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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想要更好地读一本书、了解作者的思想，那就不能脱离作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环境和作者自己的生平经历，为此我补充阅读了澳大利亚学者约翰·赫斯特所著的《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以期能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掌握欧洲从古典时期到中世纪及近代开端这一时间段内欧洲历史发展脉络，下面是我的一点粗浅的认识。
古典欧洲学术起源于希腊，基督教会为了教义的宣传保留了古希腊罗马的学术，并且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支持下，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会完成了连接，宗教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之后好战的日耳曼人不断入侵罗马帝国，最终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但日耳曼蛮族接受了罗马的基督教会，并且承认了东罗马帝国的地位，所以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旧秩序的关键部分即罗马教皇和信奉基督的罗马皇帝依然完美无缺。但是之后随着穆斯林入侵、维京人入侵，东罗马帝国也走向了灭亡。在整个罗马共和国乃至罗马帝国的历史中应该注意到，经济发展不是罗马人推动革新的重点，以一套法典和一种效率卓然的军事组织来维系整个帝国，才是他们的治国精神所在。
起初为了应对日耳曼人的入侵，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扩大了军队编制，并且把定居于境内的日耳曼人也网罗进来，进而开始增加税负、实施更精确的人口登记，这些制度使得土地主阶层开始兴起，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这些将个人服从而非对国家服从作为维系力量的小社会就此取代了西罗马帝国。而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人建立了结构非常原始的国家，并且将土地分给随自己作战的将士，这种封地模式最终导致君主高度依赖拥有土地的重要臣民，从而封建制下的君主就处在了弱势地位。
公元800年教皇宣布法拉克王国国王查理大帝为新的罗马帝国的皇帝，但从此也开启了教皇与皇帝权力的斗争，斗争导致中欧地区分散为诸多小国、公国和城市。这就导致政府对人民毫无掌控能力，它们势必殚思竭虑才可能争取到人民的服从，它们若想要扩张势力，就必须提供良好的政府，数百年来国王的最大威胁是他们最有权势的下属——土地贵族阶级。
中世纪的文明是基督教的文明，中世纪的欧洲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君主缺乏实际权力，高度依赖于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国家通过有效的军事组织来维系，这就是《君主论》作者马基雅维利在著述时所参考的时代。
而关于马基雅维利本人，他经历了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和法国、西班牙在意大利角逐的战争时期，他从政十四余年，对欧洲各国和意大利各城邦社会政治现实有了敏锐的观察并对统治者的真正面目有了深入了解，这些经历构成了他所阐述的政治思想和军事理论的依据。
二、关于本书
马基雅维利将国家进行了分类：君主国与共和国。君主国又可分为世袭君主国与新君主国，其获得方式则为依靠他人武力或君主自己武力，又或是由于幸运或者能力。在完成了分类后进而开始了详细的阐述。
世袭君主国有其统治的稳定性，其人民都已经习惯在君主后裔统治下生活。而在新君主国中，情况就稍微复杂一些。新的君主由于其在占领过程中带来的伤害，很难获得新领地的人民的好感，但是如果新的君主能够在发生叛变之后在薄弱的地方加强自己的地位，则他的统治就会变得坚固起来。对于已经习惯自由生活的国家的人民，只要保持其原有的状态，并且灭绝他们的旧君的血统，就能使人民继续安然地生活下去。但是如果被征服地在种种制度上都与征服国不同，那么征服者就应该采取相应的方法：1、驻扎在此；2、在国家要害之处派遣殖民；3、使周围的国家不过于强大；4、安抚周围的弱国。
接着马基雅维利就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大流士王国的稳定说明了几点原因。首先他认为历来君主国有两种方式进行统治：1、由君主和臣仆统治；2、由君主和诸侯统治。后者使得各个封地的人民会对诸侯怀有更多的爱戴从而使君主的威望受到损失，在这样的国家里取得侵略的胜利是很简单的，但是要保持统治却会面对残余贵族变为新变革首领的困难；而前一种统治方式仅将臣仆认作是君主的代理人和官员，爱戴仍全部归于君主身上，所以这样的国家会更加团结，大流士就是这样的国家，亚历山大大帝在消灭了大流士的家族后便牢牢掌控了这个国家。
