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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靠科举制度作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superstructure）与下层机构（infrastructure）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结束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 links），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这不是说整个一个世纪所有的人物毫无贤愚得失，只是他们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去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 
 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一百零一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九十九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
读史以看今。万历十五年（1587）与鸦片战争（1840）相去无几。其实，与当今又有多少差异呢？中国的革命要过百年，社会的变革又何以不需百年？虽个体生命难过九十九，但百年对比历史长河来说，只如一刹那间。今人看史也好，看当今社会也好，当尝试假想自己生命无限，去看待这一切。
 而历史人物的善恶，当放于当时其人的环境中，不应简单粗暴以自己的阅历和世界观去看待。 
关于皇帝：
本朝治理天下，礼仪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他亲自主持各种礼仪，更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的道德所节制。
 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皇帝能用来达到目标的手段也极为有限，概言之，不出于人事的升降和礼仪的举行。 
 即算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 
本书观点，夸张点说皇帝是近乎吉祥物的作用，真正在rule的是传统孔孟道德，及代表着传统道德的文官集团。我对此抱怀疑态度，我之前的想法是皇朝社会很依赖皇帝的才干，皇帝有才圣明则社会兴，皇帝昏庸则社会败。皇帝当然也需要孔孟道德来帮助其统治，但一些制度应该是有权改变的。不过也容易理解的是，在一个大系统中，无人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包括皇帝。在当下社会环境中，无论大系统还是一家企业甚至一个部门这样的小系统中，更亦如是。
关于文官：
 首辅申时行虽然提倡诚意，他对理想与事实的脱节，却有一番深切的认识。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所以他公开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
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申时行生平不愿宣扬别人的缺点，对于提拔自己的人，更不会妄加批判。  ……张居正还有一个错误，则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固然有很多官僚凭借特权，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但是“四书”所揭橥的、为文官集团所标榜的宗旨，也并不全是口头禅。
“四书”中的原则，有的人仅仅视为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有些人却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另外有一些人彷徨于上述两者之间；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人事考察条例，也就从这里着眼。 
 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给予官员的俸禄又微薄到不合实际[18]，官员们要求取得额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上面说过的地方官的“常例”是一种普遍的不成文制度，亦即在规定的税额以外抽取附加税 。
 地方官综揽民政与财政，致富的机会至多。至于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于清操无损。 
无论政治环境，还是现今企业环境，有人的地方即有江湖，想做成事，还是得向理想妥协。有时，“水至清则无鱼”，为着最后成功为民的大目标，皇帝和上层都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如海瑞，很为民间所推崇，但实际上他能真正为民做到的可能不多。
张居正如果能和申时行中和一下，谦逊谨慎一点，应该能做成更多事情。
 张居正的全套措施，彻底暴露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 
改革不可过快。。。所有改革都会遇到阻力，上层改革的阻力更大，所以还是得多点耐心。
关于军事：
 在这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他觉察到养虎将要贻患，就派兵征讨，但是师出不利。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在其部下开原道参政不照命令行事，而坚持其个人改剿为抚的主张。巡抚参劾这参政的奏折一到北京，被参者反而得到了京中监察官的同情，他们又出来参劾这位主剿的巡抚。申时行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建议皇帝视双方的互相参劾业已彼此对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9]。于是这位酋长今后得以为所欲为，而且还能够继续利用本朝内外官员的不和来发展他自己的千秋大业。此是后话，也不在本书叙述范围之内。这位酋长并非别人，据当日记录称，他名叫努尔哈赤。若干年之后，他的庙号则为清太祖。 
如当时明朝干掉努尔哈赤，不过历史会否改写？这真是历史上的重要节点之一。
 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 
 概括说来，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 
 本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这重文轻武的趋向。大约经过了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7]，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 
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一个将领手提重兵在京畿据守，也常常造成一个朝代的终结[79]。所以戚继光改进武备的一切努力，都必然遇到重重的阻碍，其中的绝大部分来自文官集团的意志，而这种意志又有历史传统的成例作为背景。  
北方的边镇和南方的军区情况截然不同，其威胁来自边外的游牧民族。每当天时亢旱，蒙古的骑兵部队就会按照他们的成例犯边掠夺。他们的军事特点在于流动性和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
 这种营造和防御政策，把兵力分散配备在这样长的防御线上，归根结底仍由当时的供应制度所迫致。假使没有这种情形，而戚继光有选择的自由，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攻势，创造流动性的战术。  
在欧美研究中国边疆史中，通常是认为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中原皇朝是因为将其纳入朝贡和开放贸易的成本比战争的成本低得多，所以基本上都不倾向打仗。现在在此书看来，中原皇朝因为被文官集团把握中，武官系统被压抑，整体军队水平（将帅、士兵、供应）比游牧民族差，也是一个很重要原因。偶尔出一个武将，有高超的军事才能，与高超和文官周旋的技能，再加上上层支持，如戚继光，便能与游牧抗衡。但太依赖个人了，不可持续。后期被满清灭了也是可预料之中。
关于思想：  
按照王畿的学说，一个人就理应集中他的意志，放弃或简化物质生活，避免环境的干扰，以达到无善无恶的至高境界。然则一切的真实性既然只存在于心中，则所谓放弃、简化与避免，也无须见诸行动，而只是存在于精神之中。一个人不存在恶念，他就不会见恶闻恶，更彻底地说，就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恶。
 耿定向说他狎妓，李贽就承认他确实在麻城“出入于花街柳市之间”。但是这种世俗所认为不对的行为在无善无恶的领域中，不足成为指责的根本。在李贽看来，他的行为不过是佛家的“游戏三昧”，道家的“和光同尘”[70]。因之他以“无善无恶”作为标帜，硬是不肯认错示弱，另一方面李贽则并不认为这种自由系每个人都能具有，而只是进入了无善无恶境界的优秀分子的特权。 
即使不从心学的角度出发，人类社会的道德都是人为想象的产物。从宇宙终极视角来看，人类一切行为并无善恶之分。
而李认为的只是进入无善无恶境界的优秀分子的特权，藏传佛教内部对于双修的观点类似……
 对于“天下之重”的责任，李贽则认为应该由宰辅大臣来承担。他所期望于大臣的，是他们执政的功绩，而不是道德的言辞。一个奇才卓识的人，在为公众的福利作出贡献的过程中，决不能过于爱惜声名，因而瞻前顾后，拘束了自己的行动。他可以忍辱负重，也可以不择手段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74]。这种舍小节而顾大局的做法被视为正当，其前提是以公众的利益为归依，而在伦理上的解释则是公众道德不同于私人道德，目的纯正则不妨手段不纯 
 李贽更为大胆的结论是一个贪官可以为害至小，一个清官却可以危害至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