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 章节名: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
Citation (芝加哥风格):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 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 2019. Kindle edition.
推荐序 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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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向外部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新选择”,被美方认为是对西方价值体系、民主模式和美国世界霸权的强劲挑战。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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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纪前,拿破仑曾警告世人:“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她一旦醒来,将震撼整个世界。”今天中国已经觉醒,而世界正为之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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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美国长久以来拥有的优势受到了挑战,这两个国家可能会掉入一个致命的陷阱中,这个陷阱最先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Thucydides)定义。他曾撰书记叙了 2500 年前一场几近毁灭了古希腊两大城邦的战争,在书中,他这样解释:“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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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强调该论断。修昔底德陷阱既不是宿命论,又不是悲观主义。相反,它让我们超越了新闻头条和政府的言辞,认识到北京和华盛顿必须妥善处理结构性压力,以此构建和平的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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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他们又有着相似之处。他们:● 都被一个共同的抱负所驱使:让国家再次伟大。● 都把另一个国家视为实现梦想的主要竞争对象。● 都为自己独特的领导能力而自豪。● 都认为自己在振兴各自国家的事业中扮演着中心角色。● 都已经宣布了艰巨的国内议程,要求进行根本性变革。● 都支持国内彻底根除腐败的计划,并直面对方尝试采取的手段,以达到各自的目标。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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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著此书,并非为了给自己赢得一时的赞誉,而是想以此作为留给时代的财富。——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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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如果我们早知道的话。”这是德国总理可以想到的最好的主意了。即使当一位同僚逼问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 ·霍尔韦格( 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时,他也无法解释他的选择,更无法解释其他欧洲政治家们的选择是如何诱发了迄今为止最具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参战国都失去了它们为之斗争的一切:奥匈帝国解体,德国皇帝被罢黜,俄国沙皇被推翻,整整一代法国人为之流血牺牲,而英国也失去了它的财富和朝气蓬勃。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我们早知道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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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画下了一条明确的红线,要求拆除苏联的导弹(而不是给自己留有余地);威胁进行空袭,摧毁苏联导弹(知道这可能引发苏联对柏林的报复);最后,在危机的倒数第二天,肯尼迪给了赫鲁晓夫一个时限和最后通牒(即如果苏联拒绝该通牒,肯尼迪将要求美国打响战争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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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出每一个选择的时候,肯尼迪都明白,他正在加剧危险,未来发生的事件和他人作出的选择可能超出他的控制范围,这可能会导致核弹摧毁包括华盛顿特区(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家人的避难所)在内的美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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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事务中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困扰着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分析战争爆发的原因时,历史学家主要关注直接或者最直接的原因。