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6页 孔子的“失误”

洛阳的建立是为了巩固周王室在原属商人的土地的存在，而曲阜则是一个新的政治体的所在地，以便周王室的一个氏族（姬姓）受封到前商王朝的边远地区宣示主权。与周文化圈北疆的晋国一样，鲁国建于东疆，为的是监控该区域原有的小国，位于东北的燕国也是一个类似的政治体。晋、鲁和燕国的统治者都是周王室的低行辈支族，因而都属于姬姓。据说鲁国名义上的始封之君就是周公，后来孔子张冠李戴，错把周代礼制的创立归功于他。（后来夸大周公在建立周制的作用，可能与孔子及其主要的几个弟子都来自鲁国有关。）《左传》记载“殷民六族”归周公的儿子、第一个常驻鲁国的国君伯禽管辖；并提到鲁国建在原商人的同盟奄国的故土上，其原住民可能是新政治体的核心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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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h中也发现了不少西周和东周时期的“周人”墓葬实行人殉的例子，既有原商文化圈的，也有这之外的（如宝鸡、天马-曲村、琉璃河及上马墓地）。琉璃河燕国墓葬的发掘报告明确把人牲视为商文化的孑遗。但我们认为，周人及非商同盟并不反对这种行为。相反，这种对周代“人道主义”的美化，可能来自很久之后孔子反对人牲（并且受意识形态的驱使）臆想。即使在孔子本人所处的时代，也有考古证据显示，在靠近曲阜孔子老家的地方仍在使用人牲。商代到西周人牲的显著减少（仍需得到统计分析的验证，并且还要考虑等级规格和实际规格之间的关系），至多可以看做是迈向“原始儒家思想”的试探性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