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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 转入到新时代 由元首制 由二帝四帝共治体系转变为绝对君主制。君权稳固而更迭相对也不像五贤帝时代后的乱世那样你方唱罢我登场地折腾了。但是 并不美好 乃至于说 可算是看到现在（对历史事件本身）最生厌的一卷。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两人先后的改革 或是视野太窄或是私心太甚 对于罗马帝国的社会体制与罗马精神而言 带来的毁灭性质的消损.本卷另一个重点主题 是君主主导的政策变化之下 基督教在当时的发展情状以及对于帝国的影响 。君士坦丁堪比国贼 另立体制 另建都城 不仅不打压还升格基督教的做法 简直罄竹难书。
Date: Wednesday, September 5, 2018 4:21:18 PM
《前言》
在写作罗马通史的过程中，我有两点深切的感受：第一，一个人的幸与不幸与他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资质、才能、努力程度，在时代面前都不值得一提。因此，我不想将这本书当成总结成功经验或者失败教训的读物来写。在我看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不是可以简单概括的。第二，无论何种改革，只要不体现当事人的意志，都只能以失败收场。 戴克里先也好，君士坦丁也罢，为了重振江河日下的罗马帝国，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无论是增强军事力量还是承认基督教，都与传统“罗马式的政策”相背离。也许这种转变，反而正好说明帝国已经穷途末路。
第一章 《戴克里先时代 （公元 284—305 年）》
进入帝国时期以后，“引进异族分子”成为帝国的基本国策。这已经不再像共和时期那样，全凭皇帝个人的性格决定，必须仰赖出现像恺撒这样思想开放、头脑灵活的领导人才会实行。现在成了国策以后，则不管谁做皇帝，都必须遵照执行。当然，这一点，也要归功于恺撒的继任者奥古斯都，他认为养父恺撒的行事方针有助于罗马的国家发展。
此外，奥古斯都还进一步设立了辅助兵制度。这项制度的最大特色在于，行省居民，即被罗马征服归属的人民，可以自愿选择参军，且服役满25年就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只要想想不久前这些人还被罗马人称为“蛮族”，就可以知道罗马人思想有多么开放，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有多强。这种情况下取得的罗马公民权具有世袭的性质，因此辅助兵的下一代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未来他们就可以堂堂正正地报名参加正规军团，并且在军团中也不会受到任何歧视，完全凭个人资历和才干来升迁。此外，行省出身、才能特别出众的人，不用等到服役满 25 年，就可以和真正的罗马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如果在行省兵组成的军队中当上辅助兵大队队长，就可以马上获得罗马公民权，而且还有出席作战会议的资格。即使他们获得罗马公民权的理由，是因为总司令召开的作战会议上，不能出现没有罗马公民权的人物。
要弄清楚罗马帝国为什么从这个时期开始被人们称为帝国“后期”的话，上述事实是无法避开的知识。研究人员中的多数，用“罗马军队的蛮族化”、“罗马帝国的蛮族化”来评价这个时期以后的罗马帝国。但是，如果我们光看这几个字，就认为理解了当时的情况的话，那就可能会看不到真正的内情。罗马军队以骑兵为战斗主力，的确蛮族化了。罗马帝国将文官和武将相分离，也的确蛮族化了。这些都是事实。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蛮族不再想被罗马化。罗马帝国本身也一天比一天更不像罗马，这才是关键所在。确实以前实行同化战败者的政策，使得罗马走上了兴盛的道路。但是，同样的路线放在 300 年后的 3 世纪末期，却成为罗马帝国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以前战败者会喜滋滋地融入罗马，但现在不会了。世事无常，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吧。
四帝共治制”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筑墙一般阻断了军队之间的流通。而且，既然军队之间不再可以弹性流通，那么各位皇帝也就唯有增强手头兵力一条路可走。罗马的总兵力300年来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现在却在短短的 10 年间，增加了一倍。这种由于责任分割带来的现象，套用现代的说法，可以叫做“官僚体系化”带来的副作用。
