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散摘

别的作家产量多，写了不少有份量的作品，也自有其贡献，但他们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透澈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
水晶著,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大地出版社,1973年09月第1版,第4页
中国观众最难应付的一点并不是低级趣味或是理解力差，而是他们太习惯于传奇。（张爱玲《<太太万岁>题记》）
对此，宋家宏先生总结为“失落者”心态，“她早年的身世影响了她人格心理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她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不幸的童年，没落的家庭，动荡的现实环境使她成为一个‘失落者’，造成她复杂的心理矛盾，‘失落感’是她基本的心理状态，从而导致了她精神上的悲观气质。她对人性是悲观的，对历史文明的发展也是悲观的，构成了她的人生悲剧意识。”
宋家宏：《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林语堂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关心社会，而这种家庭意识又不过是较大范围内的自私自利。”（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家庭、家族的利益和立场，即使生在相同的时代、读相同的书，对现实政治的看法也往往有根本性差异。原因在于，高门巨族是既得利益者，甚至直接是中国高层政治的现实参与者，在其中有着复杂的情感、利益与价值的现实纠葛。
张均著,张爱玲十五讲,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01,第12页
她的政治观念难道与这些旧家族子弟毫无共通之处？譬如，张爱玲会不会对清王朝抱有亲切的好感，会不会对民国世界抱有轻微的嘲讽，会不会对日本人抱有并不排斥的“平常心这些政治态度，出之于“失落者”张爱玲是正常的，但是把它公开地表述出来，就未必适宜了。所以张爱玲很少直接谈论政治。尤其，“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小说家张爱玲的“帝王”是高门巨族以外有着力量的大众。此类因素，使张爱玲对政治更加淡漠。但这并不表明她完全无政治观念，至少，在不会成为热血的爱国青年、对前清或入侵者缺乏仇恨等方面，她和她经常讥讽的遗老遗少颇为一致。“失落者”心态还影响了张爱玲对于文学传统的选择。……她解释为自己不喜欢写人生飞扬的一面，而愿意写人生安稳的一面；不愿写纪念碑式的事物，而愿意写日常事物，“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自己的文章》）这个解释倒不失为真实，但并未说透，难道《故乡》、《孔乙己》写的不是“日常事物”？其实关键在于，新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否定性的破坏力量”。（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鲁迅诸人写小说，实际上是通过有意设置的各种不同的人生故事，将旧的社会、政治、家族和文化讲述为“不正常的”、“不健全的”，从而确立新的政治、文化和人生的合法性，其中包含着服务于国家现代化的伦理改造和认同生产。而张爱玲，虽然也未必那么喜欢旧的，但对新的社会理想却无那般大的兴趣。新文学力图成为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的一个部分，而张爱玲对建立一个新民族国家并无热情。所以，她可能会欣赏老舍的幽默、赵树理的质朴，但整体上对新文学的“破坏”企图并无共鸣。她写小说，起笔时好像和鲁迅等人相似(如揭露金钱的奴隶、男权的枷锁等等但讲到结尾却拐到其他方向去了。她感伤，但并不批判；她讽刺，但并不摒弃。
