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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他直截了当地在序言中指出，阿富汗不是“帝国坟场”，因为历史上曾有多个国家或势力征服了这里；二是他认为塔利班事实上从未真正想制止罂粟的种植，只是因为大量种植导致价格下跌，才在个别年份控制了罂粟的种植面积和产量。虽然这些观点不占据主流，但无疑是正确的。
提到阿富汗，读者们总爱问个不停。他们想知道我如何看待美苏两国对阿富汗政局的干涉。这个问题，我曾在美国遭遇过无数次。每一次，我都会给出相同的答案：两次入侵都给阿富汗带去了沉重的灾难。苏联人无法自拔的深渊，如今又困住了美国人。开战之前，美国政府奉行实用主义，轻而易举就找到了干涉的理由；之后，却又受困于政治因素而无法迅速抽身离去。每蹉跎一点时间，美国政府就要付出更多的生命与金钱，而且他们并不知道原因何在。美国能够控制城市，却无法平息那些自以为在捍卫伊斯兰教的人发起的农村叛乱。
“嗯，您不会不知道，我们当年出兵阿富汗，是受到了对方的邀请。阿富汗国内有难，所以才向邻居求援。那一次，我们不但出动了作战部队，还派遣专家顾问，帮扶阿富汗的进步势力。而贵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则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行径。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当时，我只能摇头叹息。“您刚才的话是认真的吗？您当真觉得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是为了吊民伐罪？贵国军队当时的任务是要帮助进步力量打击反动派？其实，您的看法倒显示了苏、美之间的又一个共同点。很多美国人说起阿富汗战争，也会像您一样义正词严：阿富汗有难，美国军队千里驰援；美军来到这里不为攻城略地，只为消灭暴政。而且，我们美国人还在不遗余力地帮助阿富汗人生产和生活。”
阿富汗历史的主题一直围绕着两个问题：这种游戏需不需要一点规则？何种规则最为适合？
“帝国坟场”一类的论调，笔者不想重复。介入阿富汗事态的大国势力似乎总会一败涂地。这里地形复杂、人民善战，这对征服者而言确实是特殊的挑战。如此想法看似智慧超然，实则大错特错。历史上，阿富汗沦于外敌铁蹄之下的情况实在不知凡几。3000—4000年前，雅利安人（Aryans）便征服了这片土地。因此，这里才会被人叫作“雅利安人的国家”（Ariana）。后来，“雅利安人的国家”被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阿富汗人以波斯语（阿富汗官方称之为达里语，近90%的阿富汗人将达里语作为第二语言）为通用语言，正是出于这层关系。后来，希腊人又成了这里的征服者，他们建立的希腊王国延续了200多年。时至今日，在阿富汗的一些地方，偶尔还能见到金发碧眼的希腊征服者后裔。佛教徒也一度成为这里的主宰，独一无二的希腊式佛教艺术由此在阿富汗起源并走向繁荣。 如今，99%的阿富汗人都信仰伊斯兰教。显然，这是阿拉伯人征服阿富汗留下的一项遗产。突厥人更是隔三岔五就会吞并此地。横扫而过的蒙古大军，把阿富汗化为了一片鬼域。阿富汗是“帝国坟场”，但不是蒙古帝国的坟场。15世纪，喀布尔还曾沦为一名突厥军阀的领地。此人后来南下印度，开创了莫卧儿帝国。种种事例表明，阿富汗这片土地并非不可征服，只是所有成功的征服者现在都被称为“阿富汗人”。
Hexensabbat，是指中世纪传说中女巫与妖魔每年一度的大聚会。
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光之山”（Koh-i-Noor）也落到了他的手中（如今，这件珍宝是英国王室的藏品，被陈列在伦敦塔供人观瞻）
即使强如艾哈迈德，他也需要宗教老者的支持、部落领袖的选票。此外，他的谦逊态度也让他显得卓尔不群。雄厚的实力、宗教的肯定、出众的人品，艾哈迈德三者兼具，终于得到“沙阿”的头衔。年轻的艾哈迈德成了所有普什图人及其当地盟友和部下的王。 ［1］
普什图部族社会还有一种独特的立身原则：男人的地位并不取决于他所担任的职位或这些职位所拥有的权力，直截了当笼络人心，才是步步进阶的保证。身居高位的人，一定有真本事让属下服膺。他们赢得这种尊重，是因为其在政治游戏中获得的经验。在这个游戏中，才干是有意义的，但不是一切；继承下来的声望固然重要，但并不代表一切；雄辩的口才、亲切的举止、盟友关系、姻亲背景，都是有意义的，但又不是必然的。这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王权的更替。国王总像流水一般换来换去，觊觎王位的野心家也是层出不穷。小小的疏失、无意的惊扰、笨拙的举止、不雅的言行，都有可能成为对手利用的契机。
因为国家必须具备以下要素：一定的领土、连续成形的边界、人人遵守的法律和民众用于交易的统一货币。
在当地，最重要的宗法领袖是可汗（Khan），他们构成了阿富汗的封建领主阶层，其地位是世袭的。每个村庄通常还有一位马利克（mailk），一个正式的首领。马利克基本是选举产生的，但马利克的父亲可能也担任过马利克，或至少是可汗。村庄一旦遭遇危机，主要的可汗协助马利克作出决策。很多时候，马利克往往由当地最大的可汗兼任。
正式的决策由村中最重要的人物组成支尔格（达里语地区称为“舒拉”），经过旷日持久的讨论作出。支尔格是常设的议事机构，但并非定期召开，只有出现问题时才会召开。支尔格无法通过简单的表决作出决定，而是必须讨论到所有成员都达成共识。