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针对哈布斯堡王朝皇储弗朗茨 ·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的暗杀行动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调动军队对抗轴心国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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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比战争导火索更为重要的是奠定战争基础的结构性因素:在这类条件下,可控事件将会逐步升级到无法预见的严重程度,并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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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雅典人认为它的进步是有利无害的。在冲突爆发前的半个世纪里,雅典已经成为古希腊文明的灯塔。雅典拥有哲学、戏剧、建筑、民主、历史和骁勇的海军,以及以往普天之下见过的和没见过的任何东西。它的迅速发展开始对斯巴达产生了威胁,而斯巴达已经习惯了它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主导地位。随着自信心和自豪感的膨胀,雅典人也随之要求自己被尊重,并期望调整安排以反映新的权力现实。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对地位变化的自然反应。雅典人怎么可能不认为他们的利益更值得被重视呢?雅典人怎么可能不期望他们在解决分歧方面有更大的影响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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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自然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混乱。这一局面可以发生在任何领域,但在国际事务中这一概念的内涵最为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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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陷入战争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这显然并非明智之举。然而,回顾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百年历程,历史证明人类会变得愚钝。当我们说战争“不可想象”时,这是一句关于这个世界上可能发生之事的陈述,还是仅仅是我们有限的思维能构想出来的事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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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来看,关于全球秩序的决定性问题是中国和美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以往多数符合这一范式的竞争大多以悲剧收尾。在过去的 500年中,有 16 个大国崛起并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的案例,其中有 12 次导致了战争。幸免于战争的 4 个案例则只是因为挑战者和被挑战者都在行动和态度上作出了巨大且痛苦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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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就以往历史经验而言,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更大。而且,低估战争发生的危险反而会增加战争发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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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间极易爆发双方直接交火的情况。尽管这些情景都不太可能发生,但当我们回忆起暗杀斐迪南大公或是赫鲁晓夫在古巴的核冒险的意外危机之后,我们意识到了“不太可能”和“不可能”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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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和 5000 年历史的文明重返辉煌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实现的条件,它需要经过一整代人努力管控而营造出长期环境。这种管控的成功不仅仅只需要新的口号、更频繁的首脑峰会或是更多的部门工作会议。要在不引发战争的情况下管理这种关系,就需要双方政府最高层时时刻刻地持续关注。这将需要两国之间高度的相互理解,而这种程度的相互理解自 20 世纪 70 年代亨利 ·基辛格与周恩来就中美重新建交事宜进行对话后就未曾见过。
第一部分 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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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雅典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总是在考虑新的计划,并且很快就能付诸实践。他们制定一个计划后:如果计划成功了,那么这次成功与下一步的行动相比就不算什么了。——修昔底德,“科林斯大使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公元前 432 年