P14-15
先世光华与家庭传承，除使张爱玲获得睥睨于世的文字，思想自信外，还直接促使她将文学视为自己情感与信仰的一个绝对来源。P25
……如果缺乏良好的教育与文学熏陶，很难设想张爱玲自童年起便会一直孜孜于文字，并显示过人才华。第二类“遗产”是指家世经历给予张爱玲的故事素材和社会经验，尤其是社会观察力。P27
但家世经历给予张爱玲的，除故事素材之外，还有对于旧式家族生活方式的熟稔。这种生活方式，除了一般婚迎嫁娶、酬酢往返之外，还有一种社会经验特别值得一说，那就是对欢场人生的了解。P28-29
1945年，张爱玲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留情代表着旧家族女性的普遍共识，在这一前提下，类似张爱玲这样的旧家少女，对于情恋会有怎样的期待与共识呢?这类“共识”的第一点就是天底下无好男人，是男人就必然三妻四妾，眠花宿柳。……这种从来如此的现实，迫使女性将一男多女的性关系看做常态，将男性对异性肉体无停息的追求看做人性的一部分。……她们不甚谈论或期待爱情。P36
“共识”的第二点，男子以貌取人乃不易之则。……按照男性的眼光与需求，女性不能不用身体来评价自己。这造成了特殊的自夸与自鄙。
“共识”的第三点是，既然爱是那么不可遇求、男子“纯粹以貌取人那么，女子就只能以财取人，寄望通过嫁人改变自己的命运。不仅大家族如此，小户人家更不例外。这类婚恋观在张爱玲小说中甚是普遍。……在这种价值观下，一个男人相貌如何，知识如何，工作是否勤勉，说到底并非最重要的。最要紧者是家底与身价。
P37
胡兰成还称从她的作品中“能看出弱者的爱与生命的力的挣扎”，比如《金锁记》中的长安，“她的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终于被她的母亲加上了一个难堪的尾巴”。
胡兰成：《论张爱玲》，《杂志》1944年第13卷第2-3期
胡兰成极力强调张爱玲作品“爱悦”的一面，实则可以商榷，但他将张爱玲的寻求定为“真实而安稳的人生”。不能不说十分到位。不久后张爱玲著《自己的文章》一文反驳迅雨(傅雷)的批评，其将自己与主流文学相区别的基本概念(“飞扬”／“安稳”)实即源于胡兰成的这篇文章。
P50
在张爱玲成长、生活的上等社会里，男人的魅力更直接来自善良、老实的反面，譬如《小艾》里说，“这五老爷在他们兄弟间很是一个人才'谈吐又漂亮，心计又深，老辈的亲戚们说起来，都说只有他一个人最有出息，颇有重振家声的希望。”“谈吐又漂亮，心计又深”的男人，表现于男女关系上，就是极善调情。有关调情的描写，张爱玲在现代文人中首屈一指。她的小说如此为现代都市男女所喜爱，与她对上等调情的精妙描写颇有关系。P53
当然，范柳原、佟振保也好，乔琪、哥儿达、姜季泽也好，这类人物在张爱玲小说中，往往是讽刺的对象，但你以为张爱玲对他们的态度就只有讽刺么？若真这样想，那就错谬万里了。张爱玲经常在小说中戏弄这类人物，但那是会心的一笑，半是喜爱半是讨厌的一骂。因为这类人物最大的一个特点也是聪明。一个眼神、一个姿势、一句语意双关的话，一个似假非真的动作，都会被他们弄得生动活泼、充满机趣。一个善良诚实的或者说是木讷笨拙的青年，会不出别人丢来的眼风，品不出微妙的言外之意，那岂不是“无味”至极？……说到底，张爱玲还是高门巨族里的“高等文化”的产物，她注意的、喜欢的、动心的男人，都是那类善于“高等调情”的男人。P54
“张爱玲小说与一般世情小说的表面上的极大相似性，给大部分读者造成一个印象，以为能够写出如此情景故事的人一定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这多半是个错误的假象。《传奇》世界表面上的涉事之深，并不得自于作者的深谙世故，实际上倒是常常依赖于从《金瓶梅红楼梦》到《歇浦潮海上花列传》等传统小说的帮助，影响张爱玲创作的这些‘潜在文本同时也使创作小说时的她显得比实际上更富于人生经验。”
张新颖. 日常生活的“不对”和“乱世”文明的毁坏——张爱玲创作中的现代“恐怖”和“虚无”[J]. 文艺争鸣, 2000(3):63-69.