除了马利克，每个村庄还至少拥有一名毛拉（mullah）。毛拉是伊斯兰教的基层神职人员，他们不是“圣人”，拥有妻子、儿女，可能也拥有土地，参加战争，他们并不比村里其他任何人更圣洁。他们只是粗通文墨，读过几遍《古兰经》，知晓一些宗教法规而已。他们监督人一生中有关宗教的各种仪式。例如，孩子降生，毛拉会被召唤，他要对着婴儿轻轻念诵《古兰经》。如此一来，孩子才会被正式认作穆斯林。村里的丧仪，毛拉也不能缺席。棺椁下葬的时候，需要他在一旁祈祷；安葬完毕，毛拉还得带领人们念诵《古兰经》，向死者致以最后的敬意。婚姻大事也需要毛拉在场。婚礼自不待言，双方家长议定合同的时候，毛拉也须在一旁相陪——请别吃惊，在阿富汗的乡村社会，婚姻绝非男女爱情的结果，而更像是家族间的一笔生意。 祷告的时候，特别是早晨和日落的时候，毛拉会登上宣礼塔（如果没有宣礼塔，毛拉会站在一处显眼的屋顶），高声祷唱宣礼词，提醒人们祷告时间到了。规模稍大的村庄，则会安排一位宣礼人（muezzin）协助毛拉。可想而知，这位宣礼员一定中气十足、嗓音洪亮。
幸驻寺的毛拉被称为伊玛目（imam）。人们聚集礼拜的时候，伊玛目要负责领拜，他站在前面，保持着和大家一样的姿势，朝向麦加方向鞠躬祷告，伊玛目高声诵读《古兰经》，其他人则轻声地念诵。整个礼拜仪式由伊玛目负责调控，他会适时高喊“真主伟大”（Allahu Akbar），提醒大家适时地端立、跪坐、俯卧和鞠躬。总之，毛拉就像宗教机械师，他在一个充满宗教信仰的世界里照顾着日常生活的细节，在这里，宗教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除此之外，毛拉其实并没有什么独特地位可言。
毛拉·纳斯鲁丁（Mullah Nasruddin）的故事
另一种漫游乡村世界的人物是达拉克（dalak），他们负责处理日常生活中许多不太愉快但必要的细节。达拉克虽非宗教人物，但他们的日常工作却与宗教息息相关。男孩小时候都要例行割礼，达拉克就是那个操刀的人。达拉克还从事拔牙、理发等各种个人服务。他们居无定所，在一个个家庭之间辗转借住，走到哪里，就睡在哪里，食物也来自人家的馈赠。唯有达拉克可以在公私领域之间游走穿梭。他们知道每个家庭的私密细节，因为他们处理的是最私人的事情。各种闲言碎语，他们没少听闻，并总能毫不吝惜地再将其传扬出去。
达拉克与毛拉同样居于最低等级。在他们之上，还有好些更受敬重的人物。米拉布（mirab，水资源仲裁人）便是其中之一。
地位最高的是大毛拉（mawlawi，宗教学者），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人物，深得众人爱戴。卡兹（qazi，法官）是最杰出的宗教人物，但并不是每个村庄都有一位卡兹。家庭内部纠纷全由家长调解，家族内部的纠纷由部族处理，村庄之间出现诸如谋杀或盗窃之类的案件，则交由支尔格解决。卡兹有资格裁决复杂的案件，因为他们作为学者和虔诚的教徒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有些公案可能涉及对某些法律问题进行微妙的宗教解释，卡兹处理起来也会觉得力有不逮。遇上这种情况，他可以与穆夫提（mufti）进行磋商。穆夫提是声誉极高的宗教学者，由于深得民众信任，他们拥有签发法特瓦（fatwa，对教法的解释）的权力。这并不是对特定条件的判决，而是对法律作出裁决。由此可见，这里的法律来自宗教经典和古代圣徒的神学著作，而并非出自政府意志，也不是来自任何民选机构、政党、豪强、军阀，任何个人都无力改变法律的内容。统治者想要获取合法地位，必须得到穆夫提与卡兹的支持，它本质上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系统。 生活在乡村，货币不是必需品，村民之间甚至无须以物易物，这里的伦常关系冲淡了劳动交易。毕竟一个村子里，人人都互为亲戚——父与子、舅与甥、叔公与侄孙，亲戚之间总有一些必须承担的相互义务。 ［6］ 身处其中，每个人都要安守本分，同时，也能享受亲人提供的庇护。晚辈要孝敬长辈，年轻女性得服从家中年长的女性。 女性掌握着某些领域的控制权，男性通常不进行干涉。采购食物、管教孩子的事情由女性定夺。她们还要代表家族议定婚约，为了礼金讨价还价。不过，总体而言，男性的地位凌驾于女性之上。即便是在女人掌控的领域，最终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男性手中。在乡村共和国里，有领主，有臣民，人们身在其中，各安其位，每个人按照社会的期望做事，同时也被赋予相应的权利。 阿富汗的村庄几乎都能自给自足。他们自己生产粮食，制作木工，缝制鞋子，给马匹钉上马蹄掌（如果有马的话）。女性们纺纱织布做衣服，在自家的院子里烹煮食物、烘烤馕饼——每户人家都有烤炉，因此，女性大可不必为此抛头露面。她们还会将鲜奶发酵成黄油或干酪，将酸奶干燥后制成令人垂涎的克鲁特（q’root）。妇女们还会想尽办法储藏蔬菜与肉干用于过冬。
马利克由支尔格选举产生。不过，他的权威与他从声望、家资和社会地位中获得的非正式权威是分不开的。所谓选举，不过是公推一位声望最高的人物而已。
穆夫提是声誉极高的宗教学者，由于深得民众信任，他们拥有签发法特瓦（fatwa，对教法的解释）的权力。这并不是对特定条件的判决，而是对法律作出裁决
出户，也有和游牧部族打交道的机会。游牧民约占总人口的10%或更多。他们虽是少数，却是拥有成千上万人的少数。他们过着迁徙的生活，遍布各地，操波斯语的居民叫他们“库奇”（kuchi），即移动的人。普什图语人称他们为“波文达”（powinda）。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各地游走、迁徙，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他们会在合适的地方停留几天，或者说最多几个星期，然后继续上路。 ［7］ 小的游牧营地可能有10顶帐篷，大的营地则可能多达50顶，
在方阵之中，男人守在外面，妇女、儿童围在中间。不同的是，美国人有火车，游牧民则只能策马前行。在下马扎营的时候，妇女、儿童的帐篷也位于营地中心，男人的居所则设在外围，而且男性还得时刻警惕敌人来犯。凡是有人接近，都会被拦下质询，直到弄清身份和来意为止。
