪犯与社会另类的新方式。直至18世纪70年代，大多数罪犯被判处数周的苦役、具结保证、流放或绞刑，而监禁则并不常见。但到了18世纪晚期，兴起了一股强大的监狱改革运动，其高潮则是最初一批现代监狱的兴建。
这一运动的某些支持者与性慈善联系紧密：“监狱”（penitentiary）这个词本身即源自相关的慈善机构。虽然妓女收容所是自愿性质的机构，但其规章与建筑极大影响了有关监狱的新观念。
我们的现代性观念源自于17世纪晚期与18世纪席卷西方社会的巨大变迁——宗教权威的瓦解，启蒙的发端，女性声音开始广泛出现于公共生活。
实际上，报纸、小册子与小说的激增，确实（正如当时某些道德家所担忧的）致使男性与女性更多地通过个人阅读与小范围交流来形成自己的观念，而不是接受权威之古老而普遍的意见。
真理不再被认为存在于总体与普遍之中，而是蕴含于个体和特殊之内。这一趋势源自发端于17世纪的哲学大众化思潮，由笛卡尔、霍布斯、洛克以及他们在1700年之后的继承者所引领。人们不再以沿袭的假说与所谓内在的观念为思辨之基础，而是逐渐形成了一种逻辑的理想，即不去接受任何未经考察的说法，唯一依赖的乃是自己对于事实的观察。因此，对于细节的经验考察就变得愈发重要，因为它不再只是一种确证普遍真理的工具，其本身更是一种目的，乃是真正知识的基石。
我们如何审视过去，我们在其中看到什么与忽略什么，都依赖于我们当前的视野。我们如何看待过去，同样导致了我们如何看待今天。本书的论点是，现代西方性观念源自18世纪剧烈的思想与社会革命。
在18世纪，中等与上等阶层异性恋的男性，享有着越来越大的“自然的”性自由，而与此同时，被定义为“不自然的”或反社会的性行为，则遭受着日益严厉的压制。
什么是正常与正当的行为与知识，主要得视阶层与性别的状况而定；而其中的越轨行为也就变得极富性意味。与此同时，这种文化寻找着道德原则的根基，试图越来越精确地区分公私领域，因此同一种行为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来对待，这取决于其曝光的程度。
事实上，我们时代的巨大悖论似乎表现在，作为一种文化，我们越来越强调性的私人性，不在政府与法律之公共领域的关注之内；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似乎也越来越有兴趣将我们生活中最隐私的细节尽可能地展现给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