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4页 第六章 丧葬令、格、式、制敕的作用关系及唐宋丧葬制度的发展变化

一、唐朝丧葬法式的健全与中晚唐格式制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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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丧葬法式的健全大体可以分为不同时期。而法令的建设大体都是针对违礼越制和厚葬之风进行的。但唐初的法令更多还是针对高级官吏，格式制敕的制定对令文虽有补充作用，却主要是配合令文以使用。自高宗、武则天至开、天之间，厚葬之风愈来愈从官僚延及富豪百姓，格式制敕作为礼令修改和补充的意义愈来愈明显。中唐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下层官吏与百姓葬礼的要求和问题突出了，朝廷对丧葬进行约束的同时，也在适应社会的变化推举出新的丧葬章程。元和、会昌两次重要的丧葬“条流”在依照《开元礼》定官僚等级之外，出现了针对散试官等流内九品以外官吏及庶人的内容，不仅扩大了丧葬礼制的针对面，也增加了丧葬法制的内容，体现了社会变化下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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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葬和墓室的性质实际上也是有等级区分的。孙秉根提出，唐朝的墓葬应分为四个类型和等级，认为与文献记载的三品、五品、九品和庶人等级大致相应。而据宿白先生西安地区唐墓形制的分析，可以分为双室弧形砖室墓、单室弧方形或方形的砖室墓、单室方形土洞墓、单室长方形土洞墓等四种类型。齐东方则研究了双室砖墓、单室砖墓和方形、长方形、刀形土墓等的具体情况，指出双室砖墓的墓主有太子、公主、特殊的功勋或势力的高官；单室砖墓的墓主都是一、二、三品官；单室方形土洞墓的墓主人是无品官但是有地位的庶人，“刀形”土洞墓的主人是普通人。“这种现象在唐代前期即八世纪中叶以前尤为清楚，与文献记载的三品以上、五品以上、九品以上、庶人的埋葬等级相吻合。”“事实上考古发现的墓葬等级区别比文献的记述还要严格，西安地区高宗至玄宗时期同样是三品以上等级的墓葬，依官品的细微差别，墓葬在形制、随葬品上都有体现。”（齐东方《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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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上编讨论《大唐元陵仪注》和《崇丰二陵集礼》两书的制作时，曾对唐后期礼仪发展的特点予以总结，指出德宗之初曾以复原《开元礼》作为目标，而贞元元和更进入了礼的整顿和改革时期，一方面，《开元礼》开元礼的某些原则不断被强调，葬制定为三等以及其中某些变化应是其时凶礼力求恢复和落实大唐盛制《开元礼》的体现。但是另一方面，礼制也不得不做出适应现实的改革，天宝制度以及乱后的一些新制亦开始被肯定被吸收，而且事实上背离开元礼、令的内容愈来愈多。于是从总的情况看，葬制便体现出两个趋势，一就是随着时代的进展，愈向后者，形制、用物的数量品质愈高，而使用的范围对象扩大和下移；二是虽然简化和统一了等级，但增加了对散试官、内侍官和庶人等规定。这表明朝廷对下层官吏和庶民的丧葬不得不予以关注，其中并不仅是一味限制，而是更多地进入了法令的管理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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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官加上庶民共四等的区分意义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在最上者丧葬特权的巩固，另一方面也有对在下者的限约。其旨在通过细微的方面严格区分，体现官僚和庶民的不同。对葬礼中开辙车、合辙车，以及对辙车和其他丧车的使用，墓田、坟高以及明器的数量、舁的数量的限约问题，都并不是一味地反对厚葬，而是体现身分、等级这个丧葬礼仪中最核心的问题。葬制对于品级高者限制很少，某些制度一宣再宣，只是防止身分在下或微贱者的僭越。五代后唐成天元年（926）十二月二十七日御史台奏，提到“比为权豪之家，多有违礼崇厚”，敕文也提出“其庶人丧葬所设车轝仪注格例，据称今日庶流，多有违越”，这说明超过等级标准的丧葬为制度所不容，在这一点上，敕与令的用意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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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代丧葬格敕的制定及其司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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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和、会昌申明制度包括官员，后唐御史台奏所说“已上每有丧葬”至少包括了五品以下的官员，这种情况和《丧葬令》中官员葬事都经由礼部、鸿胪、将作监等机构已有很大的不同。这说明一方面唐以来葬作业已经十分发达，葬作行是一般官员百姓举办丧事的依靠；另一方面也说明，中低级官员的葬事已经愈来愈向着商业化、大众化的方向处理，这也是唐宋之际关于丧葬管理的一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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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庶人葬制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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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五代敕令可以看出，庶人葬事亦被列入葬制关照的范围之内，制度所谓“官人百姓”是包括官员和一般民众都在内的，法令制定的内容和对象亦愈来愈面向庶人。天成元年御史台所奏丧葬还主要是官员，庶人则不许者甚多。
    丧葬“格例”或者“条流”的制定虽是针对富者逾制，但也体现了对贫富不同情况的区别对待，说明贫富或者财产问题已经是五代朝廷政策制定中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之一，这是五代较之唐代丧葬制度的进步，也是唐宋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