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9页 虚实之间：宋儒对礼之名实的探索 王志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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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徒具形式：礼为虚名
      欧阳修“礼乐为虚名”的看法主要是就春秋战国至唐这一时期而言，指的是政刑与礼乐分离，重视礼乐的外在形式而忽视其内在的礼义实质，本末倒置，不可为据，从而达到规劝宋代帝王践履礼义精神的目的。核诸史籍，不少宋儒也有类似看法，认为宋朝礼乐制度在某种状况下已沦为“虚名”。
      第一，社会动荡。刘敞强调礼“用于末乱，而不用于已乱”，是防患于未然的社会道德规范，而不是戡乱削叛的军国大计。
    第二，礼文繁琐。礼文繁琐会使礼乐名存实亡，朱熹曾不胜感叹地说道：“礼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难行耳。”徽宗时期制定了非常繁密的《政和五礼新仪》，然在推行中，即因“有言其烦扰者，遂罢之”，可见繁密的礼文阻碍了礼乐制度的实施。
    第三，礼实不符。在宋代，政府颁布了礼文，但相关部门或人员并未严格执行，导致礼不符实。范仲淹曾对某些郡县礼实不符情况有过论述，他认为“国有职制，禁民越礼”，然事实上却“颁行已久，莫能举按”，范氏对此及为不满。
    第四，因财乱礼。这是指由于财产多寡而导致不遵循礼制的现象。大致说来有三种情形：一是财富匮乏，礼教难行。李觏即言：“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尧、舜复起，未如之何矣。”二是以奢为礼。《云庄集》载“闾阎之人绮襦玉食，竞为侈靡，嫁娶丧葬，率踰礼制。力有不足，则疾视其胜己者”，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在施行礼制时以奢为荣，这种以奢为荣必然会导致逾制行礼。三是惜财废礼。如庆历年间，荆王元俨薨，执行机构便以财用不足而未进行安葬。范仲淹遂主张裁减葬礼仪从以削减开支，尽管荆王获得及时安葬，但与礼不符却是明显事实。
     第五，错误认识。表现有五：其一，礼为饰物。欧阳修曾说：“大宋之兴，于今八十年，天下无事，方修礼乐、崇儒术以文太平之功”。礼为饰物的观念，实际上是将礼看作政治的附庸，其结果往往会使礼形式化。其二，礼不关己。王安石曾指出当时“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当知也。”其三，求全责备，即皇帝希望官员样样皆行。其四，以为迂阔。宋代士大夫有此弊病：“至于大伦礼法、礼义之际，先王之所以力学而守者，盖不及也。一有及此，则群聚而笑之，以为迂阔。”其五，虚以应付。如关于魏王之葬，苏轼曰：“不可以权宜郊殡，便同已葬也”，从侧面反映了现实中存在以权宜郊殡为已葬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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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维系天下：礼之实用
       尽管欧阳修“礼乐为虚名”获得一些宋儒的赞同，但实际上，也有不少宋儒不以为然。
      宋儒对礼之作用的阐发：
     首先，礼能稳定社会秩序。礼既是经邦治国之大法，又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因此，礼有利于保持社会正常有序地运转。苏轼即言：“君子以礼治天下之分，使尊者习为尊，卑者安为卑，则夫民之慢上者，非所忧也。”李觏认为“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阳礼谓乡射、饮酒之礼也”。
   其次，礼可以抵制佛教。欧阳修：“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事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巳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方也......然则礼义者，胜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礼义者尚能不为之屈，使天下皆知礼义，则胜之矣”，礼家李觏亦认为“礼职于儒，儒微而礼不宗，故释老夺之.....儒之强则礼可复，虽释老其若我何”。可见，欧阳修认为礼是抵制佛教的最好武器，有了礼，人们心中即有所守而无暇顾及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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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礼作为科考内容，可搜罗治国安邦人才。
     再次，礼有助于修身养性，造就人之圣贤旗帜。一些宋儒认为：如果认真习礼，能够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乃至达到圣贤的地步，这无疑对儒家知识分子有着极大的诱惑，同时也会促使他们积极地践行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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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宋儒努力：礼之名实转化
     宋儒对古礼如何“宜于世”的探索：
     一是亲身践履。“礼者，履也。”宋代儒者也是如此，如张载，史载“先生继遭期功之丧，始治丧服，轻重如礼；家祭始行四时之荐，曲尽诚洁。闻者始或疑笑，终乃信而从之，一变从古者甚众，皆先生倡之。”这种重视礼的践履，确实能够起到倡导作用。
       二是礼以时大。绝大多数宋儒并非墨守成规，而是认为礼应从宜或从今世之礼，之所以如此，既是孔子所倡导的“损益”之法，也确是因为时制体现了礼仪的可行性，便于人们遵循。苏轼所说：“盖三代之时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为之大小高下之制。今世之礼，坐于床而食于床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变。虽正使三代之圣人生于今，而用之亦将以为便安。”程子言：“今行冠礼，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伪也，必须用时之服。”
      三是权变或据实而行。行礼以权，是灵活遵循礼制的体现。宋儒在实施礼制时也曾发扬此一古礼精神。司马光：“今灾变至大，国用不足，臣谓不可不小有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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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主张礼俗结合。缘俗制礼是古礼的重要原则，同时也说明不少礼源于俗，故从俗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循礼，这也是不少宋儒的共识。王安石即说：“俗则上之所以因乎民也......无所因乎民，则民偷而礼不行，故驭其民当以礼俗也。”如拜扫之礼，有人问其何据，程颐曰：“此礼古无，但缘习俗，然不害义理。”
     五是删简礼节。宋代儒者以为“礼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难行耳”，因此简化烦琐的礼乐仪式是许多宋儒的努力方向，他们不但从理论上加以论证，也从实际操作上予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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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是提出宗法概念。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败与宋代经济、科举等的变革，不同阶层间由贵到贱、由贱到贵的变化，已不再受严格的等级限制。这些变化让不少身居高官者惶恐不安，深感个人地位之不稳，于是他们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来达到保家护族的目的。宗法制即在此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宋儒所说宗法主要内容即以宗子主祭，从而达到敬宗收族，维系人心的目的。而其重要意义，张载认为“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程颐认为“若立宗子法，则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同时，为了使人们遵行宗子法，二程还对宗子进行了神化，认为“宗子有君子道，岂有殇之理？”
       七是习惯。一些宋儒认为：只有对礼娴熟于心，成为习惯，那么礼便会深入人心而不废。
       八是古今融合。宋儒为了适今之势，同时不失古礼之意，故主张采用古今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