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事精神。

 
前章所述曾氏治事的精神，为其可以代表他的整个人生，故言之不厌其详。
他的治事精神，除开律己之外，第一步便要数到他的治家。他们兄弟五人：曾氏居长，次国潢字澄侯，次国华字温甫，次国荃字沅甫，季国葆字季洪.
他这四个弟弟之中，国潢是留在家中专理家务的，国华、国荃、国葆都由曾氏教导成人，至于显达。
后来国华是死庐州三河之难的，国葆佐国荃解安庆之围，将迫金陵积劳病死。国荃攻克金陵，收戡定之大功。他们办事精神都与乃兄相仿佛。家务虽由澄侯料理，但是我们看他的家书，关于治家之道，教子之方，处处都感觉可为世法。
我们更感觉他在戎马倥偬之间，万难集于一身，而对家中琐屑，犹能如此周密仔细，一方面见得他精力过人，治事的精神无乎不在，一方面也见得他对先世家风，谦守勿失，惟恐以自己地位增高，家中子弟有所仗倚，而流于骄侈，致失家风，遗误子弟。所以他对治家一事，自己虽不能在家，却无时无刻不在心头，虽在极忙之时，家信总未尝或缺，且写来总是详详细细，无微不至。
曾氏先世有很严肃的家风，多半是他祖父星冈公所铸成；星冈公虽未显达，但是治家教子，皆有成规，国藩少时，颇受熏陶，终其身未忘祖父之遗教，而其治事规模，亦大抵与其祖父类似；故尝斤斤于其祖父已成之家风，而惟恐或失。
他尝说：“余于起居饮食，按时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为，庶几不坠家风。”然所谓家风，究竟如何呢？据《曾文正公大事纪》前面所载星冈公的一段言论，最可见得一般.....
这一段言论，是曾氏家风的创轫，国藩本人的条理规模，及其治家教子，都一本之于此。他与纪泽的信中尝说道：“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治家之法，第一要起早，第二要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同时又把星冈公治家之法，归纳成“八字”、“三不信”。八字者：早、扫、考、宝、书、蔬、鱼、猪。他自己解释道：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乡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书、蔬、鱼、猪，即读书、种菜、蓄鱼、养猪也。三不信：就是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此可以完全包括星冈公之家法了。原来中国家庭制度，过于庞杂，治家一事，自古为难，一家之中，老幼贤愚不等，问题乃自此而生。若再拘泥于什么“五世同堂”、“九世同居”一些老调，这家庭的丑剧与惨剧，便要层出不穷了。故往往有才力很好，事业很好，而家庭无办法者，实屡见而不一见。曾氏所赖以维持者，大部份就在这固有的家风；因为既成了一种风气，而又由主人躬自力行，则一家之中，将认为天经地义，虽有不肖，不敢侵犯。至于五世同堂、九世同居等话，他虽未公然反对，但是事实上他们兄弟后来都是析居的；因为这样才能洽乎人情，而保全恩爱，我们看他的家书，见他们兄弟感情的纯笃，处处足使今之有兄弟者，赞叹愧服。然其所以致此者，自然是他们兄弟之中——尤其是居长兄地位的国藩，能躬自勤俭，互相肫挚，然亦因为先世已有醇厚家风，只须恪遵勿失，即可光其余绪，然而没有国藩这样光前裕后的承嗣精神，为诸弟先，为一家表，则星冈公之遗范，亦未可知也。兹述曾氏承嗣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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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极方面者：归纳起来，盖不出于戒骄、戒奢。大概仕宦子弟，能免此者，确不甚易。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左右前后，趋承奉候者，既无微不至，则其势必至于骄奢，不知稼穑艰难。故仕宦子弟，犹能勤俭谦和，忘其权势者，真是绝无而仅有了。然而亦因此之故，仕宦子弟，贤能向上，也很难得；更因此之故，仕宦之家，能维持三代四代，不堕家声者，亦不多见。而其原因，则莫不由于在势之时，子弟骄奢淫佚之所致。所以他对这两件事，真是战战兢兢，不敢或忽。他尝谓：“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子孙能自树立，多读书，无骄矜习气。”因此他《日记》与《家书》中，记载戒骄奢之处，不一而足，兹录数段如下。
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日记》）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致纪泽）
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淫佚矣。（咸丰四年四月十四日致诸弟）