她的目的根本就不在于要比小周更得宠，她要的是唯一的爱。而这一层，在胡兰成的“爱”的词典里，根本就不存在。说到底，他们对爱的理解差不多隔着几个时代。在张爱玲，她最终不能接受数美承欢的结局。对于多妻主义，她曾表示理性上可以接受，毕竟是数千年来中国的传统，但心理上终有不能释怀之处。她说：“如果另外的一个女人是你完全看不起的，那也是我们的自尊心所不能接受。结果也许你不得不努力地在她里面发现一些好处，使得你自己喜欢她。是有那样的心理的。当然，喜欢了之后，只有更敌视。”（《双声》）张爱玲只愿意胡兰成有唯一的爱的选择。得不到肯定的选择，她宁愿选择一个女人的尊严。那是怎样的尊严呢?1944年9月，在一篇名为《忘不了的画》的文章中，她谈到高更画作中一个有尊严的女性：“在我们的社会里，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如果与情爱无缘了还要想到爱，一定要碰到无数的小小的不如意，龌龊的刺恼，把自尊心弄的千疮百孔，她这里的确实没有一点渣滓的悲哀，因为是心平气和的，那木木的脸上还带着点不相干的微笑。”张爱玲不想把自己弄得千疮百孔，在一定程度上她也曾经委曲求全，但是那种委屈得有一个前提，她要求得到一份完整的爱，爱若已逝，她也就不会再委屈自己了。所以她对胡兰成说：“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P65-66
但是，张爱玲是人事两分的。她不太满意胡兰成的文字表演，但对自己的那段轰轰烈烈、沉醉忘我的爱恋，她却又是哀悯而怜惜的。“人生在世，不就是那么一回事”（《金锁记》），她怎么能够掂量得那么清楚？“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惘然记》），爱不取决于对方，而最重要的是自己曾经经历过、沉醉过。一个人的人生，设若平平常常，数十年如一Et般地流过，想来亦无甚生趣。总得有几件事情，支撑起漫长的平庸，总得有几许痴醉神迷、飞扬流丽的人生瞬刻，照亮漫长的黑夜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公寓生活记趣短暂的爱的岁月即是“人生即是人“结结实实生活过”的证据。生命不在于结果怎样，而在于过程的充盈与澄彻。事实上，无论后来她对胡兰成有怎样的怨怼，但在撰写、修改达二十余年的《小团圆》中，她还是那样沉醉地重返了自己的爱的岁月，不断去感受青春的光辉。而她的这种爱的感受，人生安稳而沉静的瞬间，在她后期新撰或改写的小说中时时可见：
重逢的情景他想过多少回了，等等到真的发生了，跟想的完全不一样，说不上来的不是味儿，心里老是恍恍惚惚的，走到弄堂里，天地全非，又小又远，像倒看望远镜一样。使他诧异的是外面天色还很亮。她憔悴多了。幸而她那微方的脸型，再瘦些也不会怎么走样。也幸而她不是跟从前一模一样，要不然一定是梦中相见，不是真的。（《半生缘》）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太晚了。店主把单据递给他，他往身上一揣快走她低声说。他脸上一呆，但是立刻明白了，跳起来夺门而出。（《色戒》）
这样的情境，这样的爱，是张爱玲在时光废墟上的漫徊逡巡。那种洞彻灵魂的瞬间，那种生命明亮而永恒的欢悦，与胡兰成或别的什么男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最重要的是她的灵魂的幽微的光亮。在晚年出版的《对照记》里，她未收入她生命中与她有过深切（胡兰成、桑弧、赖雅)的任何照片，倒不是记怨他们，而是他们具体何人，与她内心经历的悲欣交集的旅程并无关系。这就是张爱玲对生命的一份理解，既是对她自己，亦是对于广大的尘世。这或许，也是我们尘世中人对情爱应该持有的态度。
……
“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色戒》）
P71-73
张爱玲的讽刺或批判不可以理解成鲁迅式的(或“五四式”的）。这一点，王晓明先生说得极为明白：
她非但对人生怀有深深的绝望，而且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背向历史的姿态。她写人性，却绝少滑入揭发“国民性”的轨道：她也有佩刺，但那每每与社会批判无关；她似乎是写实的，但你不会想到说她是现实主义作家；她有时候甚至会令你记起“控诉”这个词，但她这控诉的指向是那样模糊，你根本就无法将它坐实。与沈从文相比，她的写作显然是富于个人性，她没有沈从文那么多的牵挂，她可以全神贯注于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细致感受，她的表情是那么平常，在这一点上，连萧红都比她不上。（王晓明：《张爱玲文学模式的意义及其影响》，《明报月刊》1999年第10期）
“假如其中有社会批判因素的话，那也是它的副部主题。张爱玲首先想在这险恶的环境，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环境之下展示人的脆弱。”（余彬：《张爱玲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张爱玲40年代小说改写了传统小说的英雄传奇的故事模式，而将现代普通人的生活样式作为现代传奇的新模式。……虽然这些人物也相遇了一个改天换地的大时代，却依然将世俗生趣——谈婚论嫁、娶妻生子、赚钱谋生、H常消遣、迎来送往等凡俗人生作为理想。就在这些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这些‘普通人’之问展开刀光剑影般的戏剧性冲突，上演了一幕幕虽不惊天动地，但也悲喜交织、你死我活的传奇故事。……如果说新文学主流写作大多将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富强作为英雄传奇叙事的家国理想，那么张爱玲40年代的小说则将世俗生活中安稳的一面视为永恒的理想。”
徐妍, 孔晓音. “张看”与“张腔张调”——张爱玲四十年代小说关感论[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9(6):57-67.
