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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企业家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应付监管规则、监管当局和监管人员，忙得疲倦不堪。他们经常在继续干和放弃之间彷徨。当然，也由于高昂的监管成本，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心情思考业务扩展或者产品开发。
国内银行深知农业和中小企业的重要性，但是银行基本上不给它们贷款。自由市场的贷款利率比银行基准利率高5～7倍，这恰恰说明了银行的低效和不作为。
为什么银行不给中小企业和农业借钱呢？我相信这是所有权、公司治理和管理等造成的问题。农民和中小企业抱怨银行体制太僵化（它们的贷款评估拖沓费时）、要求太苛刻（对抵押物、贷款额度和各种文件都有严格规定），而且不愿意惹麻烦（所以大家都给铁道部借钱，因为铁道部不还钱它们也不用承担责任）。
只要信贷一紧缩，银行首先就减少对农业和中小企业的贷款。
这些弱势客户深受其害。
“牌照大国，批文大国”
一些评论员开玩笑把中国戏称为“牌照大国”和“批文大国”，甚至还说，或许将来在大街上散个步都需要一个什么批文。内地的真实情况确实是牌照很多，而每当发行一种牌照的时候，市民们都会一拥而上，把它看作一种特权的象征，有的人甚至连这个牌照是什么都没搞清楚。
举个典型的例子：2008年政府承认小贷行业的合法地位，数千个申请人为了小贷行业的许可证抢破了头，有的人还没找到管理团队，甚至根本不清楚怎么运作小贷公司。自然，四年之后，6000家小贷公司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但多达100个公司在拿到执照一年后，仍然没有找到管理团队来开业，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十个公司的执照被撤销了。
过桥贷款的高风险  
几乎所有国内的小贷公司都做过桥贷款。在国内的银行体系下，当一笔银行贷款到期之前，借款人需要先将贷款还给银行，等上3～5天，才能再次借到新的贷款。这大概是中国特色的规定，为的是防止银行经理随意决定续借，隐瞒不良贷款。因为国内的银行短期贷款规模很大并不断增长，贷款的续借很常见。
这套规定其实有点可笑。一个持续经营的企业怎么能中途暂停，把钱取出来交给银行，等上三五天呢？因此，所有的借款企业都不得不保持高现金流，并从多家银行借款，分散一次性问题。这项规定的意图本身没有错，但执行这项规定，企业要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
为此，基层的银行经理想出一个应对的好方法。也就是向小贷公司和无牌照的放贷人求助（讽刺的是，有时候，这些人恰好同时也是银行扶持的，用的也是银行的钱）。借款人从小贷公司或放贷人那里借款，为期三天，利率约为1%～2%！这个利率年化的话，是非常高的。小贷公司如果在银行有内线的话，就能时不时得到类似的赚钱机会。一些小贷公司就是靠着这种生意发家的，过桥贷款成了它们的主食。这不违法，也合情合理。
但我觉察到，银行经理有时候会向上级隐瞒借款人的真实现金流情况，造成借款人信用良好的假象。有时候，情况就变得更微妙了。举例来说，当借款人把他从小贷公司借到的钱还给银行以后，如果央行或是该银行的上级突然收紧该地区的贷款额度（这可是常有的事），或者银行经理工作调动，突然失去了借贷的决策权，那么借款人就拿不到新的贷款了。要知道，银行经理的口头承诺毕竟是不确定的啊！
这一下小贷公司成了替罪羊。在这种情况下，小贷公司甚至拿不到抵押物，因为借款人可以抵押的东西都抵押给银行了。许多公司的杠杆率都很高，自然没有足够的抵押物来还债。“就三天而已。我们的新贷款基本上已经通过了银行的审批。”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承诺。但事实上，不止一家小贷公司吃亏上当，结果两手空空。
事情明摆着，借款人不可能长期支付这么高的利率，于是开始和小贷公司扯皮，最终呆账变成了坏账。在我加入万穗六个月的时候，万穗仍然在做这种过桥贷款，幸运的是，它还没在这上面吃过亏。我一直对这项业务的风险耿耿于怀，但整个团队都希望继续做过桥贷款。毕竟，万穗尝过甜头没吃过亏啊！没办法，我只能力排众议。因为这种风险回报太不值得了，如果顺利，你能拿到1%～2%的利率；如果黄了，你就全赔进去。这不是孤注一掷吗？！我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在我的博客和万穗的网站上，阐明我不看好这项业务的理由。文章一出，不少业内人士纷纷表示赞同和支持。一些明智的业内人士甚至一开始就看到了问题所在，因此从未涉足过桥贷款这项业务。
相对于抵押物和担保而言，我们更看重现金流。因为，如果一笔贷款最终需要靠抵押物或担保人来偿还，这已经说明我们的信用评估是失败的。
PE？PE就是高利贷  