在这几段中，他把骄奢淫佚之害，完全归在一个“骄”字病根上；因为骄便会奢，便会淫，便会佚，便会无恶不作，而其总因，则又因父兄为达官时，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在他意思，子弟不能拾柴收粪，插田莳禾，便叫做骄；衣食俯拾即得，即叫做奢。所以他教子侄，须半耕半读，不准有半点官气，不准舆车马仆从，凡家中一切事务，均须子侄一一为之，以力戒骄奢怠惰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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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所训导于家庭的，就是勤俭。“勤”字原是他整个治学方法中的骨干。除了这个字，他的一切治学方法，都成空文；除了这个字，他的毕生事业，亦无由表现。因此他对子侄的训导，尤注意于此点。据崇德老人年谱云：“同治二年，欧阳太夫人率儿女媳孙自家到安庆督署，……仅携村妪一人，月给工资八百文，适袁姊有小婢一人，适罗姊则并婢无之，房中粗事亦取办于母氏房中村妪，乃于安庆以十余缗买一婢，为文正所知，大加申斥，遂以转赠仲嫂母家郭氏，文正驭家严肃守俭若此。嫂氏及诸姊等梳妆，不敢假手于婢媪也。”故在他的家书中，对于勤俭，总是反复叮咛。
嗣后诸男在家勤洒扫，出门莫坐轿，诸女学洗衣，学煮菜烧茶，……至于家中用度，断不可不分，凡吃药染布及在省在县托买货物，若不分明，则彼此以多为贵，以奢为尚，漫无节制，此败家之气象也。务要分别用度，力求节省。（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致诸弟
甲三、甲五等兄弟，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则为患害，又不可过于安逸偷惰。……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咸丰五年八月二十七致诸弟）
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年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余，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致纪泽）
这几段见得他对家庭子侄的习勤习俭，可算无时或忘。以他这
还有一件，可算是他训导子弟最后目标，也可以说是他治家的当然结果，原可以不须他斤斤注意，然而他却不敢或忽；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家道的悠久，就是要希望他的家庭气运，不要由他一世而斩。如何才能达到这个愿望呢？则须在势之时，善自惜福，而又有贤子孙者，庶乎这个愿望不难达到。他说：
平日最好以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星冈公昔年待人，无论贵贱老少，纯是一团和气，独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凛凛不可犯；盖亦具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度，流于放肆也。余于弟营保举银钱军械等事，每每稍示节制，亦犹本“花未全开月未圆”之义。（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致沅浦）
悠久气象，是他治家的最大愿望，而时时存现于心目中者，则为“花未全开月未圆”的现象。有了这个现象在心目中，更有一个求悠久的最后目标，自然不敢想偷安佚乐，富贵骄人，并且还要战战兢兢，以此为戒了。他有这样深远的眼光，去维持他那世代相传的严肃家风，故其子孙亦能如其所期，代有闻人，此不得不令人感念曾氏治家教子的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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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祁门北逾羊栈岭,直趋国藩大营。祁门危险万分,文报饷路,几于不通,有人劝国藩退师,国藩不听,悬剑帐外以自矢曰：“去此一步无死所！”坚忍数旬，至十一年正月左宗棠击乐平,六战皆捷,乃通赣皖运输之道,而国茎亦大破陈玉成于安庆,遗书国藩谓“株守偏陬无益,宜出大江规全局”。国藩战略,乃为之一变。
 
曾氏先世有很严肃的家风,多半是他祖父星冈公所铸成;星冈公虽末显达,但是治家教子,皆有成规,国藩少时,颇受熏陶，终其身未忘祖父之遗教,而其治事规模,亦大抵与其祖父类似;故尝斤斤于其祖父已成之家风,而惟恐或失。他尝说:"余于起居饮食,按时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为,庶几不坠家风。”然所谓家风,究竟如何呢?据《曾文正公大事纪》前面所载星冈公的一段言论,最可见得一般。星冈公之言曰:
吾少耽游情,往还乡潭市肆，与装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赏马徒行, 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帽山下，龙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吟,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引水,听虫鸟鸣
国荃既克安庆,乃回湘增募新军,转回安庆。其弟国葆亦从兄转战,所向有功。国藩乃以规取金陵事付之国荃、国葆,又因苏常迭陷,乃疏荐道员李鸿章才大心细,堪膺疆寄,令仿湘军营制, 自练淮军,并选名将程学启、郭松林以助之,命规复苏州, 自己则由祁门移驻安庆,指挥众军。计国藩此时所指挥者,除国荃、鸿章之师外,左宗棠规取全浙之师,江北多隆阿围庐之师,李续宜援颖之师,江南鲍超进攻宁国之师,张运兰防剿微州之师,杨岳斌、彭玉麟肃清下游之师,与袁甲三、李世忠淮上之师,都兴阿扬州之师,冯子材镇江之师,均奉命受国节制,军政统一,战事乃日有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