“物欲、情欲、虚荣，对人生一切物质层面上琐屑的计较、饱满的享受、热闹的追逐，正是基于精神深处对生命无常的恐惑，所以，才拼命想要攀住它们。生之喜悦和生之悲哀交织在一起，拥有与虚无彼此印证着，这就是张爱玲式的荒谬和苍凉。”
李新民. 张爱玲小说的讽刺艺术[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25(2):76-81.
——P140 她笔下的遗老遗少，看似与所谓封建文化、礼教制度有着诸多纠葛，但细究之下，又都源于“物欲、情欲、虚荣，对人生一切物质层面上琐屑的计较、饱满的享受、热闹的追逐”，与制度又有何相关呢？故而遗老遗少的故事，未必能增添多少我们关于旧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的批判，引发的却是有关人性的讽喻与洞察。……在中国式虚无主义者眼中，不存在一个将要取代现在的理想社会，有的只是乱世颓乱幻象背后人生苍白、虚空的本质。P140
张爱玲的忧患意识不仅来自当下的生存，她对整个人类生存的悲观主义理解，已经使她的作品蕴含广大而深远。读张爱玲的作品，我常想到古诗十九首。张爱玲天生有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人世沧桑之感。她没有将此种沧桑之感融人社会的时事政治描写，却将其融入了人世的日常生活创造。就此而言，张爱玲更纯粹是中国式的，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看透一切的彻底的悲观主义的情怀。
刘锋杰. 意识形态的迷雾——读柯灵《遥寄张爱玲》[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0, 28(4):81-90.
持这种世界观的人，有一种中国式的虚无主义。他们认为，世界本质上只是一个，它表面上是繁华热闹的，但本质上是虚空的，人世万物，最终都将化为虚空，“化为一股轻烟”(贾宝玉常用语)。因而，功名富贵也好，理想热情也好，皆无什么价值。所以，人生有意义的举动不是去献身未来或遥远的事物，而是抓住当下，享受此世，感受眼前事物的美。……一个人的一生不是要去实现某个具体目标，而应该是不断“看破”，看破功名，看破红尘。所谓“看破”，就是从一件事情的正面看到它的反面，从功名看到空无，从富贵看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P115
西方文学是“两个世界”观念之下的文学。这类文学作品往往把世界讲述成进步与落后的对立、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真实”，借以赋予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生的合法性。……而中国古典文学完全不这样。它是“一个世界”观念下的文学。古典诗人们没有计划颠覆身边这个世界而欢呼另一个世界的降临。他们知道，世界只有一个，而他们这些写诗的人，在这个世界只是一个过客。……诗人们内心不能不为虚空之感所充满。而文学，就成为抚平／抵抗虚空的最佳凭借。对此，斯蒂芬·欧文(宇文所安)有别具慧眼的研究。他认为，由于“惧怕湮没和消蚀”，“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同往事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往事再现的作用在于“用残存的碎片”使人‘‘设法构想失去的整体”，“把现在同过去联结起来，把我们引向已经消逝的完整的情景”，从而使“已经物故的过去像幽灵似地通过艺术回到眼前”。（美.斯蒂芬·欧文：《追忆·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这正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秘密：通过对往事的再现捕捉逝去的岁月，通过对生命的复活来抵挡生命的消失。
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张爱玲 《中国人的宗教》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人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儿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
——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收《再读张爱玲》，刘绍铭等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
