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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官员本身提出:朝廷治理全国的工具，无非刑法和人事权。到武后时，从已揭露的案件看来，舞弊与欺诈的情事必已相当普遍。例如河北的官军不能抵御契丹的人侵，事后各官员又以通敌罪惩罚民众，动辄处以死刑，这种种情形需要中枢具有机警性，且能作有力的干预，始能防范。
    总而言之，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幕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