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6页 美国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印象和美国的政治传统

       美国政治过去是，可能现在仍然是具有独特性的政治，它具备天赋的高度的道德统一性。在这个社会中，基本的价值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问题都将作为方法问题“在潜在的和绝对自由的信念中”得到解决。有一种看法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念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自动的得到解释：这种解释是我们特有的某些地理和历史事实所赐予我们的”。美国价值观念的“赐予”隐藏了在基本原则上达成协议的重要性，而美国制度令人惊异的活力正是出自这些基本原则。美国民主奇迹般的成就使人们注意到它的政府制度的具体细节和性能，而他们却对政治理论，特别是有关基本的政治价值观念和设想的理论缺乏兴趣，这种理论对美国生活来说似乎是多余的。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道德统一性妨碍了对美国政治传统的长处和缺陷的认识的形成，阻止了自觉的国家目的的成熟。
        这个总的政治传统影响了为国家提供思想指导的学术研究的发展。许多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学术权威由于主张在事实与价值观念、科学与哲学之间划分界限，故而从20世纪开始，便放弃了对现时代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理论的含义作出解释这一传统角色。相反，他们认为，他们的任务是以自然科学的方式去耐心细致的证实事实的命题或解释科学理论。这种情形使普通的美国人在美国民主的含义和理论基础问题上得不到充分的指导。当然，由于政治问题与更加深刻的价值观念问题不可分割的纠缠在一起，因此即使是政治科学家也不可避免的要对有关民主的定义这一类的政治哲学问题进行思索。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用伯纳德·克里克的话说：“相信美国思维的统一性和明确性的后果之一是学术思维与民众思维的极其接近。”
       美国生活中的道德统一性和一致性着重强调了以自身的形象看待外界事物，以自己的设想判断外国生活这一自然倾向。由于美国价值观念的“赐予”含义掩盖了人们普遍和无保留的接受自由主义这一信条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美国人倾向于蔑视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在其他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美国人对自己社会深刻的哲学问题缺乏兴趣可以与他们对国外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极端无知相媲美。因而，当美国对它的政治实力和影响充满信心时，它与革命运动及其政权的对抗并没有使美国人警觉，没有使他们对革命者目的上的严肃性和美国人自己在国家目的上的不充分的认识之间进行对照。相反，许多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官员过低估计了在革命运动中个人和集团对意识形态的承诺，过低评价了在建立政府时所做的关于制度和社会的承诺。他们乐于捕捉细微的离经叛道的迹象，或对现实所作的策略调整，用它说明“倒退”或背教。此外，美国的政治影响往往来自经济实力，并以经济关系的形式出现。这个事实使美国领导人更加蔑视意识形态，而过高估计经济实力的功效，使他们更加相信，美国经济援助的具体形式可以改变革命集团的政治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领导人容易受到外国领导人的口头表白和谋求私利的那些同胞们的著作的影响。因而，认为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是“倒退派”、“土改派”和美国类型的民主的提倡者的看法与其说是由于受到阴谋集团的影响，还不如说这些概念的根源出自美国的政治传统。至于美国政策和观点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别有用心的那些人的著作的影响，仍然是因为美国的政治传统使美国官员和学者易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