张爱玲出身于贵族之家，……家庭环境给予张爱玲的体验必然是双重的、分裂的：一方面那种众星捧月、悠游自在的生活使张爱玲比常人更能感受到一种实在的物欲的愉悦和温暖，使她更能理解琐碎生活中包含的生命情趣，这种体验形成张爱玲思想中的世俗趋向与市民趣味；另一方面，笼罩着家庭的那种颓废没落、压抑、滞缓的气氛又使张爱玲切身地感到生活的虚无、荒诞以及命运的无常，特别是由于她与继母的冲突向导致的父亲对她的关押、威胁——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使她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所谓人伦亲情的虚伪与冷酷，从而对人生以及人性产生深刻的怀疑，而那种过早产生的死亡意识、死亡威胁使张爱玲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整体存在的空无。可以说，对人类生存背景和世界的整体性意义产生深刻的怀疑与否定以及对自我、现在、生活细节、生命过程的肯定，构成张爱玲人生观分裂、对峙的两面。
——孔范今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946-947页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我们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那些捉摸不定、富有魅力却又难以达到的目标，同时紧紧抓住仅有的几件我们清楚会给自己带来幸福的东西。我们常常喜欢回归自然，以之为一切美和幸福的永恒源泉。尽管丧失了进步与国力，我们还是能够敞开窗户欣赏金蝉的鸣声和秋天的落叶，呼吸菊花的芬芳。秋月朗照之下，我们感到心满意足。”（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页）张爱玲对民族、国家从无兴致，那仅是不可预测的乱世。在乱世岁月，她于文字中寻求的，自然不是教育或启发什么人，而是捕捉自己的“今朝之欢”。不过，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充斥着汽车、电影和西式面包香气的大都市里，她的欣赏对象就不再是陶渊明或王维时代的“自然”了，而是那些世俗里弄的场景。甚至也不限于自然物，而是那些或卑微或高贵人物一生中的闪亮瞬间。P123
虚无主义的哲学底子与物质主义的欢脱细节，因此在此错配有致，成为张爱玲讲故事的基本格局。……如果说张爱玲小说多系悲剧，那她这种悲剧是很中国化的，而与现代文人写的悲剧大异其趣。其特点，宋家宏有过总结，“她在悲剧与喜剧融合的方式上，有一个基本特色，即随着小说叙事的推进，喜剧因素由强至弱，悲剧因素由弱至强。但从始至终，两者皆不会完全消失。小说开篇时，悲剧因素以潜流的方式存在，不时闪现，逐渐浮出表面，越来越浓重；小说结尾时，喜剧因素沉到悲剧因素的下面去了。”（王德威. 落地的麦子不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页）
P125
晚清以来，知识界在深重的现实危机中普遍接受了西方的启蒙主义和历史主义话语，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调节异质分布”（regulat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heterogeneou）的叙事系统。该系统之要义在于根据所谓文明与愚昧、自由与专制相互冲突的历史赋予故事中的人物以某种抽象本质五四”文学秉承黑格尔的启蒙遗产：根据自由意识实现程度的差异赋予人物不同本质，阿Q、祥林嫂和孔乙己是传统文化钳制下的不自由者，爱牟和于质夫则是现实社会压制下的不自由者。稍后，左翼文学秉承马克思经济化、政治化了的历史理念，将农民与地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革命者与反革命者我们”和“他们”分别赋予了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不同本质。显然，个体在历史中的受奴役和受压迫位置足以给予其追求合理自由的充分理由。个人只要在普遍历史中获得不自由的本质，他朝向自由的奋争便具有充分的正当，反之，个人若被赋予遏制自由的本质，其毁灭也必被视为合理。故现代文学论证自由故事的合法性，首先即是以不同的历史本质对各种原生的人物予以调节和区分，使之获得不同的隐喻意义。由此又自然解决了个人价值如何生成的问题。个人因秉有历史本质的差异，存在正面人物(促进历史)与反面人物(阻碍历史)之分。在“五四”之后《家》和《暴风骤雨》这样的文本中，正、反面人物还从历史中发现了各自的价值之源。对于觉慧、林道静等正面人物来说，人生的价值在于认识、理解历史规律，并从这种规律中去寻求献身的人生意义。其献身的对象是历史正义，即致力于国家富强与民众幸福的庄严事业。这种叙事方法对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意义极大。
P127
无论从哪方面讲，张爱玲的写作都是本土文学经验的有力见证者。她描写了大量在西方启蒙主义、历史主义视野之外的人物，她将虚无主义重新引入现代文学，使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典文学在现代白话文写作中获得创造性转化。
P128
在揭示这种虚无哲学的叙事方法上，张爱玲亦不免过于便捷。在《红楼梦》中，曹雪芹通过漫长的人世离合、细致的世相表述、日常却又惊心的心灵旅程，一层一层地逼近了这种哲学。然而张爱玲却是采用蒙太奇手法，隔着十年或三十年，两个画面一对接，便将这种哲学点将出来。P130