附录1 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文件
标注 (蓝色) - 第一章 “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 > 位置 487
这一基本的计算给华盛顿采取行动去“再平衡”中国的体量增长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在 2011 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隆重宣布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转向”( pivot),把华盛顿的关注点从中东转向亚洲。 [14] 用奥巴马总统的话来说:“在过去的 10 年内,我们经历了两场耗资巨大且伤亡惨重的战争,美国正在把关注点转向潜力巨大的亚太地区。” [15] 他承诺要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存在,并且表明了美国对于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决心。奥巴马总统把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视为他任内的主要外交政策成就之一。
附录2 七个“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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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目前主要国际机构使用的标准,它们的专业职责要求它们对国民经济进行比较。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所说,购买力平价“是比较各国经济实力和国民幸福的最佳起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释道:“市场汇率更不稳定,即使个别国家的增长率是稳定的,使用市场汇率作为标准也会对总体增长的测算产生相当大的误差。购买力平价通常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幸福感更好的指标。”[24] 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不仅超过了美国,且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8% 左右,而它在1980 年仅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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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全球顶尖的教授——中央银行行长、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斯坦利· 费希尔(Stanley Fischer)讨教,我们应该如何衡量和对比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费希尔撰写过有关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也曾教过本· 伯南克(Ben Bernanke,前美联储主席)教授和马里奥· 德拉吉(Mario Draghi,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他曾任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现任美联储副主席。他的话很有信服力。根据他的判断,购买力平价确实是最好的评价标准,而且不仅仅是可以评估国家的相对经济实力。“在比较国民经济规模时,”他告诉我,“特别是在评估一个国家的相对军事潜力时,作为第一近似值,购买力平价是最好的衡量标准。这一指标可以衡量一个国家可以购买多少飞机、导弹、船只、水手、飞行员、无人机、基地和其他与军事有关的物品,以及它必须用本国货币支付的价格。”
标注 (粉色) - 第一章 “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 > 位置 563
诚然,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和大衰退以来,中国经济确实放缓了,从2008年之前 10 年的平均 10% 的经济增长率降至 2015 年和 2016 年的每年6%至 7%。但是,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比危机前的水平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但全球经济增长却几乎减少了一半。自大衰退以来,“复苏”的美国经济平均每年仅增长 2.1 %。与此同时,欧盟经济自那时起每年以 1.3%的速度增长,并继续停滞不前。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此期间,日本的平均增长率只有 1.2%。
标注 (粉色) - 第一章 “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 > 位置 577
曾经空荡荡的北京街道现在挤满了 600 万辆汽车。基辛格,这位曾在中国重新向西方开放上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务卿,在回顾 20 世纪 70 年代初自己秘密访华时说:“想起 1971 年的中国,如果当时有人给我看北京现在的样子,并说 25 年后北京会是这样的话,我会说这绝对不可能。” [33] 深圳现在是一个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房地产价格与硅谷相当。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Kevin Rudd)是一位精明的中国观察家,他将中国的爆炸式发展形容为“英国工业革命和全球信息革命同时在中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并将 300 年的时间压缩为 30年”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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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中国平均只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用于国防(美国的军费开支接近4%), [69] 但 30 年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的军事能力扩大了 8 倍。 [70] 如今,中国的国防预算额按市场汇率计算达到了 1460 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314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是俄罗斯的 2 倍。
