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社会民主主义中的生机与糟粕

结论 社会民主主义中的生机与糟粕
乔治·奥威尔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这里有很多我不懂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我甚至不喜欢，但是我立即认识到它是一种值得为之奋斗的局势。
如果我们还要有国家，如果国家还要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一些作用，那么，社会民主主义的遗产就仍然有意义。过去能够教给我们一些东西。埃德蒙·伯克在怒气冲冲地批判法国革命的时候，警告过以未来的名义抛弃过去的幼稚倾向。他写道，社会“……不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且是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以及将要出生的人之间的合作关系”。
人们一般将这个观察看作保守主义。但是，伯克是对的。所有的政治理论，必须从一开始就不仅要理解我们与更好的未来的关系，而且也要理解我们与过去的成就的关系，包括我们自己的成就和前人的成就。左派对这个要求忽视了太长时间：我们太拘泥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急于把旧世界抛在脑后，对现存的一切都进行激进的批判。这种批判可能是重大变革的必要条件，但它也可能使我们误入危险的歧途。
因为，在现实中，我们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如那同一批浪漫主义者所知，我们植根于历史。但是，19世纪时，“历史”很舒服地端坐在急于变革的那一代人肩上。过去的机构是一种障碍。今天，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有不同的想法。我们欠我们的后代一个比我们所继承的世界更好的世界，但是，我们也对我们那些先人有所亏欠。
然而，社会民主主义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更坏的选择而保留有价值的机构。它也不需要如此。我们世界的很多问题可以最好地用古典政治思想的语言来抓住：我们本能地熟知不公正、不公平、不平等和不道德——我们只是忘记了如何谈论这些问题。社会民主主义曾经阐明过这些问题，直到它也迷失了路径。
在德国，批评者们指责社会民主党为了追求自私和偏狭的目的而抛弃了理想。整个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无法说出他们代表什么。保护和捍卫地方或局部利益是不够的。这样的算计，将德国的（或荷兰的或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看作是为德国人（或荷兰人或瑞士人）的诱惑，一直是存在的：今天它好像是胜利了。
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巴尔干——一个他们情愿一无所知的遥远地区——的暴行保持沉默，那些暴行的受害者并没有忘记这一点。社会民主主义者需要再次学会如何跨过国界进行思考：一个志在平等或社会公正的激进政治运动，却对更广泛的伦理挑战和人道理想充耳不闻，这是非常不符合逻辑的。
乔治·奥威尔曾经观察过，“将普通人吸引到社会主义、使他们愿意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的魔力’，就是平等的思想”。[1]今天仍是如此。正是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引起了如此多的社会病态。极端不平等的社会也是不稳定的社会。不平等会引起内部分裂，而且，迟早会引起内部斗争，其结果往往是不民主的。
从我那位12岁的对话者那里知道，小学生们又在讨论这些问题，这一点令我十分欣慰，尽管提及“社会主义”会使话题颤颤巍巍地停下。我1971年开始在大学教书时，学生们痴迷地谈论社会主义、革命、阶级冲突之类——涉及的常常是当时所称的“第三世界”：在靠近家门口的地方，这些问题好像基本上都解决了。后来的20年间，对话退回到了更关涉自我的问题：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和认同政治。在政治上更富有经验的人群中，出现了对人权和复兴“公民社会”语言的兴趣。1989年以后一个短暂的时期，西方大学的年轻人受到了不仅来自东欧和中国，而且也来自拉美和南非的解放活动的吸引：从奴役、强迫、压制和暴行中得到解放，是当时的伟大主题。
然后就是90年代：失去的20年中的头10年，繁荣和无限的个人发展的幻觉，取代了所有关于政治解放、社会公正或集体行动的讨论。在英语世界，撒切尔和里根的自私的非道德主义——用19世纪法国政治家基佐（Guizot）的话说，“发财！”（Enrichissez-vous）——让步给了婴儿潮一代政治家的空洞造句。在克林顿和布莱尔任内，大西洋世界踌躇满志地停滞下来。
直到80年代后期，很少能够碰到很有前途的学生表示对上商学院感兴趣。确实，商学院本身在北美之外基本上不为人所知。今天，这种愿望——和机构——都很普及了。在教室里，上一代对激进政治的热情也让位给了茫然的困惑。1971年，每个人都是，或者愿意被人认为是某种“马克思主义者”。到2000年时，只有少数本科生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意思，更少有人明白为什么它曾经风行一时。
我很高兴地带着这个念头结束这本书：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的边缘，那个自私的10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90年代的学生和后来的学生真的自私吗？所有方面都向他们保证激进的变行动的讨论。在英语世界，撒切尔和里根的自私的非道德主义——用19世纪法国政治家基佐（Guizot）的话说，“发财！”（Enrichissez-vous）——让步给了婴儿潮一代政治家的空洞造句。在克林顿和布莱尔任内，大西洋世界踌躇满志地停滞下来。
直到80年代后期，很少能够碰到很有前途的学生表示对上商学院感兴趣。确实，商学院本身在北美之外基本上不为人所知。今天，这种愿望——和机构——都很普及了。在教室里，上一代对激进政治的热情也让位给了茫然的困惑。1971年，每个人都是，或者愿意被人认为是某种“马克思主义者”。到2000年时，只有少数本科生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意思，更少有人明白为什么它曾经风行一时。
我很高兴地带着这个念头结束这本书：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的边缘，那个自私的10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90年代的学生和后来的学生真的自私吗？所有方面都向他们保证激进的变
化已经过去，他们在周围找不到可以遵循的榜样，没有可以参与的争论，没有可以追求的目标。如果你周围看见的每一个人生活的目标就是商业上的成功，那么，它就会成为除了极少数独立的年轻人以外的所有人的默认目标。托尔斯泰告诉我们，“没有人不能习惯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当他看见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些生活条件的时候”。
通过写这本书，我希望给那些试图根据我们的生活方式阐明自己目标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提供某些指导。但是，这还不够。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我们有责任批判性地看待我们的世界。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知道错在哪里，那么，我们必须根据这个认识行动起来。众所周知，哲学家迄今为止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关键是改变世界。
[1]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纽约：Mariner Books，1980年，1938年初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