张爱玲实际上都是用巧妙、快捷的方法将人生虚无的“真相”提示给读者，而不是让他们在层层叠叠的人生中忽然悟透生命。置之短篇小说，这当然可算技法过人。但就古典文化的博大深远而言，又不免有“速成”之意。P131
范柳原也好，乔琪也好，振保也好，他们理解的两性关系终究是在“高等调情”之上，而非所谓“爱”。爱有责任，“上等的调情”则只是两情相悦，所谓聚散随缘，彼此不粘滞。P144
这样的浪荡子弟和他们的“爱”，在民族国家叙事里找不到恰切位置。在那里，男人只有两个品种：觉醒者和愚昧者，认识到自己被人奴役的人和认识不到自己奴隶处境的人。佟振保、范柳原、乔琪、哥儿达等等人物，是“觉醒者”，还是“愚昧者”?他们似乎从未思考过民族国家的小说家们预设的叙事概念，换句话，鲁迅、巴金等新文学作家念兹在兹的绝大命题，在范柳原、佟振保的生活中，从未存在过。对他们而言，从未存在过的问题就等于是不真实的问题。而对张爱玲来说，用不真实的问题驱遣文字、人物和命运，权且称之为“新文艺腔”可矣。P149
为抵抗内心那种弥漫的虚无，她也愿意相信人世的温暖与亲切。P154
一个在女人面前显得聪明、机趣的男人，其实在展示自己，给自己的“捕猎”酝酿氛围，而一个“无趣”、无话的男人，则很可能是在从未遭遇的爱的面前仓皇，无经验，同时又对对方的魂灵充满虔敬之心，生怕碰坏了那种不可靠近的美丽。P155
这类远离所谓“杀父书写”的理想男性终究最少引起读者兴味。遗老遗少的事迹可以助人认识、感受旧的高门巨族的奢华与颓废，虽然张爱玲总欲脱离这样的家，但于读者却是新鲜的、可以寄予想象的。浪荡子弟的“高等调情”更能激起人对冒险、情欲、诱惑等非常事物的替代性体验，而那种从一而终、相濡以沫的爱，既不能满足文学史家“国民性批判”的预期，又非大众读者在阅读中愿意期待的。尽管我们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会承认此类情爱的价值，但在“别人的故事”中，我更愿领略到浪漫、危险和惊心动魄，哪怕它只是生命的短暂闪耀，哪怕“别人”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P157
这是一群缺乏力量的女性。无论太太、姨太太，还是小姐，他们都仰赖于丈夫或者父亲的爱而生活，假如这“爱”真的存在。然而这种“爱”是那么稀疏，她们无需历尽“无数的风波”便已看得透彻。陷入无爱之地，她们却又无路可去，就只能眼看着自己在一片虚空中下沉。……在巴金式的民族国家书写中，这类女性的命运肯定会被写成一个民族／文化衰败和重建的寓言。理查德·卡尼说叙事虚构就是有治疗与变革功能的幻想”（英.理查德·卡尼：《故事离真实有多远》，王广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巴金等就要通过不幸的“女奴”的悲剧来破“旧”立“新然而张爱玲不关心怎样在批判旧的文化的讲述中暗寓对新的文化的召唤。她没那般兴致。她希望昭示的是，人生本幻，这类女性的不幸，未必因为“女奴”的制度性位置，而直接就是人生苍白本相的一部分，没有改变的可能。P168-169
我写到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原谅，有时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我看苏青》）
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无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谈女人》）
《传奇》里描写的世界，上至清末，下迄中日战争；这世界里面的房屋、家具、服装等等，都整齐而完备。她的视觉想象，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keats)那样华丽的程度。至少她的女角所穿的衣服，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经她详细描写的。自从《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恐怕还没有一部对闺阁下过这么一番写实的功夫。但是红楼梦所写的是一个静止的社会，道德标准和女人服装从卷首到卷尾，都没有变迁。张爱玲所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头在变，所不变者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现出来足以补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她在她的丰富的意象里面，把优美和丑恶、不变的物质和可变的人生，都随时作出技巧的对比。她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这种看法是近代人的看法。
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周芬玲也谈到这一层，“在古典小说中，我们可以大量跟题旨无关的细节描述，如服饰、饮食、生活起居等或诗词等作无止尽的感性抒发，在新文学的价值体系下，这些都被视为不合时宜、保守落后的现象，如茅盾就极力反对这类小说的叙述方法，认为它们只是在‘记账’而不是在‘描写’。”