标注 (粉色) - 第一章 “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 > 位置 712
[73] 李光耀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这个想法是理解国家间关系的基础。但是,他解释说:“在旧观念中,均势主要指的是军事力量。用今天的话来说,国家力量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结合,我认为经济比军事更重要。” [74] 这种新的权力平衡被称作“地缘经济学”( geoeconomics),即利用经济工具(从贸易和投资政策到制裁、网络攻击和对外援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
标注 (蓝色) - 第一章 “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 > 位置 720
中国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实践外交政策,因为坦率地说,它可以做到。它目前是 130 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包括所有主要的亚洲经济体。2015年,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贸易占东盟贸易总额的 15% ,而美国仅占9%。在没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 TPP)的情况下,这种不平衡将会加剧,因为中国正迅速采取行动,在一个新兴的共同繁荣地区建立自己的地位。
标注 (蓝色) - 第一章 “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 > 位置 746
2013 年,中国政府成立了自己的竞争性国际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称“亚投行”),此举震惊了华盛顿。尽管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各国不要加入中国的银行,但有 57 个国家在 2015 年该银行成立之前就签署了协议,其中包括一些美国的主要盟友,英国是领头羊。它们对美国说“不”,对中国说“是”,希望得到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和银行资助的大型建设项目合同。它们
标注 (粉色) - 第一章 “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 > 位置 754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不按照西方的规则决定建立自己的国际俱乐部。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和大衰退之后,中国组织了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它们都是快速发展的经济体,能在没有美国或七国集团监督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和采取行动。
第二部分 历史的教训
标注 (粉色) - 第二章 雅典与斯巴达 > 位置 806
写道:“至于斯巴达和雅典打破休战状态的原因,应该首先描述一下它们相互抱怨彼此的缘由,以及它们几次利益相冲突的事件。”但是,他警告说:“战争的真正原因最有可能被这样的论调所遮蔽。”在这些诱因之下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他将关注点聚焦于此。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让战争“无法避免”的,“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标注 (蓝色) - 第二章 雅典与斯巴达 > 位置 813
修昔底德将这一动因如何把雅典和斯巴达推向了战争解释得很清楚。他写道,雅典和斯巴达在一场驱逐波斯人的大战中联合双方兵力后,开始着手和平地管控双方的战略性竞争。它们成功解决了一系列可能引发战争的危机,其中包括谈成了《三十年和约》。它们认识到了两个城邦文化、政治体制和利益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激烈的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它们也知道,战争会带来灾难,因此下定决心要找到避免战争的方式以保全自己的利益。
标注 (粉色) - 第二章 雅典与斯巴达 > 位置 825
在公元前490 年波斯入侵希腊之前,斯巴达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已经持续超过一个多世纪了。斯巴达是一个位于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在陆上与几个中等大小的城邦相互竞争,同时还得应对国内难以训教的黑劳士[87] ,这些人口与斯巴达自身的公民人口比例是7: 1。
标注 (蓝色) - 第二章 雅典与斯巴达 > 位置 830
在今天,斯巴达仍然是一种尚武文化的象征。从它的家庭到它的政府,其整个社会的组织原则就是要将战斗的活力和力量发挥到极致。斯巴达的当权者只允许身体条件最完美的婴儿生存。他们将年满7 岁的孩子从家庭中带走,让他们入读军事学院,在那里他们被训练、磨砺,为战争作准备。男子可以在20 岁时娶妻,但必须继续以营房群居,吃一样的饭,并且每天训练。只有到了30 岁,为斯巴达城邦服务了23 年之后,他们才能获得完全的公民身份以及加入议会的权利,这和雅典议会被保守、年长的贵族占领的情况有所不同。斯巴达的公民直到年满60 岁才能免除兵役。斯巴达把军事价值观——勇气、英勇和纪律——推崇至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如普鲁塔克所说,当斯巴达的母亲们将自己的儿子送往战场时,她们告诉儿子们“要么凯旋,要么战死”[89] 。
标注 (粉色) - 第二章 雅典与斯巴达 > 位置 837