2012年4月，也就是我从民生国际辞职，全身心回归万穗的时候，一家小型的PE（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找到我。该公司的负责人叫滕金勇，他是通过我们共同的朋友联系到我的。于是，他带着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助手杨珍妮来到万穗。珍妮刚刚从暨南大学毕业，之前在上海汇丰银行（HSBC）实习过。
滕先生年届五十，20世纪90年代他曾出口电视机到埃及。在此之前，他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家电子公司工作过几年。我们会面的时候，他刚刚结交了王某──某家银行行长的表弟。这家银行有15家合作的PE。而滕先生刚刚成立的小PE公司，只有一个光杆司令带着一个助理，竟然幸运地成为这15家PE公司之一。
滕先生说，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特权，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赚大钱。
我很好奇，问道：“你准备如何与该银行合作呢？”
“很简单。只要我们能找到一个看起来可以投的PE项目，银行就能帮我们筹钱。理论上，我们的资金没有上限。你知道的，银行就好比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库。”滕先生兴奋地回答道。
“你的意思是说，这和其他PE的融资方式差不多，银行会帮你把理财产品卖给老百姓？”
“就是这样。但和其他PE不同，我们是幸运的15家之一。即使是KKR、凯雷和TPG（Texas Pacific），或是像九鼎投资这样的国内投资企业，都没有这样的特权。”滕先生吹嘘道。
“但你看起来并没有金融业的工作经历呀，银行怎么相信你呢？”我进一步问道。
“所以我才来找你啊。你在业内这么出名，几乎天天出现在报纸上。几周前，我和银行总行的头头们一起聊天，他们说，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还和你一起上大学呢。”滕先生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大声说道。
“那你想我怎样帮你呢？”我很好奇。
“很简单，我们合伙。你拿20%的股份，我保留50%，还有30%要送给王某（银行领导的表弟）。这30%可要对外保密哟。”说到这里，滕先生的声音低了下来，显得很神秘。
哈！原来是这样，我恍然大悟。我拒绝了他，并在心里告诫自己：可千万不能趟这浑水。滕先生见我不同意，以为我是在讨价还价，再次声明20%股份是白送我的。他说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请客送礼、疏通关系，才拿到这项特权。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对我而言，这太可怕了。随后，滕先生的助手杨小姐给我做了投资项目的简介，PPT中充斥着花里胡哨的图片。
我问滕先生：“你现在已经拿到特权了，又有这么多的投资项目在手，为什么还要寻求我的帮助呢？”
“我只在湖北和广东这两个省份享有特权。也就是说，我只能在这两个省融资和投资。如果能将业务范围扩展到全国，那就太好了。而且，我们每年都要接受年审。如果有你做合伙人甚至董事长，我们就能很容易地通过年审了。还有，我们也得招一批年轻的工作人员，来做具体的事务。你可以培训他们，比如怎样摆弄账面上的数字、怎样写PPT、做汇报。我对这些一窍不通。”滕先生解释道。
IPO美梦  
我大致浏览了一下滕先生的投资项目，有武汉的污水处理厂、可降解塑料公司，还有广东的废金属交易公司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等等。这些项目或许可行，但要么太小，要么太缺乏吸引力，很难通过IPO的审批。事实上，当我还在投行工作的时候，我恰好调研过广东的那家废金属公司，它的规模太小了，三年内都无法上市。
如果2～3年都无法实现IPO，那PE怎么退出呢？毕竟，一直以来IPO的队伍都排得老长，而且中国证监会时不时就会停止IPO审批。比如，2003～2004年，由于股市低迷，IPO审批停止；再比如，2012年10月，800多家IPO申请公司被挡在门外，进退两难。
很显然，滕先生明白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难办。这些项目不少是市政府主导的。我们将入股20%～35%，并且和他们签署回购条款，用他们的财政收入或其他地方的现金流作担保。我们很清楚，有些项目根本不可能通过IPO审批，但是谁在乎啊？审批下不来的时候，我们的投资就变成了一笔贷款。”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把它叫做贷款？”