周芬玲：《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页
张爱玲作品一向以浓丽细致著称，白描人生琐碎阴暗的层面，尤是令人称道。但我以为她的成就不在。睢妙惟肖’这类的模拟特征；恰恰相反，正因为明白了生命的紊乱无明，张才得以把她的精神肆意挥洒在浮世的细节里。
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童言无忌》）
服饰是一种符号，“一面是样式、布料、颜色，而另一面是场合、职业、状态、方式，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其简化为一面是服装，另一面是世事。”（罗兰·巴特《流行体系》）P262
中国人善于在极普通的饮食生活中咀嚼人生的美好与意义，哲学家更是如此。庄子认为上古社会最美好，最值得人们回忆与追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可以“鼓腹而游也就是说吃饱喝足之后能充分享受人生的乐趣。当然不能说先民没有过痛苦的追求，……但不管是谁，当他们离开了诗人情绪的时候，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奉行中国人的生活准则的。像苏东坡刚刚在《前赤壁赋》中感慨完“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对于人生短暂寄予了无穷的悲慨，可是诗人善于自解，用相对主义抹杀了长短寿天、盈虚消长的差别，后面马上就是“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吃喝解决人生的苦闷，因此在春秋时代人们就说“惟食无忧”。
王学泰：《中国饮食文化思想》，《传承》2008年第21期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自己的文章》）
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王安忆散文》）
事实的确不像鱼贩子案板上的鱼。事实就像在浩瀚的，有时也是深不可测的海洋中游泳的鱼；历史学家钓到什么样的事实，部分取决于运气，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历史学家喜欢在海岸的什么位置钓鱼，取决于他喜欢用什么样的钓鱼用具钓鱼...当然，这两个因素是由历史学家想捕捉什么样的鱼来决定的。（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08页）
阅读文学作品是摆脱荒谬的人类生存条件的一种办法。
它临时割断了读者个人与周围世界的联系，但又使读者与作品中的宇宙建立起新的关系。
法.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安徽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人们觉得一样东西时间越长，就越引人注目，这仿佛是一个普遍现象，当你能够看出一个东西年代很长，它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质地，甚至对于眼睛而言也是如此。
德.耶尔恩·吕森等：《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人们通过阅读张爱玲，希望获得一种闲逸，经历一种远离当前的人人事事，乃至体验某种虚拟的上等社会的消费想象。P395-396
尚·布什亚（鲍德里亚)所言，“（消费)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事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信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的实质；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
法.尚·布希亚：《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
被浮躁的世风所消解了的张爱玲需提及的是，张爱玲的读者群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多为正在形成中的白领或是学院中人。然而从普遍的阅读接受来看，除却专业研究者，恐怕少有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张爱玲作品中深蕴的悲凉，以及那种于人生的“惘惘的威胁...张爱玲的作品中隐藏着的式微破落的颓势，对私人生活关注背后的犬儒，对价值的嘲弄与颠覆，以及对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这一切，大都被浮躁的阅读心态给忽略和消解了。
温儒敏著. 文学课堂：温儒敏文学史论集[M].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