说明完统治方式带来的利弊之后，马基雅维利对他前面提出的建立新君主国的各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对于在占领前在各自法律下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要稳固地进行占有，只能采取毁灭的方式，因为无论怎样提防，对于以前的名义和秩序的想法始终会存在于旧居民的思想中，而这将成为发生叛乱的导火索。
对于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取得的新君主国，在取得君权时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新的规章制度的建立必定会使在旧制度之下顺利的人们都变成敌人，而此时他们的对手则拥有有利于自身的法律，所以此时，只有进行了武装的先知才能获得胜利。
对于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于幸运而取得的新君主国，新的君主在即位之后必须立刻采取措施奠定基础，如果在开头的时候没有奠定基础，事后再用巨大的能力去打基础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在这一方面，瓦伦蒂诺公爵作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教皇的帮助下取得罗马尼亚之后，立即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好的政府，并让执政官行事，在短时期内恢复了地方的安宁，之后又把在恢复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残忍行径全部归咎于执政官。此外他还进行了对自己的武装，并把邻近的武力大部分消灭。瓦伦蒂诺公爵为了确保他的新王国，争取了朋友，依靠武力或讹诈制胜，让人民对自己既尊敬又爱戴，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把潜在的威胁全部消灭，采用新的方法将旧制度加以革新，创建新的军队。但不幸的是最后瓦伦蒂诺公爵在教皇选举中犯了错误。
对于以邪恶之道获得君权的君主国，需要在即位后妥善使用这种手段，使人们重新感到安全，并且尽量把他们争取过来，人民在过分恐惧或仇恨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加害于君主。
对于以市民身份取得君主地位的君主国，要么是由其他市民的赞助而成为君主，要么是由于贵族的赞助。人民不愿意被贵族压迫和统治，而贵族则要求统治和压迫人民，由于这个矛盾，就在城市里产生了君主权、自主权或无政府状态。一个人如果因为人民的赞助而成为君主，就应该同人民保持良好关系，要能做到使人民免于压迫；如果是因为贵族的赞助而成为君主，首先应该争取人民，如果人们从原来预想的受到压迫转而到现在得到好处，就会更加爱戴现在的君主。一个君主如果能把他的统治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君主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弃的。一个英明的君主应当使他的市民无论在哪个时期都对于国家和君主有所需求。
对于教会的君主国，这种国家是依靠宗教上的十分强有力的古老制度维持的，这种制度还具有使君主当权而不过问君主怎样行事的特性。如果教皇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提高教廷的地位而不是私人的地位，那么这个国家甚至可以上升到是由上帝所建立和维护的崇高地位。
在考察完君主国的种类之后，马基雅维利对于君主国的力量展开了论述。
首先，他认为君主国需要有顽固的城市、森严的壁垒和充足的粮草，如果再加上没有积怨恨于人民，则这个君主国就不会受到攻击。而这个稳固的基础主要来源于良好的法律和军队（马基雅维利此处的观点同罗马人治理帝国的方式相一致），就君主用来保护本国的军队来说，雇佣军和援军是无益且危险的。雇佣军不团结、怀有野心、不讲忠义，在和平时期君主国将受雇佣军掠夺，战争时期君主国则将受敌人掠夺，所以只有君主自己和武装起来的共和国才能取得巨大成就。而当时在意大利，由于皇权开始受到排斥，教会在世俗事务方面取得了更大的势力，意大利分裂为更多国家，缺乏管理国家经验的教士和市民们开始招募外国人作为军队，这样一来就使得意大利陷入奴隶状态和屈辱之中。相较于雇佣军的懒散怯懦，援军的英勇剽悍更为可怕。在作战中，君主常会使自己的军队灰心丧气，援军享有盛名，而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的声誉了。
马基雅维利继而提出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以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君主永远不能让自己的思想离开军事训练问题，且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应当更加注意这个问题。