出身游牧部群的人可能保守顽固、生性多疑，但是，他一定也见过世面，甚至会说三种以上的语言。但国王并不喜欢这些到处游荡的子民。国王想要弄清他们的具体人口都十分困难，更别提向他们征收税款了。而且，他们还会时不时地洗劫朝廷和领主的财产，甚至加入反叛军队与国王作战。正因如此，对待游牧部群，国王从来不敢怠慢。
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正式合并，形成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从加尔各答到德里，起码有1000英里的距离。从德里出发西行，还要走过500英里才能到达艾哈迈德的家乡坎大哈。阿富汗与英国之间没有交集，也没有理由发生冲突。
阿富汗国王会晤俄国使者的消息在英属印度引起了轩然大波，麦克纳顿为此恼羞成怒，多斯特大王如他想象中的一般狡诈。奥克兰勋爵甚至发去了一封问罪信警告埃米尔：“未经我方许可……请勿要再与波斯及俄国密切来往，请勿随意接见对方来使。” ［9］ 与两年前相比，奥克兰仿佛变了个人。那个时候，他还信誓旦旦表示，“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绝非女王政府所愿所为。” 即便到了这个地步，多斯特·穆罕默德也不愿疏远英国人，他甚至还惦记着对方能够答应结盟。于是，他在给奥克兰的回信中没有提醒对方自己是一个主权国王，而是希望奥克兰勋爵把他的条款写下来，特别是关于白沙瓦的条款。 条款？殖民当局的一众高官顿时紧张起来。多斯特大王为什么就这样服软了？他到底打着什么主意？麦克纳顿觉得，多斯特·穆罕默德已经投靠沙俄成了傀儡。因此，英国应当迅速出兵推翻他的统治。而且，有一个现成的国王继任者——舒贾。此人当时就在英属印度靠英国的“养老金”过活。考虑到王权的合法性，舒贾确实是合适的人选，他是国父的孙子，还一度登上王位（1803—1809）。在那个血腥的年代，王位更替频繁，刺杀行动层出不穷，兄弟之间甚至发生了剜眼的惨祸。舒贾也是在乱局之中忙于厮杀的一分子。 多斯特·穆罕默德确在耍弄两面手段。眼见英方迟迟没有回信，他便再次召见了维特克维奇。好吧，英国人终于抓住了阿富汗国王的把柄。奥克兰决定实施所谓的“前进政策”。他不会坐以待毙，他要直接介入阿富汗的局势，制造一些事端。很快，奥克兰勋爵签署了《西姆拉宣言》（the Simla Manifesto ），公开宣布：每一条事关政策和正义，引导总督支持舒贾及其复辟事业的意见……通过这些可对阿富汗的自由、商贸安全、人民的团结和幸福进行合理的展望。 ［10］ 此后的170多年，《西姆拉宣言》中的内容还会反复被提及：英国人来阿富汗并非为了征服，而是“为了确保阿富汗独立与领土完整”。使命一旦完成，英军就会撤离。
例如，朝廷没有警察部队，地方安全保障由部落与村社负责；朝廷也不用兴办教育，教书育人由伊斯兰神职人员中最低级别的毛拉负责，而培训和任命毛拉与政府无关。有人可能以为，毛拉是自发产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想要成为毛拉的男孩从毛拉那里学会了阅读，得到了宗教上的指点，并帮助毛拉或者伊玛目处理一些琐碎事务，比如打扫清真寺、给蓄水池加水等。当他们渐渐地得到伊玛目的赏识，会负责做更重要的事。直到有一天，有人需要一个毛拉，而年长的毛拉分不开身，才会让自己的学徒去代替，久而久之，学徒就正式成为毛拉了。
除了国王和官吏的个人判决外，这里也没有像样的世俗法庭。非宗教人士之中，唯有国王及其重臣拥有审判权。支尔格会议可以帮助裁决地方上的纠纷，其中的成员大多是当地的乡绅和头人。有些不涉及社区的个人纠纷可以支付一笔费用请毛拉来论断。乡村之外，法律掌握在高级神职人员手中，他们依据沙里亚法作出裁决。这些法官不需要政府的批准，他们普遍由自治的宗教机构选出，并受其管理和控制。他们的资质不由朝廷审定，教士制度完全建立在民间的土壤之中。每一步晋级，朝廷方面都无从置喙。
当然，国王要负责抵御外侮。中亚草原上的游牧势力常常南下劫掠，西方的波斯军队也是个严重的威胁。国王确实提供了一些安全保障，如驱逐盗匪，保证商路安全，镇压可能引发战争的反叛。政府还督促市场执行严格的度量衡标准，在城市颁布了一些法律，国王的军队还拥有国内重大事件的最终裁决权。
最终，苏尔坦·穆罕默德死于压力和痛苦，多斯特大王终于夺回赫拉特。4月的那一天，当他骑着马穿过城门时，他一定是志得意满。回首往事，他一定感到兴奋又害怕。他是21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可谓前途黯淡，他在内战中一步步上升到主宰地位，结果却把他的国家输给了英国人。之后，他又死而复生般地回来了，开始苦心经营，一点一点地重建他的王国。
6个星期后，70岁的多斯特大王与世长辞。
1880年夏天，希尔·阿里的其中一个儿子阿尤布（Ayub）率领手下的8000名士兵杀出赫拉特，直指坎大哈。7月27日，阿尤布所率部队和英国人在坎大哈以西平原迈万德（Maiwand）遭遇，对2万英军展开了“大清洗”。在英国，“迈万德”成了阿富汗剽悍善战的同义词。西方人因《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华生大夫在这里受伤而知道这场战役，那是在他回到英国和夏洛克·福尔摩斯一起在贝克街221B号探案之前。 可以想见，迈万德一役成了阿富汗人的民族骄傲，据此虚构的英雄故事在这个国家广为流传。迈万德战争期间，阿富汗军队的阵线一度面临崩溃的危险。关键时刻，17岁的姑娘马拉赖（Malalai）站了出来，她高举旗帜，鼓舞男同胞血战到底。最终，姑娘牺牲了，但她的鼓舞却扭转了整个战局。马拉赖由此成了阿富汗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她就是阿富汗的圣女贞德。阿富汗的第一所女校就是因她而得名。