“你是装傻吗？国有银行不可能用20%～25%这样的利率来放贷。现在的基准贷款利率只有6%左右。其次，银行每年的贷款额度都是有限制的。不管银行有多少存款，它们都受制于贷款额度限制。这一限制不仅对所有的银行适用，对它们各地的分行也有限制。最后，银行还必须遵守75%的贷存比规定。当然这个贷存比有时候会有变化。银行领导们希望贷存比看起来低一些。你知道，也就是看起来低一些而已。”
我接着问：“滕总，说实话，这些项目这么平庸，能连续2～3年支付你那么高的利息吗？这可是每年20%～25%的复利啊？”
“不能，当然不能啦。这个收益率也就是个数字而已，或者说预期回报吧。这是我们拿给银行交差的，更重要的是，忽悠那些大街上的老百姓来买我们的理财产品，让他们相信只要一切顺利，我们的回报就有可能这么高。”滕先生对他自己的逻辑还挺自豪。
我进一步问道：“如果项目三年后仍然没有上市，公司股东，也就是市政府，真的会回购你们的股份吗？”
滕先生开心地笑了：“我们的回购条款规定，他们回购时要向我们支付13%～14%的年利率，而不是预期20%～25%的收益率。”
“回报率一下子下降到13%～14%，你们怎么和银行以及散户分钱啊？”我质疑道。
滕先生拿出计算器，“看我们的营销情况，散户能拿到5%～6%的回报，这比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高一些。散户投资者还有个潜在的好处，一旦我们投资的公司上市IPO，他们还有额外的收益（当然上市的可能性很低）。银行赚3～4个百分点，你和我嘛，可以赚1～2个百分点。其余的分给市场营销、律师等中间环节。但你可别小看了我们的这1～2个百分点啊！50亿元～100亿元的项目，我们就能每年净赚1个亿！”说到这里，滕先生的眼睛都亮了。
这样的计算看起来很合理、漂亮。我只是很怀疑，这些市政项目真的能连续三年支付13%～14%的高利率吗？无论怎么说，这个利率也不低啊。我感觉有些项目，他们能拿回本金就不错了！万一有违约的呢？
“别担心，兄弟。市政府会给我们作担保。现在的惯例是用商业用地作抵押。如果情况不妙，我们就收回这块土地，用来建商品房，或者转手卖出去。”滕先生语气坚定地向我保证。
“有这样的好事，银行自己为什么不成立内部的PE公司，却把特权拱手让给你们15家PE公司呢？”我问道。
“银行按规定不能从事直接投资业务，所以需要我们。”尽管滕先生一再向我保证，我仍然无法说服自己加入他们。他看起来有些抓狂。他接着说：“好吧。你可要好好想清楚，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朋友吴某的PE公司，也是我们15家公司之一。他已经狠赚了一笔啦！”对此我早有耳闻，但我还是下定决心：这样的钱，再多也不赚。
重庆、天津  
重庆位于中国中部，人均收入约为广东的一半，但近年来经济发展迅猛，当地政府急切地想追赶沿海各省。我加入万穗不久，重庆市政府主管金融工作的官员就和我取得了联系。他不只是给我打个电话那么简单，2011年7月，他带着他的一个下属处长直接飞到广州和我会面。他那天正好赶上航班晚点，出租车司机找不着路，交通大拥堵，足足耽误了三个小时。
我们在广州东站边上的威斯汀酒店大堂见面。重庆来的贵宾一再为迟到道歉。他和我岁数差不多，稍稍有点发福，富有激情，活力四射。他向我全面介绍了重庆的小贷行业情况、简单的规章制度和减税优惠。我必须说，他和我们平常看到的政府官员大不相同，我非常喜欢他。
“别犹豫了，来重庆吧，成立一个小贷公司。我保证，不会有繁文缛节的困扰。重庆资金短缺，商机无限。”他这样总结道，并问我何时去重庆调研。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已经是晚上六点了。我请他留下来吃晚饭。他说没时间，必须要搭乘晚班飞机回重庆，因为第二天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没办法，我只好点了一瓶上好的红酒，大家开怀畅饮，让他打道回府。
他遵守了诺言。当我去重庆寻找收购目标的时候，他和重庆金融业政府部门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这让我们很感动。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通过了当地外商投资部门的审查。
但是没想到，当地的一家中央所属银行，成为我们的障碍。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是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这有点像美国的联邦政府体系。当地的政府拿它们没有办法。当我们在这家银行重庆分行遇到阻碍时，邀我来渝投资的那个政府官员安排了多次协调。但最终还是没能搞定这家银行重庆分行。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银行要反对我们成立投资公司。我的智商属于中等，如果我开了那么多天的协调会依然搞不懂，那么至少一半的中国人搞不懂。我认为，咱们中国人一些很好的发展政策之所以受阻，主要是因为一部分人设计复杂的圈套对付另外一部分人，大家的劳动相互抵消。
