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页 王立新：《史学论文写作漫谈：如何选题》

第一，“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是阐释性的（interpretative或explanatory）和分析性（analytical）的，而不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阐释性”是指对历史现象的成因和意义进行解释；“分析性”是把主题、观点或概念分解为若干个方面或范畴（category）来阐释；而“描述性”是指对历史过程的叙述，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比如，在考察冷战兴起的历史时，仅仅叙述从凯南的“长电报”到NSC68号文件的演变，即美苏矛盾加深和遏制政策出台的过程，那就没有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而如果通过比较二战期间和二战后美苏关系的变化，试图阐释“为什么美苏之间在二战时期能够进行有效合作，而战争结束后不到两年就走向对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两国的对抗未能避免”，则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正是冷战史研究中正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如果能更近一步，在探究冷战为什么会发生时把冷战的根源分解成国际体系、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决策者个性等多个范畴来进行分析，就更有价值了。
第二，“有意义的问题”关注的是不同历史现象或进程之间的联系，特别是现象与更宏大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现象（事件、过程、人物、政策等）的来龙去脉。这种联系既可以是因果关系，也可以是相互之间的关联性。比如在讨论赫尔辛基会议后的人权史时，如果仅仅描述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人权活动家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就没有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来，而如果把这些活动与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联系起来，探究人权议程、跨国非政府组织与冷战终结之间的关联性，则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民族主义思潮与一战之间有何关系、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如何导致世界秩序的瓦解和二战的爆发、美国领导人的更替（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任总统）是否加剧美苏的猜忌并导致美苏对抗和冷战兴起等都属于这类问题。高明的研究者有很强的洞察力。比如，在探究美西战争根源时，伊利诺夫大学历史系克里斯廷·霍根森教授发现，到19世纪末，由于美国内战时期那代人的逝去和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政治，那个时代的美国政治领导人非常担心阳刚之气丧失和男性主宰地位动摇，这种忧虑深刻地塑造了当时美国社会关于战争与帝国的辩论，刺激了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和征服菲律宾，因此，美西战争和美菲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是一场为维护男性气概和男权地位的战争。作者独到的性别视角使其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性别焦虑与美西战争联系起来，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背后发现历史的因果关系，实现了学术创新，也深化了对美西战争起源的理解。
第三，“有意义的问题”要超越“常规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探究历史现象和过程背后的深层动力，而不简单的史实重建或对历史的经验性解释。……任何历史现象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context）下发生的，是诸多因素“碰巧”（contingency）汇聚在一起发生作用的结果，具有特殊性，因此现象和细节是不会重复的，没有两种历史现象是完全一样的。重复发生的是深层次的动力和长期起作用的力量，发现和阐释这种力量是历史学家的主要职责。比如，研究一战的起源不能仅仅在经验层面关注军备竞赛、同盟政治（alliance politics）和“七月危机”，还必须探究那个时期在欧洲各国涌动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衰落带来的力量真空和均势体系的变化。在考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时，如果把30年代国际形势的混乱和二战的爆发与那个时期国际权势的转移和国际体系的变迁联系起来，则触及历史演进的深层次动力。
……例如，研究美国联邦初期的教育，如果仅仅选择某个教育家，探讨其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或关注教育体制的建立和教科书的编撰，还仅仅是确定了研究对象，这是不够的。如果研究者能透过教育家的活动和教科书的编撰探究教育活动在美国早期的国族构建（nation building），特别是培育共和主义和爱国主义中的作用，则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还有一位博士，其论文的研究对象是美国对义和团运动的反应，由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几乎没有关注，作者如果能清晰地梳理美国媒体是如何报道义和团、传教士怎样描述义和团以及美国政府为什么出兵并占领北京等史实，无疑是有学术价值的。但如果作者的研究停留于此，其价值是有限的。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更进一步，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美国舆论、公众和政府对义和团运动的反应与那个时期美国的帝国主义思潮之间是什么关系，反映出美国社会存在着怎样的“帝国文化”（imperial culture）？作者把美国对义和团运动的反应置于19世纪末美利坚帝国兴起与构建的背景中考察，剖析了“帝国文化”的四个方面：美国纯真的自我形象、大国荣誉思想、文明战胜野蛮的话语、家长观念。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极大地提升了该论文的质量。