在明确君主责任之后，他又讨论了君主的一些品性。他认为君主应当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会亡国的恶行，同时保留使自己不会亡国的恶行。比如对于君主的慷慨和吝啬，如果君主英明，就不应该介意自己的吝啬之名，当君主由于节约而使人们的收入丰盈，进而能够防御敌人，且不加重人民负担，那么人民反而会觉得君主愈发慷慨。对于君主的残酷与仁慈，君主为着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对于残酷这个恶名就不该有所介意，因为仁慈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失，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而且由于在新的君主国中充满着危险，要避免残酷是不可能的，人们要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人性终究是恶劣的，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畏惧君主是基于君主的意志，英明的君主应该立足在自己的意志之上，而非他人意志之上。在怎样避免受到蔑视和憎恨上，君主需要做到保障大多数人的财产，同时务必把担待责任的事情委诸他人办理。
另一方面，君主需要将国家中的所有武装都掌握在自己的旧国家中靠近自己的士兵手中，在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国中，决不能允许派系分裂的产生，这在战争时期将会成为一场灾难，而在和平时期却可以借此比较容易地驾驭属民。君主还要做的，就是诡谲地树立某些仇敌，以便将其制服，使自己变得更伟大。且君主必须要依靠自己的行动去赢得伟大人物与才智非凡的声誉，这就要求君主有较强的行动与决策能力。他还必须表明自己是一个珍爱才能的人，且激励他的公民能够在自己的职业上安心从事他们的工作。君主还需要慎重选择大臣，因为人们对于一位君主及其能力的第一印象就是通过对他左右的人们观察得到的。明智的君主还应该在国家里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但只是就他所询问之事，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都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忠言。同时君主的做法要符合时代的特性，君主的迅猛要胜于他的小心谨慎。
后世对于马基雅维利这一本最富有盛名的著作褒贬不一，我认为对这样一本著作的评价必须要放在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下。相比古代中国的大一统，君主的主要任务是维护这种统一的局面和人民的安定，古代的欧洲君主国与教皇国、君主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始终很尖锐，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君主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有效建立武装，获得人民支持，进而进行向外扩张和内部稳定统治。马基雅维利据此对君主提出了在领导力、权谋使用、军事建设方面的重要意见。一位君主必须同时是狮子和狐狸，即对外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常备军，并且尽量削弱自己周围国家的和国内贵族阶级的势力，对内要争取人民的支持，让人民对自己既敬畏又顺从，尽一切资源使利益转嫁到自己身上。同时不能以个人的道德评价观点来评价君主的做法，作为一位君主，善行和恶行都应该采用，人民所能看到的只会是他们所获得的个人利益的满足。
面对正遭受的蛮族的屈辱的祖国意大利，马基雅维利向当时的君主献上了这本著作，期望君主通过阅读他的理论后，能够改变当时意大利受雇佣军和外国援军困扰的局面，建立新的制度，创建自己的军队。
三、思考与评价
马基雅维利被后世誉为“政治科学之父”，这是因为他在著《君主论》时，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有效观点，抹去了政治的伦理光环，使政治重新与现实结合，使政治学真正独立成一门学科，这对现代政治秩序具有奠基意义。马基雅维利大胆宣称，君主的唯一动机是对权力的欲望，应当把这种欲望用来建立和维护他的统治，至于群众，宁可用计谋对付他们而不用管他们的利益，而马基雅维利这种对道德的漠视也成了后世批判他的原因。他提出君主可以不需要道德，最重要的是学会权谋之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同时马基雅维利在论述的过程中大量采用实例论证的方法，有些例子的引用甚至有些牵强附会之意，但是《君主论》中所要求建立的统一的有广泛人民基础的王权国家却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的。在《君主论》中，“国家”成了政治研究的一个基本范畴，并对国家性质进行了一些新的概括，即国家是以武力和暴力为基础，法律、军队、权术等治国要策都是权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