雅典则是一个匍匐在干燥贫瘠的阿提卡海角的港口城市,对自己的文化引以为傲。高耸和人迹稀少的山脉将雅典与希腊大陆隔绝开来。雅典一直以来是个贸易国家,穿过爱琴海来贩卖橄榄油、木材、织物和珍贵宝石的商人源源不断地向这里提供商品。与斯巴达军事国家的状态不同,雅典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它的学校接纳来自希腊各地的学生。在几个世纪的强人统治之后,雅典也开始了一个大胆、新奇的政治实验,并称之为“民主”。雅典的议会和五百人会议对所有自由男子开放,并在那里作出所有的重要决定。
标注 (蓝色) - 第二章 雅典与斯巴达 > 位置 842
在公元前5 世纪之前,希腊世界基本是没有联系、相互分散的自治城邦。但公元前490 年波斯的入侵让希腊人前所未有地团结到一起,同仇敌忾。随后的温泉关战役,300 名斯巴达精锐战士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拖延住波斯军队,为后方的希腊联军争取了宝贵时间。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一支由雅典率领的联合舰队战功卓越,以一敌三击败了波斯舰队。公元前479 年,希腊联合军第二次以绝对的优势击败了波斯军队,而这一次之后,波斯一蹶不振,不再侵犯。意识到自己在希腊胜利中发挥的关键作用,雅典立志成为希腊最强大的城邦之一。事实上,紧随波斯军队撤退而来的是,雅典城邦经历了惊人的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复兴。其经济的繁荣吸引了全希腊的贸易商和海员服务于海洋贸易。随着贸易量的增长,雅典增加了一支商船舰队补充其正式海军,而这个时候,雅典的海军规模已经是离它最接近的对手的两倍了。[90] 较远的科西拉是唯一一个有相当规模舰队的希腊城邦,紧随其后的是斯巴达的主要盟友科林斯。但是,这两个城邦都不会对雅典构成真正的威胁,因为雅典人在波斯战争中令人惊叹的胜利已经证明,船员们的技术素养远比舰队的规模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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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希腊其他一些城邦对此越来越不满,但雅典人却认为他们帝国的扩张竟全是温和无害的。事后雅典人向斯巴达人解释说:“我们的帝国并非通过暴力获得,因为盟友们都是自己向我们靠拢的,自发地要求我们领导他们。” [91]
标注 (粉色) - 第二章 雅典与斯巴达 > 位置 862
但斯巴达的不信任也反映出两个大国在政治和文化概念上的鲜明反差。斯巴达的政治体制是一种混合了君主制和寡头制的混合型政体。它较少干预遥远国家的事务,而是专注于防范自身城邦内奴隶黑劳士的叛变并维护自己在地区内的主导地位。斯巴达人为自己独特的文化感到骄傲。但与雅典人不同,他们并不寻求其他城邦遵循自己的模式。尽管有着威风凛凛的步兵,斯巴达仍是一个保守的守成大国。 [92] 正如后来科林斯的大使在斯巴达议会上所说:“雅典人痴迷于创新,他们的设计不管是在概念还是执行上都以迅捷著称。你墨守成规,不思求变,当被迫要作出回应时,你就走不了多远了。”
标注 (粉色) - 第二章 雅典与斯巴达 > 位置 872
正如一位雅典外交官在战争开始前对斯巴达议会直言:“这不是我们开的先例,弱者服从强者,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规律。”
标注 (粉色) - 第二章 雅典与斯巴达 > 位置 884
在公元前 5 世纪中叶,两个城邦几近陷入全面爆发的冲突——即被合称为“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系列冲突——之后,它们在公元前446年签订了一个重要的协议来规范它们的关系。这一著名的《三十年和约》为复杂的地区性安全秩序打下了基础。它防止了成员们从一个同盟关系叛变加入另一个同盟,建立了约束性仲裁和不干预的规则和秩序,设立了至今仍在使用的解决各国间纠纷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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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但是《三十年和约》并没有解决引起紧张关系的背后原因。它只是将这些根源问题暂时搁置。在这种环境下,正如修昔底德所言,柴堆几乎是不费什么力气就被点着了。
标注 (蓝色) - 第二章 雅典与斯巴达 > 位置 900
战争的火花出现在公元前 435年。起初,一场地方性的冲突看起来并未对雅典的利益产生太大的影响。斯巴达的一个主要盟友——科林斯,与一个中立城邦——科西拉,为了埃庇达诺斯(位于现在阿尔巴尼亚境内的一个偏远地带)而兵戎相向。
标注 (粉色) - 第二章 雅典与斯巴达 > 位置 913
斯巴达面临着相似的战略两难境地。如果它支持科林斯对科西拉的攻击,雅典就可能认为斯巴达要提升自己的海上力量,可能在准备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斯巴达保持中立,它就将冒着雅典成为冲突中决定胜负一方的危险,这将威胁到斯巴达在其他伯罗奔尼撒联盟盟友中的威信。
标注 (粉色) - 第二章 雅典与斯巴达 > 位置 919
尽管这样做并不违反雅典与斯巴达的和约,但《麦加拉法令》无疑具有挑衅性,被斯巴达解读为另一种对斯巴达所掌控体系的不敬。当斯巴达要求雅典废除《麦加拉法令》时,伯里克利将此视为对自己个人威信的挑战。如果就此妥协,会助长斯巴达打压雅典崛起的勇气。而且,它也将激怒雅典公民,因为他们认为颁布这一法令是国家特有的权力。
标注 (粉色) - 第二章 雅典与斯巴达 > 位置 926
但斯巴达的鹰派不同意。他们辩称,雅典的傲慢无礼已经对斯巴达的安全造成了不可接受的威胁。他们提醒议会雅典对其他希腊城邦频繁的干预——从纳克索斯( Naxos)到尼坡帝( Potidaea),再到在麦加拉和科西拉的危机,并引发人们对斯巴达同盟要崩溃的恐惧。
标注 (蓝色) - 第二章 雅典与斯巴达 > 位置 941
那么雅典人为什么没有预料到斯巴达人会如何反应呢?修昔底德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伯里克利没能阻止雅典因为麦加拉和科西拉的冲突而最终与斯巴达兵戎相见。但是后来的国际关系史提供了蛛丝马迹。当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能为了真正的国家利益而采取行动时,这往往是因为其政府内部各方没有达成一致,而只能制定出反映各方妥协结果的政策,而不是因为某个连贯一致的高见。尽管伯里克利多次当选,但他并没有多少正式的权力。雅典的法律体系有意被设计成限制任何单个个体的权力,以防止暴君的出现。[102] 因此伯里克利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个政客。他的影响力也被局限在他游说能力的范围内。