穆斯陶菲要将阿卜杜尔·拉赫曼新征服的地区纳入其统治，并将这些地区的人民纳入合理的税收制度。上任伊始，侯赛因巡视了哈扎拉贾特。这里本是哈扎拉人的故乡，后被纳入“铁腕埃米尔”的治下。战争期间，当地人民饱受蹂躏。穆斯陶菲此行，是为了了解此地到底能为朝廷奉献多少税款。我对他的这次哈扎拉贾特之行略知一二，是因为我的祖父艾因努丁是穆斯陶菲的私人医生。侯赛因出巡期间，祖父一路随行，还治愈了某个地方的村长。为表谢意，对方送祖父一个哈扎拉女孩。虽然当时奴隶制已属非法，但所拥有的奴隶仍可买卖赠送。女孩最终成了祖父的第四任妻子，两人共育有5个儿子，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
塔尔齐创办的《新闻之光》（Seraj-ul-Akhbar ）是阿富汗最著名的报纸
阿富汗的罩袍令（purdah）以严苛闻名于世。在公共场合，女性需要穿着一种名为“却德里”（chadri）或者“布卡”（burqa）的罩袍，从头到脚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下眼部位置的一小块网纱供女性看到外面世界。阿
1923年，阿曼努拉昭告全国，推行新宪法，这部新法是国王自掌权以来的心血结晶。他称之为“尼扎姆纳马”（Nizamnama ），也就是“秩序之书”。这部法典是阿曼努拉的新鲜发明。
舍尔·阿迦领会了国王的暗示，来到印度，落脚在德奥班德（Deobande）附近。
比身为东道主的维克多·埃曼努埃尔（Victor Emmanuel）国王要胜出许多。索拉娅彻底摘下了面纱，她
阿富汗的第一大河赫尔曼德河流经国内最广袤的平原。
加利福尼亚州早有成功先例。他们建造了胡佛水坝，利用科罗拉多河水灌溉帝国谷，把沙漠变成了肥沃的农业区。
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不结盟主张，呼吁不结盟国家联合自强，这一主张后来发展成了“不结盟运动”，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先后宣布中立，他们得以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灵活游走。“不结盟”的构想，得到了阿富汗的热情拥抱。
在外交上，1963年的“天鹅绒革命”（the Velvet Revolution）将阿富汗重新归位于它原来的位置——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夹缝中，坚定走不结盟的外交路线，不抗拒两边的“勾搭”，对双方提供的各种馈赠更是一应笑纳。
他们从欧洲开始流浪，经伊朗进入阿富汗，经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然后一路向印度奔去。
阿富汗的学生激进分子从一开始就两极分化。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统一的领导，左派和右派都分裂成许多派别，反映了潜在的种族、部落和个人冲突，因敌对产生的分裂愈演愈烈。1965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正式成立。一开始，全党不过30人。经过两年的发展，党员发展到35人。35人的小团体却很快一分为二，由于塔拉基和卡尔迈勒政见不合，他们各自拥有12—15人的追随者。他们通过所创办的报纸发声，抨击政府，指责王室，视另一派为政敌。塔拉基及其追随者创办党报《人民》（Khalq ），因此被称为“人民派”，其成员来自农村。卡尔迈勒所代表的一派因为机关报《旗帜》（Parcham ）而得名“旗帜派”。旗帜派由城市技术官僚组成，有些人嘲笑他们是阿富汗皇家共产党（The Royal Communist Party of Afghanistan）。两大派别对立严重，几乎无法共存，其中甚至有更小的左翼团体分离出来，他们是更特殊的种族亚族或领袖。 ［3］
人民派初掌政权，手腕还不够强硬，一支高效的特务队伍似乎有助于政府施政。新生的人民派政权在克格勃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不可缺少的政府分支：秘密警察。其间，国内政局几经动荡，这个情报机构几易其名，最终被称为“卡德”（KhAD）。时至今日，这个恐怖的名字仍让阿富汗人闻之头皮发麻、胆战心惊。
人们习惯把阿富汗的抵抗力量称为“穆贾希丁”。
而是基于领袖的个人号召力和他们的盟友。组织之间你争我夺，各个领导人都想攫取这场抵抗运动的指挥权。不过，他们都不想接受别人的领导，不愿和其他组织合并。在阿富汗的文化传统当中，领导地位仍然要回到相关的人际关系网络上来，在艾哈迈德·沙阿那个年代就是如此，即使到了1985年，也仍是如此，人民民主党和穆贾希丁也要这样做。
恩惠？交易？没错，白沙瓦的“圣战”组织领袖本质上是集资者，他们从世界各地通过各种渠道争取金钱和武器。某些组织的金主远在沙特阿拉伯，有些则依靠伊朗过活。北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革命党，也是不少“圣战者”仰仗的资源所在。 而且，从一开始，就有少量金钱和枪支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流出，只不过这一类赞助并不会直接交到“圣战者”的手里，而是流向巴基斯坦政府，后者再把援助物资分配给他们喜欢的人。正因如此，大大小小的“圣战”领袖必须竭力讨好巴基斯坦政府，只有如此，才能分得一杯羹。 负责分配援助物资的职能部门是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ISI）。表面上看，三军情报局不过是巴基斯坦军队下属的间谍机构。与陆军或空军相比，三军情报局掌握了军内的大小机密，它虽是一个很小的组织，但是，作为各军事部门之间的联络人，加上巨额的西方援助，三军情报局权势滔天。对于这笔巨额资金，三军情报局完全可以自行支配，不会有任何部门提出异议，更不必对其作出的选择负责。巴基斯坦政治体制内的这个秘密集团之所以能在穷凶极恶的阿富汗武装分子中获得制高点，是因为其本身就是一支最为凶恶的军阀