2011年，央行设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叫作跨境人民币监管部。这个部门成立的初衷是，引导香港等地的人民币有序回流内地。但模糊的规定和随意的复杂的管理把商人们都逼疯了。中国人民银行告诉我，基于新出台的一系列规定，民生国际不能在国内成立控股公司。我在重庆花了一周折腾，最终无功而返，非常郁闷。
2012年年底，那位之前和我打过交道的重庆市政府官员调到西南证券当董事长。我当时还和他讨论，西南证券是否可以去收购香港的一家券商。没想到，他突然出事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重庆官员“艳照门”事件，听说他也是涉嫌官员之一。我为他深感遗憾。从工作的角度说，他真是既有激情又有能力啊！
据说，天津政府在小贷和PE领域也很积极，希望大力引进投资。2012年2月，作为中国金融国际投资（0721.HK）的股东和顾问，我和该公司的CEO刘宝瑞，一同会见了天津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结果让我很气馁。来来回回的酒席饭局以及各种不着边际的谈话，让我很不愉快。这里的规定和其他省一样难搞。有的人愿意忍受这一切，但我不愿意！做生意已经够难的了。服务客户、开拓市场和融资，这些才是一个企业真正应该集中精力的，也是我想做的。
现在，我日复一日地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公司注册程序上，这真是太可怕了。
P2P，网络小额信贷平台  
早在我加入万穗之前，我就开始关注P2P信贷运营商，其中业绩最突出的是宜信公司。该公司的创始人唐宁早年在北大求学，后赴美国攻读经济学。宜信的员工可能有好几万，覆盖全国100多个城市。他们并没有金融牌照，但充分利用了法律规定：个人（而非公司）可以给任何人贷款，所以政府也拿他们没办法。宜信直接用唐宁的名义对外放贷款，同时也用唐宁的名义从外面借贷。为了扩大规模，唐宁在信托公司和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如诺亚财富管理）的帮助下，将他的贷款组合证券化卖给散户投资者。宜信后来也用网络平台来营销，但主要还是依赖“陆军”，即地面业务人员。2011～2012年，我经常在各种行业研讨会和论坛上看到唐宁，他到处卖力地宣传小额贷款对于中小企业的重要性。他算小贷行业一名忠实的开拓者！
做得较大的P2P信贷平台有人人贷（renrendai.com）和拍拍贷（ppdai.com）。它们和杭州的数银在线（6677bank.com）网站不同，主要是为借贷者和散户投资者牵线搭桥。我见过它们的人，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深入研究。虽然它们暂时还没遇到监管部门的质疑，但我对它们的经营模式持保留意见，原因在于：借贷者和投资人素未谋面，也没有中介为贷款安全进行担保，一旦出了问题，信贷平台很容易受到影响。就我个人在万穗和我所投资的其他两家公司的经验来看，这里面的隐含风险很大。举例来说，如果信贷平台出了丑闻，或是借款人蓄意诈骗，这都会对公司造成非常大的打击。
基于这样的担心，深圳的红岭创投（my089.com）会对借贷人进行尽职调查，并为贷款安全作担保。对他们而言，网站只是一种市场营销手段，并不是P2P的平台。但由于尽职调查的时间和财务成本都很高，红岭创投的业务规模受到限制，很难走出深圳。
谁说银行不竞争  
对于银行来说，理财产品的利率在4%以上，而存款的利率在2%左右。所以，理财产品的存在和发展就等于银行变相承认存款的利率太低。
就像成千上万的大妈大爷一样，我选择在银行购买这些理财产品，是相信银行，希望不仅能保本，还能有较高的回报。如果投资的项目黄了（事实有时候如此），一般情况下银行只能承担损失。这和把钱存在银行有点像。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和美国等国家不一样，并没有存款保险制度。但是在老百姓看来，总觉得银行的背后是政府信用，这有点像某种隐形的约定。中国的存款人哪怕是把钱存到很小的存款机构，比如农村银行或信用社，他们也不太担心安全问题。
这是一种很危险、一厢情愿的想法。很多相关人员其实是得过且过。只有出现银行破产，或者是很严重的银行违约，银行保险体系才会真正受到重视。
由于受到贷存比和贷款总量的限制，国内银行都很热衷于增加所谓的“佣金收入”。最常见的就是银行销售的各种理财产品。理论上说，银行只是个中介，与投资产品的回报或回报率毫无关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老百姓，对这其中的区别视而不见，或者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所有的理财产品，包括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和债券型基金，等等，它们的宣传册上都明确指出了投资有风险，并且银行不做任何担保。没关系。正如香港雷曼兄弟迷你债风波告诉我们的，老百姓根本就不在乎。雷曼兄弟破产以后，香港的很多投资者血本无归，他们纷纷要求卖债券的中介（主要是银行，如中国银行、汇丰银行、星展银行等）负责。政府也不管这些投资者当时是签过合同的，硬性要求这些银行进行赔偿。