标注 (粉色) - 第二章 雅典与斯巴达 > 位置 952
两边都没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两边都对于自己的能力自信过了头,而这才是很致命的。斯巴达最近并没有军事上失败的记忆,也因此对于雅典的海军实力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
标注 (粉色) - 第二章 雅典与斯巴达 > 位置 966
你们和我们一样明白,只有在势均力敌的关系中才有权利可言。在现实世界里,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则必须忍气吞声。”[105]
标注 (蓝色) - 第二章 雅典与斯巴达 > 位置 971
战争不可避免吗?为什么希腊最大的两个城邦之间的竞争最终导致了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在修昔底德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压力。随着对抗加剧,雅典和斯巴达对峙不断,在各自的政体中那些最狂热情绪化的声音越来越大,各自的自豪感也越来越强,指责对手造成威胁的言辞也更加尖锐,而希望保持和平的领导人面临愈加严重的挑战。修昔底德找到了导致战争的三大主因:利益、恐惧和荣誉。
标注 (橙色) - 第三章 过去五百年 > 位置 1002
凡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对于自己渴求的东西,尽管很草率,但终其一生而为之;而对于那些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则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拒绝……战争是个粗暴的老师。——修昔底德,“为了保卫雅典家园”,公元前 424 年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威廉·莎士比亚
标注 (粉色) - 第三章 过去五百年 > 位置 1027
在上面所有这些案例中,修昔底德发现的国家竞争关系发展脉络都表现得很明显,无一例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修昔底德陷阱项目中所称的“崛起国综合征”与“守成国综合征”。前者主要是指崛起国自我意识不断增强,要求增加自己的利益以及获得更大的承认和尊重。后者基本上就是前者的镜像,是指既有大国面临“衰落”的威胁时,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不断被放大。国家间外交和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几乎如出一辙。我们
标注 (橙色) - 第三章 过去五百年 > 位置 1065
事后证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41年 8 月的禁运令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一位重要分析者所解释的那样,“虽然石油并非造成关系恶化的唯一原因,但是它一旦被用作外交武器,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战争” [113] 。陷入绝望后,日本领导人批准了一项计划,计划对珍珠港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一拳击倒对方”。
标注 (粉色) - 第四章 英国与德国 > 位置 1378
自俾斯麦在战胜奥地利(1866年)和法国(1870— 1871 年)后将几十个邦拼连成德意志帝国以来,德国就已经是主导欧洲大陆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大国。日耳曼人再也不是其他民族历史中的从属对象,而是他们自己民族伟大故事的主角。
标注 (粉色) - 第四章 英国与德国 > 位置 1401
到 20 世纪初,德国的有机化学工业已经控制了全球 90% 的市场。 [189] 1913 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生产和消费的电力总和仅占德国的80%。 [190] 到 1914 年,德国的电话数量是英国的两倍,铁路的数量也几乎是英国的两倍。 [191] 在政府的支持下和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投入下,德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 [192] 从 1901 年诺贝尔奖第一次颁发到 1914 年,德国共获得 18个奖项,数量是英国的 2 倍、美国的 4倍。单在物理和化学两个领域,德国就获得了 10 项诺贝尔奖,数量几乎是英国和美国之和的两倍。
标注 (粉色) - 第四章 英国与德国 > 位置 1429
。比洛对自己的雄心壮志也毫不讳言,他称:“德国把土地和海洋割给邻国,把纯正教义所在的天空留给自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想把任何人置于阴影之下,但我们也要求在阳光下拥有自己的位置。”
第三部分 暴风前夕
标注 (粉色) - 第五章 想象一下中国和我们一样 > 位置 2094
离任后,罗斯福告诉一位朋友:“如果我必须在铁血政策和不痛不痒的无味政策之间作出选择,那么我支持铁血政策。这不仅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世界的长远发展。”
标注 (蓝色) - 第六章 中国想要什么? > 位置 2369
但是,“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简单地(改道)输出过剩工业产能。正如原来的丝绸之路不仅刺激贸易,还刺激了地缘政治的竞争(包括 19 世纪使英国与俄国争夺中亚控制权的“伟大的游戏”)一样,“一带一路”将允许中国将权力投射到多个大陆。“
标注 (蓝色) - 第六章 中国想要什么? > 位置 2373
1919 年,麦金德将欧亚大陆命名为“世界岛”,并说出了那句非常著名的话:“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
标注 (蓝色) - 第七章 文明的冲突 > 位置 2499
我认为,在新世界中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会存在于意识形态或者经济领域。将人类截然分离的将是文化……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标注 (蓝色) - 第七章 文明的冲突 > 位置 2539
在对这次会面的看法上,皇帝在信中总结说:“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 [449] 拿着这封回信,马戛尔尼只得乘船返回伦敦。
