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盛亚《再生记》事件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主要依托报纸、期刊，但我们关于这一段的相关文献却很缺乏，不但没有专题性的目录，甚至连较完备的期刊索引也不具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学活动中，我们还没有建立史料基础，学生学习中国当代文学史，一般只依靠一本普通的文学史教材，很难产生对这门学科的敬意，而其他的历史学科，不但有史料基础更有研究方法和理论。

现在不要说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缺乏完整和系统的整理，就是“文革”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我们也不容易找到这个时期完整的期刊，甚至我们连目录索引（尤其是地方性文艺期刊）都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地方性文学活动的详细情况，更是难得一见。

即假材料也是真材料，在历史研究中，假材料的地位也很重要。当时间过去之后，假材料作为定罪的可能和意义虽然失去（这个判断不包含任何评价），但作为史料来源和判断历史人物的史料基础，假材料的史料地位不容怀疑。国家意识形态机关主办的内部工作期刊，如中宣部的《宣传通讯》、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全国人大秘书处编辑的《代表来信》等，这些期刊因为稳定连续出版，从保存史料的角度观察，史料价值较高，特别是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因为依靠各地记者及相关机构以情报方式向中央汇报情况，所以保留了相当丰富的内部材料，特别是当时不能在全国大报及省级报纸公开的材料。

作为史源，内部材料的史料价值，相对高于公开出版文献的价值，因为多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争论，有非常复杂的人事纠纷和行政矛盾存在，这些现象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宗派性活动，

注意使用意识形态机关当时编印的“内部史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史料意识自觉的表现。当然这些材料的使用，我们还要建立一个意识，就是在使用时要了解相关的保密原则，如果涉及的文献情况比较复杂，最好能寻求相关部门的认可，不然容易出现一些研究者一时意想不到的后果。

如果研究者不能尽量接近原始材料，那么对文学史现象的关注和判断就会浮在表面，就会比较隔膜。

还有比萧也牧及其作品更能反映时代变化复杂原因的文学事件，却被文学史叙述忽略了，忽略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当代文学叙述中，一向偏重态度和立场的顺时转变，而对复杂的文学史现象缺少更为细致的观察，这一切都导源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不注重史料的拓展。

刘盛亚和《再生记》事件，是指1951年夏天发生在重庆文联的因小说《再生记》而改变作家刘盛亚命运的事件。当时重庆《新华日报》持续近三个月（1951年5月30至同年8月19日）批判刘盛亚的长篇小说《再生记》，这篇小说连载于1951年1月30日至3月6日重庆《新民报》晚刊。

在刘盛亚和《再生记》被批判不久，陈涌在1951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批判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因为批判者的身份和发表文章的园地更具有全国性，所以一时引起了较大关注，而发表批判萧也牧文章的报纸杂志也非常容易见到，所以后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这一段历史时，自然选择了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来作为中心事件，用以分析当时意识形态对文学活动的影响。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其实刘盛亚和《再生记》命运更为典型，文学史的叙述，如果选择刘盛亚和《再生记》事件，更能反映时代变革中的深刻原因。

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对刘盛亚和《再生记》命运的遗漏，其实是放弃了一个极好的解释时代变革后作家矛盾处境的个案，更何况这个事件从时间上说还早于批判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

当时居于中国文学重要地位的人物如陈涌和丁玲都对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发表了批判文章，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自然就把目光投向了这一事件这个事实从有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以来，基本没有改变。

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因为公开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青年》杂志上被批判，萧也牧本人所属的行政单位，倒没有必要再为此事向更高的行政机关报送相关材料，而刘盛亚和《再生记》事件则不同。它是发生在地方上的区域性事件，当时当地负责文艺的领导对此事件的态度肯定是宁左勿右，在这种判断下，他们必然要把这一事件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心，向上传达。

曾伯炎在《刘盛亚之死》一文中认为：“《再生记》内容不过叙述一个特务坦白忏悔、改过自新的故事，读来近似茅盾小说《腐蚀》那种题材与内容，其倾向是对镇压反革命的声援，其效果是分化瓦解敌人。谁知，某些革命作家却能用左视眼看出问题，并发难在报纸上进行批判。”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自然要选择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事件和作家，但如果能把相关区域中发生的同类且更早的文学事件联合起来考察，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发展的历程就很有帮助，也更接近真实的文学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