在白沙瓦，诸位首领不但要讨取三军情报局的欢心，还要争夺拥趸的爱戴。大家兴兵造反的目的，都是“保卫伊斯兰”。在这种情况下，标榜“温和中正”的组织可没有什么竞争力。大家无不觉得，“温和中正”之类的说辞，更像是战斗乏力、信仰不坚定和意志薄弱的表现。要想从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众多武装中“最虔诚”的。不少“圣战者”都把建立“伊斯兰国”当作终极的奋斗目标。其他人只能作出更强硬的表态，试图把对手的豪言壮语贬斥得好像无神论者的呓语。经过这样一番竞争，“圣战者”的整体倾向自然愈发极端。早早闯出名声的宗教极端分子最能得到手下的拥护，也最容易得到三军情报局的青睐。
新内阁完全由人民民主党党员组成。人民派和旗帜派各占一半席位，似乎形成了力量平衡。不过，各种机要位置都为人民派所把持，并很快摆脱了旗帜派。就连卡尔迈勒也被派往东欧担任大使。两派的矛盾很快公开白热化，他们偶尔会进行西部式的疯狂枪战。最终，旗帜派纷纷败走，人民派成了最高统治者。
苏联方面觉得，如果放任阿明继续执政，阿富汗的局势迟早会变得无法收拾。一旦人民民主党倒台，美国人可能会展开报复。1978年，美国已经失去了伊朗国王这个重要盟友，阿富汗也许会成为伊朗的替补。如上种种可能，叫苏联人再也无法袖手旁观。苏联的不少高层都觉得，应将阿富汗置于直接控制之下，就像苏联曾在1956年军事介入匈牙利局势，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预那样。
根据苏联总参谋部编写的一份文件显示，入侵阿富汗的决定直到入侵开始前的13天才最后作出。 ［11］ 此时，零星的苏军部队才慢慢开拔前往塔吉克斯坦。一支8万多人的预备役部队就此集结起来，他们被称为“第四十军”，也就是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主力。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他们的家乡与阿富汗接壤。如
第四十军的指挥官名叫伊万·帕夫洛夫斯基（Ivan Pavlovsky）。11年前，他曾挥师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武装终止了“布拉格之春”。苏联高层对帕夫洛夫斯基寄予很高的期望，既然他在捷克斯洛伐克能取得成功，那么阿富汗应该也不在话下。两个国家似乎差不多，东欧的战略经验自然适用于阿富汗：采取雷霆手段，镇压所有敌人和潜在的异己，让坦克部队在街上巡逻几个星期，待一切恢复平静，再扶植一个亲苏政府重建秩序。苏联人的计划就是如此简单而想当然。
这些“保镖”来自苏联的反恐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Spetsnaz），他们受过专业严格的训练，是个闻之令人胆战心惊的组织。和苏军一样，来到阿富汗的阿尔法小组也身负使命。当其他部队走街串巷的时候，特种兵也开始了忙碌。就这样，苏军的大部队开进喀布尔时，阿明已经死了。事后，苏联方面对阿明的死因进行了调查。相关的报告汗牛充栋，但其死因却仍不清楚。有些报告认为，阿明是死于枪杀；也有调查者指出，阿明似乎有遭遇窒息的痕迹。不过大家一致认为，阿明咽气之前，似乎已经身中剧毒。
阿明也无法完全信任，他只能把自己这条命托付给苏联人指派的“保镖”。这些“保镖”来自苏联的反恐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Spetsnaz），他们受过专业严格的训练，是个闻之令人胆战心惊的组织。和苏军一样，来到阿富汗的阿尔法小组也身负使命。当其他部队走街串巷的时候，特种兵也开始了忙碌。就这样，苏军的大部队开进喀布尔时，阿明已经死了。事后，苏联方面对阿明的死因进行了调查。相关的报告汗牛充栋，但其死因却仍不清楚。有些报告认为，阿明是死于枪杀；也有调查者指出，阿明似乎有遭遇窒息的痕迹。不过大家一致认为，阿明咽气之前，似乎已经身中剧毒。
按照苏联人的说辞，阿明是死于阿富汗野心家的谋杀。苏联人不得不这么说，以证明他们是被邀请才进入阿富汗的。不管阿明是怎样的人，不管他是怎么得到权力的，当苏联人到来的时候，他是阿富汗的国家元首，是唯一能向苏联发出邀请的人。苏联人第一次通过邀请进入阿富汗，就是为了杀害东道主的事实，自然不能公之于众。 经过苏方安排，旗帜派的领袖卡尔迈勒成了阿富汗的新总统。苏军入侵之前，卡尔迈勒一直避居在苏联。他选择出走他国，也是由于党内的派系斗争太过激烈。苏联人的一种说法是，正是卡尔迈勒提出请求，他们才会来到阿富汗。简而言之，他们是被一个不在阿富汗（直到苏联把他带进来）的人“邀请”到阿富汗的。他们总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
这些穆斯林反政府组织通常被称为“穆贾希丁”（mujahideen），即“进行圣战的人”，或“圣战者”。苏联入侵之前，“穆贾希丁”仍以常规部队的形式运作，并未转入游击斗争。他们与政府军进行激烈的枪战，势均力敌，政府军的装备虽然精良，但并没有好出太多。
新鲜出炉的SS-20导弹，将整个西欧纳入了苏联的核打击范围
里根甚至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也许美国可以打造一个全新的防御体系，让苏联的导弹完全瘫痪。他的这个战略防御计划就是众所周知的“星球大战”计划，让一众战略专家闻之心惊。
为此，“圣战者”只需要一件方便带进山区的武器，就能随时向苏军的直升机展开射击。 可惜，当时的世界上还没有如此便携且威力十足的武器。于是，威尔森联合中情局内所谓的“阿富汗别动队”，矢志要为“圣战”武装打造一件实战利器。以色列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持，埃及政府则在运输方面打开绿灯。最终，著名的“毒刺”（Stinger）便携式防空导弹得以问世。这种导弹有长长的炮筒，可以根据热成像原理追踪目标。发射的时候，只需两个人固定炮筒，另一个人负责瞄准、开火即可。“毒刺”导弹虽谈不上十分先进，但足以威胁苏军。
