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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1：噢，路齐利，一切都不是我们的，而是别人的，只有时间是我们自己的财产，”赛纳卡写道，“造物主交给我们，归我们所有的，只有这个不断流逝的、不稳定的东西。就连这个东西，谁只要愿意，都可以把它从我们手里剥夺走……人一点也不珍惜别人的时间，虽然它是唯一再怎么想也无法收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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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节约时间，实干家下了马车坐上火车，下了火车坐上飞机。发明了电报和电话来代替书信，电视代替了剧院，拉链代替了扣子，圆珠笔代替了鹅翎。电梯、计算机、百货公司、电传打字机、电动剃刀——这一切发明，都是为了替人节省时间。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人越来越感到时间不够用。实干家加快了速度，推广了电子计算机，把百货公司翻修成自选商场，采用照相制版法来印报纸，连说话都尽量说得简洁些，也不动手写了，而是利用录音机口授。但时间却越来越紧张。不仅是实干家，人人都感到时间的匮乏。没有时间看朋友；没有时间写信；没有时间照料孩子；没有时间去想；没有时间到秋天的树林里去站一会儿，什么也不想，光去听听飞舞的落叶飒飒作响；没有时间吟诗；没有时间去给父母扫墓。小学生也好，大学生也好，老头儿也好，大家都没有时间。时间不知哪里去了，越来越少。手表再也不是奢侈品，每个人手腕上都戴着，走得很准，校正过，还防水；人人心里都有一座闹钟嘀嗒嘀嗒走着。但是时间并没有因此而增加。时间的分配几乎同两千年以前的赛纳卡时代一模一样：“我们一生的时间，大部分用于错误及种种恶行；很大一部分虚抛浪掷，无所事事。我们整个一生，几乎都没有用来干应当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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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用这种方法，必须知道一切有效时间，洞察时间中一切曲里拐弯的地方和空白点。这个方法不承认有什么不能利用的时间。所有的时间一视同仁，一样宝贵。对于人，不应当有什么坏的、无用的、多余的时间。也没有休息的时间。所谓休息，是两种工作的交替，就像是正确的田间轮作制。
无话可说，这自有它的道理。因为每个小时都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个小时和那个小时都是平等的，每个小时都要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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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忆是靠什么？靠事件。我们的生活是拿事件来做标志的。它们仿佛是路标，路标之间却是一片空白……比方说，自从我写柳比歇夫的小说以来，最近这几个月的时光都跑到哪儿去了？伏案写作的时间本身并不多，这些日子都干什么了？我可是干事儿来着，一直忙得很，究竟忙些什么，却记不起来。是瞎忙还是忙的正事——这90天该怎么总结呢？光这几个月倒也罢了……以往，年轻的时候，每逢过年，我总是猛然想起，一年又过去了，我决心要做的，并且也向别人保证了的，又没有做成——一部小说没有写完，诺沃戈罗奇纳没有去成，有些信没有回复，同谁没有见成面，又是什么没有做……拖啊拖，结果是拖无可拖了。
如今我尽量不去回顾。随遇而安吧，干了就算了。债务太多了。
当然，我也不愿意承认我是破产了。最好不去想它。最聪明的办法是对自己的生活别去思考。
用柳比歇夫的榜样来责备自己吗？这还得研究研究。这些个统计和总结会把人变得干巴巴的；唯理主义和时刻表会把机体变成机械，幻想丧失殆尽。我们本来就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计划压得喘不过气了——什么学习计划、广播节目表、科室计划、休假计划、冰球比赛程序表、出版计划。不管什么事，一切都事先计划得好好的。意外的事情凤毛麟角。奇遇是绝无仅有，连偶然性也绝迹了。至于事故，报纸上一星期只登一次，在最后一版。
把自己的生活逐时逐分地事先计划好，安排得像工厂里的流水线作业——这值不值得？眼前放着一台计算机，不停地计算着你的失误以及你对自己的放纵——这未必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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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比歇夫的方法，推翻它要比理解它容易。何况柳比歇夫并没有把它强加给任何人，并没有推荐给大家使用——它无非是他个人的工具，方便而不起眼，好比眼镜、用惯了的烟斗、手杖……
说不定这个方法是一种无休无止的克制？再不然——谁知道呢——是一场延续多年的论战？同什么论战呢？同一般的生活论战，同颓唐萎靡的愿望、周围一般人那种大手大脚论战，同对几分钟满不在乎的愿望论战。
p157
如今，必须有钢铁般的意志，和理智配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在学术上取得什么成就。唯理主义者老是挨骂。说实在的，为什么要骂？如果一切都出于理智，这有什么不好？理智同道德并不矛盾。恰恰相反。真正的理智历来反对卑鄙和任何下贱的行为。聪明人懂得，归根到底，道德要比不道德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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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去介意那些说什么机械性的责难。对理智也好，对心灵也好，机械性并不可怕。精神要去害怕科学和唯理主义，那多害臊！如果真是这样，那不该让机械性同精神发生冲突，而该让奴性的精神同崇高的精神交战。从知识和思维活动中得到丰富的精神，会摆脱机械性的控制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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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比歇夫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反复检验自己观察所得，最后就将报告书付印。从而他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就是防治农业害虫部门的工作被夸大了，如果照老样子办下去，这个部门本身，似乎也纯属多余的了。
