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 第一章 序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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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较于其他国度的文化发展，中国文化以具有高度理性与教养著称，然而在理性与教养的背后，最具关键的支持力量，正是中国的礼仪制度。本书之目的，即在探讨唐、宋国家将抽象的礼仪观念与教养，转化成具体国家典制文本的过程；以及国家如何把礼仪制度推展至官人与庶民，使其奉行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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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溢《唐至北宋时期的大祀、中祀和小祀》，则是考察三祀从唐至北宋时期的变化，指出国家不断将道教、五行、皇帝个人崇奉等因素所涉及之神灵，都尽量纳入三祀，以朝向控制祭祀体系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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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明士《礼法意义下的宗庙——以中国中古为主》，指出唐代以功德来定位太祖庙，强调以“德”制君；君主虽有最高至政治权力，但仍须受天命与祖灵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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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官人之家庙，甘怀真《唐代家庙礼制研究》一书具开创意义。甘书考察唐代的家庙制度，指出唐代郊庙虽是私庙，但合于立家庙之宗族往往具有贵族的特色；国家藉由对家庙礼制的规定，努力将国家权力伸入“私家”当中，除了以国家力量来裁决“私家”是否尊荣外，还致力将“私礼”纳入以皇帝为首的政治秩序中。章群《宗庙与家庙》，则是概述唐代庙制的内容。
     游自勇《礼展奉先之敬——唐代长安之私家庙祀》，透过长安之家庙运作实态之探讨，指出家庙除在展现子孙之孝道，也在为国尽忠。张萍《唐长安官、私庙制及庙堂的地理分布》，则是考察长安皇家宗庙与百官家庙之分布情况。
     赵旭《唐宋时期私家祖考祭祀礼制考论》，指出唐代家庙因制约甚多，且花费过大，更无法完全表现各级官员敬祖的需要而致衰落，故宋代即为影堂与祠堂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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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元礼》吉礼仪式和礼器的研究上，江川式部《唐朝祭祀における五斉三酒》、《唐朝祭祀に玄酒と明水——“大唐开元礼”の記載とその背景》、《唐朝祭祀における三献》三文，是探讨《开元礼》的祭仪与祭物，分别针对不同祭祀当用的祭品、祭器进行说明。
     关于皇帝的耕籍礼，有西岡市祐《南北朝•隋朝•唐朝の親耕藉田》进行讨论。
    至于皇后的先蚕礼，则有（日）新城理惠《先蚕仪礼と唐代の皇后》与《唐代先蚕仪礼の复元——“大唐开元礼”先蚕条译注を中心に》二文，前文从先蚕礼的实施，讨论唐代皇后在政治权力上的表现，后文则是对《开元礼》中的先蚕亲桑礼条文进行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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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元礼》中“吉礼”的部分，只有记载皇室祭祀神祗宗庙，以及官人的宗庙之祭，民间的祭祀或宗教信仰并未在礼典中出现。但唐代官方对于礼典以外的祭祀并非不加管理，反而是积极地透过各种形式，将国家的力量渗透到佛、道与民间信仰中；甚至对于归类到“淫祠”的民间信仰，更是透过种种政治手段，试图将其合“礼”化。诸如对于淫祠对象赐封帝王侯爵之爵位，或者利用祀典的规范加以制约，地方官有时也会以强力的手段进行裁抑等。
       这方面的研究，金相范《唐代礼制对于民间信仰观形成的制约与作用——以祠庙信仰为考察的中心》、《唐代祠庙政策的变化——以赐号赐额的运用为中心》等文，以及雷闻一系列之研究：《祈雨与唐代社会研究》、《五岳真君祠与唐代国家祭祀》、《论中晚唐佛道教与民间祠祀的合流》、《论唐代皇帝的图像与祭祀》、《论隋唐国家祭祀的神祠色彩》、《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兼论“祀典”与“淫祠”概念的落实》。杨俊峰《五代南方王国的封神运动》等文，均在讨论唐五代如何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将民间的祠祀纳入国家的管理机制下。
     须江隆《唐宋期における祠庙の庙额•封号の下赐にっ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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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礼典与社会生活的部分，甘怀真《唐代京城社会与士大夫礼仪之研究》，则是以礼仪生活为媒介，讨论国家力量如何利用礼仪来建立官人的身分秩序，并藉此制约士大夫的公私生活。徐连达《唐人礼法、习俗中的避讳行为及其社会效应》，是探讨避讳对唐代社会所造成的影响。郑显文《唐代礼学的社会变革》，则是从功能来开礼学对唐代社会的影响，指出唐代礼学的发展造成旧有礼俗的改革，并将礼学由贵族普及至庶民，由仪注化进步到日用化。可惜论据虽然是来自唐代礼书，但对礼书内容与功能的叙述较为浮面，论证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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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书仪》、《家礼》所导引出的课题，便是对宋代家庭与家族，甚至乡里关系由更多的探讨。如林春梅《宋代家礼家训的研究》，对宋代的家训、家礼文本进行整理；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家族制度研究》，与（日）井上徹《中国の宗族と国家の礼制——宗法主义の视点からの分析》等书，均论及宗族祭祀对家族凝聚力的影响。
     吾妻重二《宋代の家庙と祖先祭祀》，则指出从家庙演变至祠堂后，“家庙”是官人依官品所建祭祀先祖之庙，但宋代迟至《政和五礼新仪》方对“家庙”定制；为了因应民间需要，朱子《家礼》以“祠堂”形式让一般人祭祀四代祖，后代多循《家礼》之法祭祖，可是在元代却又出现祭祀始祖之祠堂，显见民间祭祖形态之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