如何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第一个途径是了解学术史。……美国史学界有趋新求变的传统，一种解释被提出后，少则10年，多则20年就会有学者提出新观点，推翻此前的解释，以至于关于几乎所有美国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都会出现正统派（orthodox school，得到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最初的解释）到修正派（revisionist school）、后修正派（post-revisionist school）和新综合（new synthesis）的学术史演进模式。大家较为熟悉的是关于冷战起源的研究（J. Samuel Walker, "Historians and Cold War Origins: The New Consensus," in Gerald K. Haines and J. Samuel Walker, eds.,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A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1, pp. 207-236.），实际上，关于一战、二战起源的研究都出现了类似的学术史的演进。
第二个途径是现实关怀。eg.《论美国的民主》、《大国的兴衰》。
第三个途径是培养跨学科的素养。……冷战史研究中后修正派的代表人物约翰·加迪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冷战起源的创造性解释就是一个范例。在此之前，关于冷战起源的解释已经有“正统派”和“修正派”，前者谴责苏联的扩张和意识形态导致美苏无法继续合作，后者指责美国的经济帝国主义政策为冷战的兴起负责。而在加迪斯看来，关于冷战起源的探究不能局限于道德的谴责，还应该看到二战后国际体系的特性对美苏行为的制约和塑造。二战后出现严格的两极体系，在两极体系下，难以摆脱的“安全困境”使美苏两国各自的防御性行为被对方视为进攻和扩张性行为，其结果是互相误解、猜忌和敌视不断加深，进而导致对抗的螺旋式上升，使冷战不可避免（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这一解释借助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超出了经验和常识的范围，触及到国际社会的本质和国际体系的特性，推进了关于冷战起源的理解。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文化转向和跨国转向和取向，大量使用跨学科的方法：运用后殖民研究的概念（如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探究美国干涉第三世界的思想根源、用福柯的理论研究知识生产与西方（对东方的）权力之间的关系、从性别的视角分析美国海外驻军与所在国当地居民的互动、借用“同盟困境”理论考察美韩关系、美日关系和美台关系的演变，等等。跨学科的概念和理论非常有助于超越经验层面和常规智慧提出深刻的问题。比如孔飞力的政治学素养帮助他在《叫魂》一书中不是简单地去描述乾隆时期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妖术恐惧和各级官员如何在皇帝的严令下追捕“妖人”，而是试图分析和阐释在这一过程中最高统治者和官僚机构的关系（官僚机构如何试图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如何通过常规制度和非常规手段对官僚进行控制），并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清代的君主制是官僚君主制，即皇帝与官僚的共治，而不是专制君主制。实际上，没有政治学关于如何控制官僚的研究，孔飞力就不可能提出如此深刻的问题，并得出超越前人的结论。
第四个途径是多读深思。……关于美国革命的起源，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史学界大体上已经有共识，认为是英国的高压政策损害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导致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而哈佛大学教授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却没有简单地接受这个观点。他通过考察英国议会向殖民地人民征税的税率发现，殖民地人民承受的负担其实远远低于英国本土，殖民地人民享有的自由也超过了英国人的自由。那么，殖民地人民为什么还要造反，追求独立？他利用前人很少使用的革命者的宣传品作为基本史料进一步深入研究，提出了“阴谋假说”，认为革命者反抗英国主要不是因为英国的政策真的严重损害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而是由于革命者认为英国有一个阴谋，这个阴谋一旦实施，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就会被剥夺殆尽。也就是说，主要是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而不是现实的损害促使殖民地人民起来反抗。这就是批判性的阅读。批判性阅读的另一种方式是探究既有结论与经验事实是否一致。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到，在科学史上，既有范式的危机是因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该范式无法解释的现象和证据，需要新的范式对这些新的现象和证据做出解释。史学研究也于此类似，如果在学习和阅读过程中发现了与既有结论不一致的史实或现象，就说明既有的解释除了问题，需要有新的解释。陈兼教授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研究就是这种批判性阅读的范例。关于中国1950年10月出兵朝鲜的传统解释认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出兵是中国领导人面对美军逼近鸭绿江威胁中国国家安全而做出的被动反应。但陈兼教授发现，实际上在美军仁川登陆之前中国就已经决定要派兵入朝，同时毛泽东还多次谈到要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达到多重目标：保持中国革命的内在动力，通过抗美援朝运动改造中国国家与社会、巩固新政权，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声望与影响。这些与既有解释相悖的史实使他在传统解释之外提出新的解释：中国出兵朝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动选择，而非对美国威胁的被动反应。这一解释为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出兵朝鲜的根源提供了新的视角，引起较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