戴克里先这个人，一向视野开阔、遇事冷静，而且个性务实，他会看不出这些问题吗？也许他也知道会产生这些弊端，但是他认为这是帝国目前所能走的唯一一条路。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一定要守住帝国的边境。因为在四位皇帝当中，只有戴克里先一个人有权处理政事。他甚至将必然会带来人员增加的分割政策定为国策。而这可以说是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全国性的大改革。
以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为首的罗马王政时期，历史上称为“元首政治”。而戴克里先之后则称为“绝对君主政治”。我们翻译时，虽然译为“元首”，其实在拉丁文中叫做“Princeps”，意思是“第一公民”，其中并不含有最高统治者的意思。罗马人常用“SPQR”这个缩略语来代表自己的国家，它是“罗马元老院及罗马公民”的意思，只有这两种人才是罗马的最高统治者。罗马是从城邦发展起来的，这种主权在民的思想，普遍存在于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自建国以来，罗马政治体制经历了王政、共和、帝制时代，然而国王、执政官、皇帝，都是受类似于近代国会的“罗马元老院”（Senatus Romanus），以及地位相当于现代国民的“罗马公民权拥有者”（Civis Romanus）这两大主权者委托治国。
的领主，手头能够持有的武装力量应该并不庞大。但是，如果没有武装在手，也就无法继续担任领主。换句话说，就算没有必要，也必须要花钱维持一支武装力量。虽然时代在变化，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没有变。即使“四帝共治制”仅仅是在军事防卫上将帝国分割，分摊了各自的责任区域，但这必然会带来国防费用的暴涨。在这里重新强调一下，分担责任，并不是将现有的事物分配完毕就可以了结的。 
戴克里先这个人，一向视野开阔、遇事冷静，而且个性务实，他会看不出这些问题吗？也许他也知道会产生这些弊端，但是他认为这是帝国目前所能走的唯一一条路。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一定要守住帝国的边境。因为在四位皇帝当中，只有戴克里先一个人有权处理政事。他甚至将必然会带来人员增加的分割政策定为国策。而这可以说是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全国性的大改革。 帝国改造 以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为首的罗马王政时期，历史上称为“元首政治”。而戴克里先之后则称为“绝对君主政治”。我们翻译时，虽然译为“元首”，其实在拉丁文中叫做“Princeps”，意思是“第一公民”，其中并不含有最高统治者的意思。罗马人常用“SPQR”这个缩略语来代表自己的国家，它是“罗马元老院及罗马公民”的意思，只有这两种人才是罗马的最高统治者。罗马是从城邦发展起来的，这种主权在民的思想，普遍存在于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自建国以来，罗马政治体制经历了王政、共和、帝制时代，然而国王、执政官、皇帝，都是受类似于近代国会的“罗马元老院”（Senatus Romanus），以及地位相当于现代国民的“罗马公民权拥有者”（Civis Romanus）这两大主权者委托治国。 
确实，共和时期的执政官和帝国时期的皇帝，名义上都是受主权者委托治国，但在其他很多方面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执政官是经由选举产生，而皇帝却是经由前一任指定。最大的差异还在于，执政官任期为一年，而皇帝却是终身制。但是我认为，这是因为领土日益扩大，罗马公民也逐渐分散发展之后，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而不得不采取的对策。在共和制末期，罗马公民权拥有者，即有投票权的人，数量已经逼近500万。如何让这500万人每年聚集在首都投一次票？如果按照旧制，在首都举行公民大会投票，根本无法反映真正的民意，顶多只能反映出首都地区3万多公民的意愿而已。代议制从英国发展起来，已经是一千九百年以后的事情了。直接民主制能够发挥作用，势必要受到拥有选举权的人员数量以及他们所居住的土地大小的影响。 “
戴克里先这个人，一向视野开阔、遇事冷静，而且个性务实，他会看不出这些问题吗？也许他也知道会产生这些弊端，但是他认为这是帝国目前所能走的唯一一条路。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一定要守住帝国的边境。因为在四位皇帝当中，只有戴克里先一个人有权处理政事。他甚至将必然会带来人员增加的分割政策定为国策。而这可以说是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全国性的大改革。 