1986年9月25日，“毒刺”导弹第一次被用于实战。伊斯兰党的军事指挥官阿卜杜勒·哈法尔
纳吉布拉主持颁布了新宪法，宣布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改为“阿富汗共和国”，伊斯兰教为国教，保障所有公民的自由。但没有人相信他。纳吉布拉还拨出专款，修建了不少清真寺与神学院。他呼吁反对派放下武器，与政府达成和解，还在议会中为“圣战”武装领导人留出位置。
1987年，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苏联自来年起，将从阿富汗前线分批撤军，阿富汗的内部事务将交由阿富汗人自行处理。如此决定，尚不知是福还是祸。同时，苏联希望美国和巴基斯坦作出以下保证：承认现有边界，美国不再向阿富汗境内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及经济援助；苏联撤军之后，任何国家不得干涉阿富汗的国内局势。苏方提出的要求并未收获切实的承诺，但是，戈尔巴乔夫已没有多余的精力迫使美方作出承诺，毕竟当时的苏联已经走上了解体的道路。
1988年，第一批苏联军队从阿富汗回国。那一年，苏军在慢慢撤出。与此同时，无论从苏联自身出发，还是站在全球高度，一些更为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在苏联境内，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立陶宛爆发群众运动，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都遭受了严重挑战。而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三国人民先后走上大街抗议示威。风雨飘摇的苏联行将崩溃。
超过6万人因为冲突而丧生，30多万人逃往农村，最终成为“国内流离失所者”（IDPs），这是对尚未逃出国境的难民的称呼
1989年，苏联人前脚刚走，美国方面就急不可耐地呼唤盟友。大家匆匆召开会议，试图安排人民民主党下台之后的阿富汗。一个稳定的阿富汗，符合与会各国的共同利益。会议能否促成和平？答案尚不可知。不过，那个时候的美国政府至少真心诚意，他们希望和巴基斯坦以及众多“圣战”武装建立合作，保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991年，有人曾向布什总统报告喀布尔附近又出现了新的冲突。对此，布什相当惊讶：“阿富汗还在打仗？” ［1］ 仿佛一切冲突都已随着苏联一起没入历史的尘埃
克林顿总统第一届任期内，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从来没在公开场合提到过阿富汗。 ［4］ 他的外交重点大多放在了东欧。苏联解体之后，东欧风云激荡，各种武装冲突来势猛烈且持续不断。旧有制度约束形成的原定局面，由于新兴国家的建立而分崩离析。塞尔维亚人大战克罗地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纠缠不清，马其顿人反击塞尔维亚人的同时，又遭遇了科索沃人的挑战。当每个群体都试图将领土上的其他群体排除在外时，“种族清洗”一词就进入了人类耻辱的字典，难怪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在东欧
70年代，石油政治已经抬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突然宣布石油减产，此举是为了报复西方工业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短短一年内，油价翻了三番，西方经济由此进入了衰退期。1974年的石油危机给世人提了个醒，石油实在重要。至冷战结束前夕，世界人口增长了近10亿，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在不断推进，世界各国对石油的需求量在节节攀升。 ［5］
1990年，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悍然入侵科威特，从而控制了世界第二（一说第三）大石油资源，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可能还有伊朗）。而后，萨达姆又在科威特边境大量陈兵，沙特阿拉伯似乎也在他的劫掠计划之中。以伊拉克军队的规模，达成目的并不困难。
海湾战争从1991年1月17日打响，历时42天。战争期间，伊拉克承受了8.5万吨炸药的袭击。 ［7］ 很快，萨达姆的部队溃不成军，只能向巴格达方向撤退而去。途中，他们还得躲避多国部队的空中打击。最终，多国部队付出了358人死伤的代价，而伊拉克军队的阵亡人数接近10万人。 ［8］ 美国总统布什随后突然宣布停火，海湾战争因而并未触及萨达姆的统治根基。
20世纪90年代，专家预测世界上50%的石油资源都位于波斯湾地区。不过，该地区的储量虽大，却也在迅速开采。里海盆地则是位居其后的全球第二大富油产区，而且该地区很大程度上尚属一片处女地。 ［9］ 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都是里海沿岸国家。这几个国家正是土耳其、伊朗与巴基斯坦念念不忘的中亚盟友。波斯湾的石油资源在日益减少，里海地区的战略价值自不待言
于是，三军情报局有了一个新任务，即保证输油管道在阿富汗的安全。希克马蒂亚尔在巴基斯坦的计划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巴基斯坦将竭尽全力，让他当上阿富汗毫无争议的头号人物。
