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生存方式

今天，我们又重新恢复了以前的维多利亚先辈们的态度。又一次，我们只相信刺激、“努力”和奖励——再加上对不够努力的惩罚。听听比尔·克林顿或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解释：给所有需要福利的人提供全面的福利是很愚蠢的。如果工人们没有陷入绝望，他们为什么要工作？如果政府付钱让人们闲着，他们还有什么动力去寻找带薪的工作？我们重新回到了强硬的、冷漠的启蒙时代的经济理性，伯纳德·曼德维尔1732年的论文《蜜蜂寓言》最早也最好地阐述了这种理论。在曼德维尔看来，“除了他们的需求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激励工人们出力干活，对他们的需求可以谨慎地缓解，但要完全满足是很愚蠢的”。托尼·布莱尔都不能说得比这个更好。
让社会中的失败者恢复尊严和自尊，是标志着20世纪进步的社会改革的核心纲领。今天，我们再次背弃了它们。
我们曾经历过这样的情形。1905年，年轻的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他1942年的报告将会奠定英国福利国家的根基——在牛津发表了一次演讲，质问为什么政治哲学在公共辩论中被古典经济学遮蔽了。贝弗里奇的质问在今日同样有力。但是，政治思想的销蚀，和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本身毫无关联。
确实，我们可能在考虑公共政策时局限在单纯的经济演算上，这在两个世纪以前就引起了关注。描述早期商业资本主义的最敏锐的作家之一孔多塞侯爵（the Marquis de Condorcet）就带着厌恶预见到了这样的前景：“在一个狂热的民族眼里，自由不过是保障金融活动之安全的必要条件。”那个时代的革命有一种将赚钱的自由和自由本身混为一谈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