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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R
读过 娱乐至死 童年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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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电视广告已经成为政治话语最本质的象征。
通过用图像代替语言,图像广告使感染力成为消费者选择商品的依据,而不再是实践的检验。理性和广告早已背道而驰,我们几乎已经忘记它们之间曾经还存在着某种联系。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电视广告的对象不是产品的品质,而是那些产品消费者的品质。
广告商需要知道的不是产品有什么好处,而是购买者有什么问题。于是,企业开支的重心从产品开发转向了市场调查。电视广告把企业从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引向了设法使消费者感觉产品有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已经成为一种伪疗法,消费者成了信赖心理表演疗法【表演疗法:一种通过演剧治疗精神病的方法,实施时由患者担任有关本人病例的角色,在其他病人及医生的帮助下作即兴表演,以收到调养心理的疗效。——译注】的病人。    
他鄙视的对象是那些惯用宣传和欺骗的政客,他没有想到,“为站不住脚的观点辩护”可以成为一种娱乐方式。他害怕的是作为欺骗者的政客,而不是作为娱乐者的政客。
。他明白,在一个电视和其他视觉媒介占据重要地位的世界里,“政治知识”是意味着图像,而不是文字。
说得深入一点,电视广告的主题是教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而且,电视广告具有栩栩如生的图像,通过这些图像我们可以轻松地学会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如短小简单的信息优于冗长复杂的信息,表演优于说理,得到解决方法优于面对问题。这些观点自然要影响我们看待政治话语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会把电视广告中传递或强化的一些涉及政治的观点视为常理。例如,一个已经看过百万条广告的观众可能会认为,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可以或应该通过简单的方式得到快速的解决;复杂的语言无法让人信任,戏剧的表达方式适用于所有问题;争论让人反胃,而且只能让人心生疑惑。
在我年轻时的一个11月,我对是否选举一个*党人的市长候选人感到犹豫不决,因为我觉得他既愚蠢又*。“这有什么关系?”我的父亲对我说,“所有的*党候选人都是既愚蠢又*的,但是你想让共和党赢吗?”他的意思是,一个明智的选民应该选择能够代表他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视角的党派,选举“最佳人选”在他看来纯属幼稚之谈。他从不怀疑共和党里有相当出色的人物,但他知道他们不会为他这个阶级讲话。他非常欣赏纽约坦曼尼协会【坦曼尼协会(TammanyHall):成立于1789年的纽约市一*党实力派组织。——译注】鼎盛时期的领导人蒂姆·沙利文的态度。
这就是所有成功电视广告的经验:它们给我们一个口号、一个象征或一个为观众创造出引人注目的形象的焦点。
我想说的是,就像电视广告为了起到心理疗法的作用而必须舍弃真实可信的产品信息一样,形象政治为了同样的目的也必须舍弃真实可信的政治内容。
从电视媒介的角度来看,代表历史的正是作为电视屏幕背景的那一片“灰色的混沌”。在娱乐业和形象政治的时代里,政治话语不仅舍弃了思想,而且还舍弃了历史。
我觉得历史学家卡尔·肖斯科的观点非常切中要害,他说,现代人对于历史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换句话说,导致历史消失的是人们事不关己的态度,而不是他们的固执和无知。电视业的业内人士比尔·莫耶斯的话更是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担心我的这个行业……推波助澜地会使这个时代成为充满遗忘症患者的焦虑时代……我们美国人似乎知道过去24小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而对过去60个世纪或60年里发生的事情却知之甚少。”【引自1984年3月27日在纽约市犹太博物馆举行的全国犹太广播档案会议上的讲话。】特伦斯·莫兰认为,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断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他说,没有了连续性和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莫兰,《1984年的政治:这就是娱乐》,夏季刊,1984,第125页。】我们不是拒绝记忆,我们也没有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如果记忆不仅仅是怀旧,那么语境就应该成为记忆的基本条件——理论、洞察力、比喻——某种可以组织和明辨事实的东西。但是,图像和瞬间即逝的新闻无法提供给我们语境。镜子只能照出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它无法告诉我们昨天的情况。因为有了电视,我们便纵身跃入了一个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时世界。亨利·福特说:“历史是一派胡言。”亨利·福特能这么说,他对印刷术的态度应该算是乐观的。对他的这番高论,电源插头的回答是:“历史根本不存在。”
赫胥黎的预测更接近事实: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在同一篇文章中,格布纳写道:
自由不是靠关掉电视实现的。电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生活中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不会关掉电视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直接从电视得到某种信息,我们也会通过其他人得到它。
简单地说,学生的阅读自由并没有因为长岛或阿纳海姆或任何其他地方的书被禁而受到损害,而是像格布纳所说的,电视在损害了学生的阅读自由之后,却仍然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电视不是禁止书籍,而是要取代书籍。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由电视的经济和象征结构造成的。那些经营电视的人从来没有限制我们获得信息,而是不断扩大我们获得信息的途径。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缺少过娱乐自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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