阿拉伯语中，学生被称为“塔利布”（Talib），一群学生就是“塔利班”（Taliban）。所以，这个词起初并不是政党或运动的名称，只是描述了奥马尔及其同伴的学生身份。
而后，据说内政部直接执掌的边境兵团开始向奥马尔的手下提供军事训练。到当年10月，塔利班的武装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只待考验的到来。
两个月不到，塔利班有了飞机、汽车、坦克、直升机、大炮、先进的无线电通信设备、枪支弹药和金钱
1994年11月，塔利班决定占领坎大哈。他们的行动异常顺利，阿富汗的第二大城市很快易主。全国范围内，要数坎大哈遭受战争蹂躏的程度最为严重。长期以来，当地民众在恐惧中苟且偷生，对于暴力，他们深感厌倦，“圣战士”所激起的民愤更是高涨。自命虔诚纯粹的塔利班分子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奥马尔打着安拉的旗号，宣称要扫除一切军阀势力，恢复国家秩序，并确立沙里亚法的统治地位。每个人都在期盼救世主的降临，奥马尔仿佛带着拯救世界的使命，难怪大家会对他寄予厚望。
1995年9月，塔利班已经逼近阿富汗第三大城市赫拉特。此地的军阀伊斯梅尔·汗和马苏德互为盟友。敌军当前，伊斯梅尔·汗选择逃亡伊朗。“安拉的武装”（Army of God）未放一枪，就占领了赫拉特。
个月前，塔利班还默默无闻，如今，他们控制了阿富汗34个省中的9个。他们日益增加的神秘感和民众对“圣战者”的普遍仇恨，促成了塔利班的成功。当
可是，塔利班并不只是巴基斯坦博弈的工具，他们还有自己的“宏图大计”，与巴基斯坦的需要和愿望是分开的。塔利班一有了政府的雏形，就宣布了他们的计划
虽然塔利班自称代表最纯粹的伊斯兰，但他们是一个压倒性的普什图政党，他们的民族、种族、宗教仇恨主要针对什叶派哈扎拉人。
所有的惩罚工作，都由一个名为“恶习与美德部”（该机构的正式名称其实更长，但几乎没有人使用它）的机构负责施行。此外，该机构还承担部分外交和国防事务。其实，当年的“铁腕埃米尔”也曾设立过一个同名机构，但并不是常设机构，而且他的本意是处理政务。但在塔利班时期，“促进道德”和“防治恶习”成了国家的核心目标。
在最初的几个月乃至最初的几年，面对塔利班的累累恶行，世界各国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使世界多数国家保持中立的原因，是石油政治。事实上，石油是整个塔利班戏剧的子叙事。为了保证输油管道安全无碍，巴基斯坦政府才会对塔利班进行支持，西方石油公司也是基于这样的考量。
他们的立场是，阿富汗政府的国内政策只是阿富汗人的私事，西方人对此不该滥加干涉。况且，阿富汗问题专家已经打了包票：塔利班会成为又一个沙特阿拉伯。美国人不一定要喜欢沙特阿拉伯的生活方式才和他们做生意，他们是理性的人。对美国而言，真正的顾虑在于塔利班是否真能稳定阿富汗。哈利勒扎德对此表示肯定。
美国并没有像一些批评人士后来指责的那样，直接创建了塔利班或向其提供资金。他们只是继续资助其盟友巴基斯坦，无视巴基斯坦政府对塔利班的支持。
1996年11月，马苏德召集多名前抵抗苏联组织的领导人，组成“解放阿富汗联合阵线”（United Front for the Salvation of Afghanistan），其中包括乌兹别克军阀杜斯塔姆、阿富汗中部的哈扎拉武装、东北部的塔吉克什叶派武装，以及几乎所有其他非普什图少数民族代表、南方的几个普什图“温和派”。这是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多民族的政治实体。 我之所以称它为实体，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政党，而且是一个政府。
经过一致推举，拉巴尼成为北方联盟的总统，马苏德为国防部长。为了寻求巴基斯坦以外国家的军事支持，拉巴尼访问了邻国，他获得了印度和伊朗的支持，就连俄罗斯政府也对北方联盟表示支持。俄罗斯不想塔利班式的宗教激进主义蔓延到本国，伊朗则对塔利班强烈的反什叶派姿态表示担忧，印度则将阿富汗视为其与巴基斯坦斗争的筹码。
巴基斯坦政府选择这个时机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政府，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紧随其后予以承认，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及联合国则没有表态。总的来说，世界各国对塔利班的态度还是那样模棱两可。
其实，伊斯兰世界早就具备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条件。从巴基斯坦到摩洛哥，几乎每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都有一个由警察力量支撑的威权政府。
后来，本·拉登在白沙瓦为在这里的阿拉伯激进分子设立了招待所，他们可以从这里冲向战场，回来后洗个澡，美餐一顿。这个地方就是本·拉登打造的一处“基地”（al Qaeda）。
沙特政府乞援美国的行为，更在这些“圣战英雄”的伤口上撒了把盐。眼见政府大开国门邀请美军进来，本·拉登痛心疾首，他对王室大加挞伐。沙特政府也毫不客气，立即宣布将他驱逐出境。
五个月后，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本·拉登深感振奋，因为塔利班拥护他信奉的一切，本·拉登宣称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穆斯林政权
抓捕小队本来已经准备行动，但在关键时刻，克林顿临阵退缩了。1980年的伊朗人质危机，卡特曾做过相似的决策，但由于一场沙尘暴，冒险救援未能成功，卡特的政治生命也因此走到了尽头。
他们与巴基斯坦境内的宗教激进党派、游走在杜兰德线两侧的走私黑帮、在贫民群体中影响巨大的宗教学校与清真寺、谴责世俗价值观的乡村教士、边境城市的市井商贩、瓦济里斯坦等地的部落酋长关系密切。