标注 (蓝色) - 第七章 文明的冲突 > 位置 2672
美国政府被认为是民主共和政体,而中国可能最好应被描述为反应式权威主义。政治合法性理念的竞争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痛点所在。基辛格恰到好处地总结道:“美国原则是普世的这一信念给国际体系带来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因素,因为这意味着如果政府不去实践这些原则,那么它们就不完全具有合法性。”
标注 (蓝色) - 第七章 文明的冲突 > 位置 2686
相比之下,中国人相信别人会尊敬他们,欣赏他们的美德,甚至试图模仿他们的行为。但是中国人并不试图让他们皈依这些价值。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中国没有输出自己的信念,而是让其他人过来求之。中国人认为,只要承认中国政府的宗主权,邻国人民就可以从中国和中华文明的接触中获益。不予承认则是野蛮人。”
标注 (蓝色) - 第七章 文明的冲突 > 位置 2701
美国和中国对于时间认知范围——它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觉——犹如白天和黑夜之间的不同。美国人期待在 2026 年庆祝建国 250 周年,而中国人则自豪地指出他们的历史已经跨越了五千年。美国人将1776年 7 月 4 日作为国家诞生的时间点,但中国没有有纪录的起点。因此,不像其他国家沿着盛衰兴亡的轨迹来追踪它的发展,中国将自己视为宇宙的一个固定部分:过去如此,将来亦是如此。
标注 (蓝色) - 第七章 文明的冲突 > 位置 2765
中国人追求的不是在一场决定性的战争中获胜,而是通过渐进的行动来逐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再次引用基辛格的话:“很少有中国政治家会冒一次要么全赢要么全输的冲突风险;精心谋划多年更接近他们的风格。西方传统强调了英雄主义力量的决定性冲突,中国的理想强调微妙、间接和有耐心地积累相对优势。
标注 (蓝色) - 第七章 文明的冲突 > 位置 2788
套用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的话来说,尤其是因为“像别人看我们那样看待自己”很困难。实际上,自尼克松以来的每一位总统都认为美国欢迎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
标注 (橙色) - 第八章 走向战争 > 位置 2850
在未来几年,是否会因为中美军舰在中国南海发生碰撞、台湾推动“独立”运动、中日钓鱼岛争端、朝鲜的不稳定,甚至是螺旋式经济争端,导致中美都不希望的战争发生?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这些似乎很难想象——因为很明显,这些事件的后果将与任何一方所希望获得的收益不成正比。[493] 即使是主要在海上和空中进行的无核战争也可能导致双方成千上万的战斗人员死亡。而且,这场战争将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根据2016 年兰德公司的研究,经过一年无核的严酷战争,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减少10%,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则可能降低35%——这与大萧条时的情形相当。[494] 如果进入核战争,那么两国都可能被完全摧毁。中国和美国领导人都知道他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标注 (蓝色) - 第八章 走向战争 > 位置 2858
不明智或不想要并不意味着不可能。战争仍旧会发生,即使领导人决心避开它们。其他的事件或行动缩小了领导人的选择范围,迫使他们作出冒险发动战争的选择,而不是默许不可接受的替代方案。伯里克利不希望与斯巴达发生战争。威廉二世并不想与英国开战。毛泽东最初反对金日成在 1950 年对韩国的进攻,因为他担心事件扩大。但事件往往要求领导者在高风险和更高风险之间作出选择。一旦军事机器开启,误解、误判和纠缠可能会将冲突升级到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最初意图的程度。
标注 (蓝色) - 第八章 走向战争 > 位置 2882
在自以为胜券在握的战争中战败后,麦克阿瑟呼吁总统哈里· 杜鲁门(Harry Truman)授权他对中国使用核武器。[498] 杜鲁门不仅没有接受这位桀骜不驯的五星上将的计划,还将他解职。战争陷入僵局,
标注 (粉色) - 第八章 走向战争 > 位置 2894
阿卡蒂·舍甫琴科( Arkady Shevchenko)是叛逃西方级别最高的苏联官员,根据他的描述,苏联政治局被“数百万中国人入侵的噩梦”吓坏了,这使苏联领导人“几乎发疯”。
标注 (粉色) - 第八章 走向战争 > 位置 2907
尽管如此,面对愤怒的苏联,毛泽东采取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策略:他戳了一下这只(北极)熊。中国军方策划了一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攻击,给了莫斯科一个“痛苦的教训”。 [505] 1969 年 3 月 2 日,解放军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伏击了苏联边防部队,随后又发动了第二次袭击,以 30 名中国人为代价,杀死了 91 名苏联人。
标注 (粉色) - 第八章 走向战争 > 位置 2915
正如迈克尔·格尔森( Michael Gerson)所总结的那样,其目标是“阻止未来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或胁迫”,并且“面对苏联正在逼近的威胁,有说服力地表现出中国的勇气、决心和力量
标注 (粉色) - 第八章 走向战争 > 位置 2956
鉴于中国曾经历百年耻辱,尤其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占领者暴行之下所引起的愤怒,这些综合征特征就更加凸显了。因此,中日两国在中国东海的岛屿争端带来了特殊的风险。如果安倍晋三政府或其继任者成功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并加强其军事能力,包括以有力的登陆来夺取有争议的岛屿,中国将不仅仅是关注事态发展而已了。
标注 (粉色) - 第八章 走向战争 > 位置 2970