在内地，情况也差不多。尽管投资者都签了所谓“自负盈亏”的合同，一旦违约出现的时候，银行也不得不承担损失。也有不少投资者，他们很清楚这些产品是有风险的。但是，当违约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宣称被银行骗了。他们会抗议、闹事直到把钱拿回来为止。就这样，银行只好更加谨慎地选择它们的产品。毕竟，一家支行可以同时销售的理财产品数量也是有限的。
垃圾债券代理商   
银行的借贷额度一直都有很严格的限制，但信托公司就没这个限制。信托公司从银行大量借债，投向房地产、基建和各种项目。如果项目出问题了，最终由政府来兜底。而如果项目赚钱了，管理层就获得荣誉和回报。这种风险收益的不平衡，简直就是鼓励管理层冒险。
当我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时候，我参加过涉及中信的很多会议。我个人认为，那个时候的中信就是一个“投机客”，它的背后是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之后中信系不断扩张，逐渐进入银行业、投行和其他板块。现在变化很大。20世纪90年代，几百家信托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各种资产上投机，包括期货、股票、房地产，等等。当时朱镕基做总理的时候，曾经实行严格的紧缩政策，大批信托公司破产了。此后，政府保留了67家信托公司。直到今天，信托公司还是名不副实。它们提供的所谓“信托产品”和发达国家的有本质区别。国内的信托公司其实就是商人银行业务（merchant banking），它们对融资方收取非常高的利息。更重要的是，一般情况下，这些项目从银行根本就借不到钱。换句话说，这些都是所谓的“次级债”。
垃圾处理场   
从20世纪90年代起，民营资本就对担保公司的业务感兴趣，许许多多的担保公司获批成立。2011年担保公司数目达到高峰，全国共有1.5万家公司，一些专家甚至估计高达2万家。担保公司的运营模式很简单：如果借款人（一般是小企业，有时也可能是大公司）无法达到银行贷款的条件，比如没有合格的抵押物或杠杆比率太高，这个时候，借款人就可以找担保公司帮忙。担保公司向借款人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为借款人担保，银行就同意贷款。一旦出现坏账，银行可以向借款人或者担保公司追讨。
当然啦，银行也不是什么担保公司都认可的。每家银行对此都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和内部名单。随着时间推移，担保行业的具体模式也逐渐演变。有时候，担保公司只需待在办公室，等着银行来电话就好了。自然，担保公司自身也要对借款人做回报分析和风险评估，由此决定做不做这个担保。但是，如果老是拒绝银行，银行渐渐就不会把业务给你了，所以担保公司要很好地处理两者的平衡。一些比较精明的公司，同时也去外面拉客户，从而降低对银行的依赖。他们每天都在接受业务能力的检验。找那些信誉良好的大客户可没用，因为各银行早就占领这些客户资源了。此外，信誉良好的大客户基本上都不需要担保。所以，对担保公司而言，诀窍就在于，要找信誉比较差的客户，但是也不能太差，要“差到好处”。正因为如此，很多业内人士都把担保公司戏称为银行的“垃圾处理场”。近年来，担保业发生了不少变化，比如为企业债券提供担保以及成立“担保联合体”，即几家担保公司联合起来做大额贷款业务，共担风险和收益。
中国人应该感谢影子银行  
（1）影子银行正在帮助中国人打破银行存款对储蓄者的长期低利率。影子银行告诉了中国人三件事：通胀究竟是多少？存款的合理价格究竟是多少？长期以来，中国的真实利率是什么情况？导致烂投资、产能过剩和地产泡沫。以及恶化社会不公的原因是什么？
（2）影子银行质问有关人士：在理财产品高速增长的情况下，75%的贷存比例有意义吗？（3）咱们还是实在一点：存款保险制度（如果引进的话）应该覆盖理财产品。咱们不要骗自己。你即使不覆盖，银行也脱不了干系。世界上理财产品千万种，一旦银行选择了代销某种产品，其实在道义和法律上，它已经承担了责任。
（4）影子银行迫使传统银行提高效率。
（5）影子银行支持上亿人的就业，并往往是弱势群体（小企业和低收入的消费者）的唯一去处。中国人啊，难道咱们不能享有平等的“融资权”吗？
（6）影子银行的资产质量要么跟银行贷款相若，要么更好。小贷公司、典当行和民间借贷人士用的都是自己的钱，十分谨慎，况且它们基本没有杠杆，盈亏自负，你瞎担什么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