帝国改造 以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为首的罗马王政时期，历史上称为“元首政治”。而戴克里先之后则称为“绝对君主政治”。我们翻译时，虽然译为“元首”，其实在拉丁文中叫做“Princeps”，意思是“第一公民”，其中并不含有最高统治者的意思。罗马人常用“SPQR”这个缩略语来代表自己的国家，它是“罗马元老院及罗马公民”的意思，只有这两种人才是罗马的最高统治者。罗马是从城邦发展起来的，这种主权在民的思想，普遍存在于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自建国以来，罗马政治体制经历了王政、共和、帝制时代，然而国王、执政官、皇帝，都是受类似于近代国会的“罗马元老院”（Senatus Romanus），以及地位相当于现代国民的“罗马公民权拥有者”（Civis Romanus）这两大主权者委托治国。
“第一公民”为什么后来会成为“皇帝”？那是他身兼罗马全军最高司令的缘故。
皇帝，而不是“神”。罗马诸神也是帮助、鼓励人类奋斗的神，而不是高高在上命令人类做事的神。也就是说，神灵不会插手人间的人事问题。皇帝人选由人类自己选出，只要这个人自己愿意奉献力量，履行责任，那么诸神也会全力支持。 在罗马帝国，主权人是元老院和罗马公民。在神灵问题上也是如此。
没有人能给皇帝戴上皇冠，为他加冕的原因，在于罗马是由“人”来决定和承认谁做皇帝，而不是“神”。罗马诸神也是帮助、鼓励人类奋斗的神，而不是高高在上命令人类做事的神。也就是说，神灵不会插手人间的人事问题。皇帝人选由人类自己选出，只要这个人自己愿意奉献力量，履行责任，那么诸神也会全力支持。
在这位哈德良皇帝离世 150 多年后，罗马帝国的皇帝形象，在戴克里先的主导下发生了新的改变。罗马依旧没有加冕仪式，但是一直被罗马人鄙视、认为是东方专制君主特色的镶着宝石的皇冠，开始出现在罗马皇帝的头上。据说，第一个戴上这种皇冠的就是戴克里先皇帝。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抛弃了历代皇帝戴的、在后脑勺打结的那种头冠。无论是用于雕像还是货币图案，大多数皇冠依旧保持着旧有的形式。因此，这个时期以后的皇冠变化，在于以往的皇冠都是用金、银打造成橡树、月桂树的叶子外型制作完成，之后的皇冠又镶嵌了很多珠宝作装饰，显得更加金碧辉煌。 
戴克里先不认为自己是“第一公民”，不，或许他觉得，不当“第一公民”反而更有助于政局的稳定。 这个人在罗马军队度过青年时期时，正是军人出身的皇帝辈出的时代。其中奥勒良、普罗布斯两位皇帝更是采用积极作战的方法，将帝国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出来。这两位皇帝不仅得到军人的支持，更受到一般市民的爱戴。但是，奥勒良仅仅在位 5 年，普罗布斯也只在位 6 年，两人都因为不起眼的小事遭到部下的刺杀。凭这两位皇帝的声望，他们完全无须担忧部下的阴谋，但事实是他们都丧命于亲信之手，而下手的人在事后都感到后悔不已。戴克里先在 30 到 37 岁这段时间里，两次经历这样的惨事，也难怪他在39岁登基之后，一直无法忘记这段历史。 
这样，罗马帝国踏上了从元首制到“绝对君主制”的第一步。皇帝的形象，也从“第一公民”转变为“远离公民的统治者”。
但对以保持距离为基本方针的戴克里先来说，自然要废除这个习惯。即使难得批准一次，性质也已经不是“请安”，而是“觐见”，由“dominus”（统治者）接见那些获批觐见的“servus”（臣民）。在端坐王位的皇帝面前，不管是谁，无论是年老者或者官居高位者，都必须站着请安，不准坐下。应对的言辞、态度自然也要变得恭敬。以前只要到场就可以见到皇帝，而现在却必须通过皇宫内复杂的官僚机构进行申请。也就是说，与皇帝见面交谈本身也已经是一项“特权”。
一、“四帝共治制”，说到底，指的是四个人共同承担国防上的防卫责任，帝国整体的政治依然由四巨头之首的戴克里先负责，决定权也掌握在他手里。“tetrarchia”中的“tetra”在希腊语当中，除了有“四”的含义，还有“军事指挥官”的意思。因此，“四帝共治制”如果按意译，可以译成“四名防卫指挥官”。而且，戴克里先也完全没有将帝国一分为四的意愿。
二、在公元 2 世纪初的图拉真皇帝时代，即元首制时期，罗马帝国有本土和行省之分。但是，到了 4 世纪初的戴克里先时代，这种划分被取消。
奥古斯都税制——先纳税人再国家。国家仅承担税收可以维持的事务。 戴克里先税制——先国家再国民。国家所需的经费，以税收形式向纳税人征收。
在古代社会，胜者和败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在当时，只有战败者才必须纳税。此外，罗马是由城邦发展而来，因此是以其公民为国家之主。公民享有参与国政的权利，同时负有持武器护卫国家的义务。所以，当时的兵役又被称为“血税”。也正因此，只要不沦为战败者，古代人就没有缴纳直接税的必要。换句话说，古代本质上属于间接税社会。现在要在社会上推行“广征收、轻税赋”的税制，就有必要构建一个体系，把胜利者罗马人也纳入缴税的行列。在当时，能实现这一点，奥古斯都所创设的新税制，在古代就有划时代的意义。我认为，“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建立和长期维持，除了要归功于绝对强大且高机动性的罗马国防力量外，新税制也是功不可没。因为税制不仅仅是税收的问题，也是衡量政治优劣的计量器。