请问，需不需要这么一个机构，同柳比歇夫有什么关系？这不是他该操心的事。好吧，就算他得出了他那个关于害虫的结论，他向上做了报告，写出了书面材料，也就够了，一个科学家该尽的职责已经尽到了……难道他不明白，这一个部门的存在和这些麦秆蝇、螟蛾、锯蜂等所有这些昆虫被视为一股危险的力量，是同大量形形色色的人有着利害关系的——一些集体农庄因此就可以为所欲为，还有不少人也可以……
可能他也明白。他在自己长时间奔波于大小农庄之际，已饱看了那些玩忽职守的当家人如何千方百计为自己寻找借口。他大概是明白的，所以他做了斗争的准备。他掌握了新的分差统计法，同时还把农业昆虫学的作用进一步做了核实。现在他就用数字来头头是道地证明——能使人人深信不疑——苏联对昆虫在经济上的危害性的统计是如何缺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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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宣布柳比歇夫的学术观点是错误的，并且建议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取消他的博士学位。决议一致通过，但这并未使柳比歇夫着急。他认为，在学术方面，举手通过不说明任何问题，科学又不是国会，而且多数往往并不正确。
p244
历来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一个人忽然会感到有一种不受逻辑和理智支配的限度，感到有一种不可理解也不可解释的执着，出自良知或什么别的东西。“我坚持这么做，而且非这么做不可。”
p289
谁同现实妥协，谁就是对未来没有信心。
p315
原来，一生完全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么短暂。这里问题不在寿命长短，也不在工作安排得满满登登。柳比歇夫的经验在于充分使用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一小时中的每一分钟，时时考虑实效。
p316
如果我们自己慢慢吞吞，那么生活就不等人。
我们好像只能使用经过精选的时间；我们记得的只是一生中最精彩的时刻；半个小时对我们来说不算时间；我们只承认整段整段的时间，只承认不受客观环境和偶然事件干扰的大段时间。只有在这样的时间里，我们才打算大显身手。短一点的时间，我们马上会借口外界有干扰、客观条件不允许而难以用上。啊，不依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具有充分权力和理由的客观条件真是威力无比！把责任往它们身上一推，那是多么轻而易举啊……
p368
这是什么？是对自己心满意足吗？是妄自尊大吗？不，不，这是实现本人愿望的一种幸福。一个不断实现自己愿望，并为自己的愿望生活的人，能给人们带来最大的利益……由此产生了对自己而不是对别人——对别人我们都会，首先应当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他写的东西像是为自己写的，他用自己写的东西衡量自己。大部分名目繁多的论文都是为别人而写。从事写作是为了教导别人，而不是为了理解自己和在内心进行自我教育。我认识一些作家，他们从未从自己所写的东西中做出任何针对自己的结论。他们坚持的东西，同他们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当他们的书遭到反对时，他们就赶紧去捍卫它。教育的是别人，要求别人去思考，号召别人去行善……作者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也不愿把自己的论断用于自己身上，他认为自己有权把自己同别人区分开来。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是有益的，他为自己思想的正确性负责，而不是为他的思想是否同自己的生活和谐一致负责。两者相符或相悖，这并不重要，谁也管不着，重要的是自己才华横溢。有才华或是没有才华——一切正是围绕着这一点转动（最多也不过如此）。至于这个才华横溢的人自己信奉什么，他本人的道德如何，他是否遵循自己所号召的一切——这是次要的。
p372
最普遍的是，大部分人认为首先应当是环境和社会作用于人，社会有责任培养人的个性，使个体的个性臻于完善，并对个人的个性提出要求等，所以大部分人顺其自然，不对自己提要求。
柳比歇夫却不然，他自己对自己提出要求，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监视自己，自己向自己汇报。
是不是向自己汇报？仅仅向自己汇报吗？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弄明白主宰柳比歇夫的那种感情。这种感情多半是感到有天赋的生命是无价之宝：不仅生命只有一次，不可复得，而且生命中的每一天也同样具有这种只有一次、不可复得的性质。
p394
在他看来，浪费时间就好比夺走科学研究的时间，就好比滥用和抢走自己的服务对象的时间。他坚信，时间是最宝贵的财富，不能乱用到怄气上，不能乱用到竞争角逐或满足虚荣心上。在他看来，对待时间的态度是个道德问题。
p427
时间统计法不会扼杀灵感，因为人适应它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一切可能性。每个人能做的，比他所做的要多得多，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人能够达到的限度的一半。人的精神潜力在很大程度上还原封未动。
p431
如何能做得更多、更快、更好——如果只用这种观点对待时间统计法，那么得到的好处也只是附带的。这自然也很好，但还不够。关键在于一个人希望从生活中得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