就像汽油之于火柴,催化剂可以将意外碰撞或第三方挑衅转变为战争。有一组催化剂被克劳塞维茨称为“战争迷雾”。克劳塞维茨将修昔底德对战争的理解延展为“机会之事”( an af-fair of chances),在《战争论》( On War )一书中,他观察到“战争充满不确定性。四分之三决定战争行动的因素包裹在要么增加要么减少不确定性的迷雾中” [513] 。不确定性意义深远,当大量事实建议指挥官或政策制定者谨慎行事时,不确定性会导致他们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反之亦然。
标注 (粉色) - 第八章 走向战争 > 位置 3001
与反卫星武器一样,网络武器可以破坏指挥控制系统以及攻击现代军队所依赖的信息,从而在战斗中创造决定性优势,并且不会发生流血事件。
标注 (粉色) - 第八章 走向战争 > 位置 3108
,并拒绝所谓的“九二共识”,即双方已同意“一个中国”概念,但是允许各自表述。对此,中国大陆采取了加强版的台海危机应对措施,通过向台湾海域进行密集炮火进攻来“测试”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严重破坏了台湾岛通向世界的商业航运,而这是该岛的生命线。
标注 (蓝色) - 第八章 走向战争 > 位置 3112
作为一个小岛,台湾 70% 的粮食和包括能源在内的大部分自然资源都依靠进口。 [522] 持续的封锁将导致台湾经济陷入停滞并导致大规模粮食短缺。尽管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但是美国政府认为自身仍然有义务阻止台湾被扼死。许多亲台的美国国会议员要求白宫派遣航空母舰到台湾援助,就像比尔·克林顿在 1995—1996 年危机期间所做的那样。
标注 (蓝色) - 第八章 走向战争 > 位置 3135
中美冲突的火花不一定由美国或中国的军事力量所挑起。相反,它可能是因与第三方盟友发生冲突或者是第三方盟友内部发生冲突造成的。2010年就接近这种情况,当时朝鲜击沉了韩国战舰“天安号”,造成 46 名韩国船员丧生。中国支持朝鲜与此事无关的声明。与此同时,首尔坚持要求平壤承担责任。最终,朝鲜和韩国及其盟友都从冲突边缘退了回来。但是,在如今新的背景条件和催化剂条件下,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会如此容易地避免战争,特别是在如果涉及的第三方对朝鲜半岛几十年来缓慢但无休止的紧张局势不太了解的情况下。
标注 (蓝色) - 第八章 走向战争 > 位置 3144
有可能造成一触即发的爆发点是钓鱼岛。它位于中国东海,周围有着宝贵的渔场、贸易路线和潜在的石油储备资源。
标注 (蓝色) - 第八章 走向战争 > 位置 3229
该委员会是一个秘密的跨部门小组,旨在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免受外国经济干预。第二份报告是美国财政部关于中国大规模网络经济“窃取”的报告。基于美国情报数据,该报告评估了被“窃取”的知识产权价值为1.23 万亿美元。总统要求全额赔偿。他宣布,直到收到付款,他才停止对正在利用被盗知识产权的中国公司征收关税,包括电信公司华为和家电制造商美的。中国进行了报复,对美国同等价值产品征收关税。
标注 (蓝色) - 第八章 走向战争 > 位置 3255
总统的愿望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人已经彻底渗透到美国军方的计算机网络中,他们不仅知道隐形无人机,而且还知道它们被预先部署在了日本嘉手纳空军基地( Kadena Air Base)。确信美国是这次袭击的根源,北京反击了,对嘉手纳发动了导弹袭击,杀死了大量美国军人(以及一些他们的家人)以及周围社区的数百名平民。
第四部分 为什么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标注 (粉色) - 第九章 通往和平的十二个方法 > 位置 3271
战争是邪恶的,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命题,在这个问题上再做文章就显得有些乏味。没有人因为无知而被迫参与其中,也不会因为恐惧就能置身其外。如果双方都恰好选择了错误的时间采取行动,和平的建议将对此无济于事。如果我们给予了建议但却看到时局的恶化,这就是我们处在关键节点上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修昔底德,“赫莫克拉提斯对西西里人的演讲”,公元前 424 年
标注 (粉色) - 第九章 通往和平的十二个方法 > 位置 3349
亨利·基辛格指出了命运的讽刺性转折:“在击败了妄想统治欧洲的德国 70 年后,当时的胜利者现在却出于经济原因,乞求德国领导欧洲。”
标注 (蓝色) - 第九章 通往和平的十二个方法 > 位置 3358
北约)。北约第一任秘书长经常提到的俏皮话是:北约的使命是“把苏联人挡在外面,把美国人拉进来,把德国人压下去”。
标注 (粉色) - 第九章 通往和平的十二个方法 > 位置 3477
并能区分需求和欲望。
标注 (粉色) - 第九章 通往和平的十二个方法 > 位置 3550
[587] 克劳塞维茨教导我们,战争是国际政治的其他手段的延伸
标注 (蓝色) - 第十章 我们该何去何从? > 位置 3956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未来如果不是过去简单的镜像,至少与过去是相似的。如果我写的历史对那些想要知道过去真相来理解未来的人有几分用处的话,那我就心满意足了。——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标注 (蓝色) - 第十章 我们该何去何从? > 位置 3967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结果?希腊伟大的剧作家,如索福克勒斯,他的悲剧作品在古希腊文学作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认为命运就是(一切结果的)答案。在他们的剧作中,俄狄浦斯被众神设定要弑父娶母。他在剧中的角色别无选择。不过修昔底德不这么认为。他对待人类事务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事实上,他重新定义了历史学——人才是主要行为体,而不是神。命运掌控着双手,但人才是游戏的玩家。
标注 (粉色) - 第十章 我们该何去何从? > 位置 4006
德国哲学家尼采教导我们:“忘了自己原本的目标是人类最常见的一种愚蠢表现。”
标注 (粉色) - 第十章 我们该何去何从? > 位置 4035
巴拉克·奥巴马——最愚蠢的言论之一是,他声称,考虑到今天的变化速度,“我甚至不需要乔治 ·凯南” [636] 。尽管精心制定战略并不能保证成功,但缺乏连贯、可持续的战略必将导致失败。
标注 (粉色) - 第十章 我们该何去何从? > 位置 4363
尽管法国拥有强大的陆地部队,英国“可以在必要时超越法国,把国民生产总值中战争开支比例提升至其敌人的五倍”。
说明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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