重税往往是叛乱的导火线。一旦发生叛乱，政府就要派兵镇压。对外御敌的防卫力量不能削减，国家要随时准备部队镇压国内势力的话，唯一的出路就是扩充整体兵力。扩军又必然引发加税问题。加税则易引发叛乱。要阻止国家陷入上述的恶性循环当中，只有实行以“广征薄赋”为基本方针的税制。我认为，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之所以能稳定持续下来，就是因为有军制、税制两大支柱作支撑。可见，军务、税务都是国政。对于税金的看法，也就是国政的根本。
广阔的罗马帝国，由国家、地方、个人“三大支柱”支撑，以一个基本信念相统一，因此才有办法发挥功能，维持营运。从最能代表罗马的罗马道路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主干道路——总计8万公里。由国家负责铺设和维修，全线四层结构，石板面。 支线道路——总计7万公里。地方自治体或殖民城市握有决定权，并负责维修。大多是碎石路面。 私人道路——总长度15万公里。由个人负责铺设、维修。虽说为私人道路，但并不禁止外人进入，允许任何人自由通行。在罗马帝国，地位等同于公共道路。
暴政和仁政的区别，可以说就看税制如何定夺.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没有其义父恺撒那样的创意天才。可是他善于寻找符合常理却又不让众人觉得突兀的症结点，从中入手，在民众不知不觉中已造成既成事实，这方面他能力突出，称得上是个天才。关于国家财政的问题，他决定利用罗马人在共和时期就耳熟能详的两件事来解决。这两件事按现代说法，可以形容为“地方分权”和“利益回馈社会”。
戴克里先的敕令，给罗马社会带来的影响如下： 一、经济活动地下化。 二、以物易物型经济活动时隔500年后再次复苏。 三、所有领域劳动质量下降。
希腊人、罗马人心中的神，是帮助人类摆脱困境的神，而犹太教、基督教的神则是对人类下命令的神。希腊罗马诸神完全没有管理人类的想法，而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名义上是指引人类走上真实信仰的道路，而实际上则是管理人类生活方式的神。
第二章 《君士坦丁时代》
曾经就连外国人都认为“后勤是罗马军队制胜的法宝”。光士兵训练有素、士气高涨，并不一定就能取得军事成果。“后勤”，在字典上解释为战场后方的粮草及其他军需用品的供给、补充和运输工作。不过这是狭义的含义。过去的罗马人对“后勤”的定义更为广泛，就连如何拉拢军事行动地区的居民，也是后勤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点可以从“logisticus”一词的由来得到证明。拉丁语中表示狭义“后勤”的“logisticus”，其实是在帝国后期借用的希腊语。在罗马军队天下无敌的漫长岁月里，从来没有使用过“logisticus”这个词。“后勤是罗马军队制胜的法宝”的年代里，表示“后勤”含义的拉丁语是“ars”。这个词相当于英语的“art”，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仅跟艺术有关的技能。但实际上，这个词本来是指所有由人类发挥的“技术”。罗马军队真正强悍的地方，除了战斗行为以外，还有将人类所有发明的“技术”全数投入到作战中。
不管是“改变历史”还是“创造历史”，总之，这些战役的影响力大得惊人。而在公元312年发生的“米里维桥战役”，也具有同样的划时代意义。这场战役开启了其后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时代的大门，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向跨越中世纪及至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力的基督教迈出了第一步。
罗马人思想中的“宽容”（clementia）是，身为强者，也不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弱者，尊重弱者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第三章 《君士坦丁和基督教徒》
“罗马人曾经三次统治世界：第一次以军团，第二次以法律，最后则是以基督教。” 
加冕仪式是最能体现国王特质的地方。国王屈膝跪在传达神意的主教面前，作为神灵代理人的主教，把经由神灵正统化的象征权力的皇冠，戴在屈膝跪地的国王头上。 元首制时期的罗马帝国，并不认同统治权由神灵授予的思想，所以既没有皇冠，也不存在加冕仪式。
有一位研究人员曾经表示： 如果没有君士坦丁，基督教教会在教理解释问题上将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结果就是一再分裂，最后与古代大多数宗教一样销声匿迹。 另外，也有其他研究人员，不仅针对君士坦丁，而且统括从戴克里先到君士坦丁时期，即正好我本书所论述的年代，发表这样的观点： 罗马帝国有必要为了延续寿命做到这个程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