尽管美国对塔利班日渐疏远，但仍与北方联盟保持距离，反对马苏德的理由一如从前。美国国务院仍然觉得唯有普什图人才能领导阿富汗，而北方联盟中有太多人不是普什图人。更何况现在出身杜兰尼部的哈米德·卡尔扎伊已经加入马苏德的阵营，因为奥马尔刺杀了他的父亲。
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只剩下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唯我独尊的地位，让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又称新自由主义者）萌生了新的想法。他们无不觉得，美国正面临一次天赐良机——与其说是机遇，毋宁说是使命——美国应当发挥超群的国力，改变世界。为此，美国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在一切地区推行美式价值观；扶持民主政权，组织民主选举；打破一切贸易壁垒，缩小政府职能，让世界各国效仿美国，施行自由的经济政策。新保守派认为，干预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开出的药方，但明显不大成功，现在是时候看看私人资本从所有限制中解放出来后能做些什么了。
几个星期过去了，阿富汗境内几乎所有的目标都被美国军队从空中清理了一遍。而后，美方转变策略，分别从两个方向推进：其一，鼓励北方联盟发起反击，并承诺为其提供掩护与支援；其二，正式警告巴基斯坦，要求其不得继续偏袒塔利班。
2001年12月，联合国在德国召开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不少代表应邀来到德国，讨论阿富汗的前途问题。
代表们虽然以个人身份参加会议，但可分为四大阵营。其一是北方联盟，他们是阿富汗北方的少数民族政党代表。其二是“白沙瓦组织”（the Peshawar group），以普什图的“圣战”武装为主，他们在巴基斯坦活动频繁，并在该国具备一定政治影响力。其三是“塞浦路斯集团”（the Cyprus group） (1) ，以伊朗为后台，包括哈扎拉人和赫拉特人，比如伊斯梅尔·汗。最后是“罗马组织”（the Rome group），是前国王查希尔的盟友、同伙和支持者，是城市精英的代表。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曾在西方生活多年，代表了寓居欧美的阿富汗侨民的希望。对他们来说，这些人将带领国家走向未来。
会议上，南部和东南部乡村地区的普什图人被排除在外。这也难怪，阿富汗的南部是塔利班的勃兴之地，就连美国人也觉得，一旦当地的普什图势力加入会谈，塔利班很可能不费一枪一弹便能重夺政权。问题在于，被排除在外的普什图人占阿富汗人口的多数，将他们排除在外，无助于阿富汗局势的进步和稳定。当
波恩会议圆满结束。在美国的组织与强势推进下，阿富汗成立了临时政府，哈米德·卡尔扎伊当选为总统。此人虽无政治经验，却是美国政府属意的人选。卡尔扎伊的好些亲戚都在美国定居，美国第一家著名的阿富汗餐厅，就是他的兄弟马哈茂德创立的。旧金山的赫尔曼德餐厅，便是马哈茂德旗下的产业之一，它赢得了《美食杂志》（Courmet Magazine ） (2) 的赞誉。卡尔扎伊的朋友哈利勒扎德曾是里根总统的阿富汗事务顾问，通过这层关系，卡尔扎伊和美国共和党的众多官员有了交情。正是这些人的全力推举，布什方能当选总统。据说，卡尔扎伊曾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达拉斯的优尼科公司奔走呼吁。
电影制作人塔玛拉·古尔德（Tamara Gould）拍摄纪录片《国家的地狱》（A Hell of a Nation ）
加州弗里蒙特是亚洲之外最大的阿富汗侨民聚居地，
迪尔·阿迦（Dil Agha）的欢快歌曲《最亲爱的喀布尔》（Kabul Jan ）。
霍拉斯·山萨布（Horace Shansab）的《佐雷哈的秘密
巴米扬大佛已被塔利班摧毁
喀布尔博物馆本身就充满了故事。1978年，它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小型博物院，收藏了大量犍陀罗时代的艺术品。那个年代，佛教与希腊美学互相融合，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希腊式佛教艺术。人民民主党执政时期，一些干部伙同苏联人从博物馆盗取文物，拿到国际黑市交易。内战期间，博物馆的建筑又遭到战火的摧残。20世纪90年代末期，塔利班分子闯进博物馆，剩余的文物悉数被毁。如今，博物馆工作人员将文物残片放在基座上展览，并在一旁配上文物损毁前的照片，博物馆成了塔利班文化野蛮的证明。
水果和坚果曾是阿富汗农民的重要经济作物。阿富汗的葡萄干一度占到世界市场的10%，包括葡萄干麦片中所用的葡萄干。 ［1］ 无花果、石榴、梨、杏仁、核桃、桑葚、瓜类，也为国家创造了可观的收益。在水果和坚果种植方面，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可谓一对竞争对手。战争期间，巴基斯坦人购买了不少阿富汗的裸根果树，特别是开心果。如今，果园荒废，要想完全恢复昔日的生产，得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按照布什的打算，美军在快速肃清塔利班残余后，将撤军回国，之后阿富汗的国防任务将交由国际维和部队承担，土耳其与德国会派军参与维和行动（不久，维和行动便由北约接手）
但是，美国对阿富汗的干预使快速撤军变得不切实际。每一场战争都需要公众的支持以及一个正义的理由。对于“9·11”事件，美国公众深感义愤，政府出兵阿富汗的决定，他们也在高声叫好。可是，一场正义之战似乎不该只是为了宣泄仇恨。塔利班对妇女的迫害给了美国人一个理由，美国官方将阿富汗战争定义为“反恐战争”。
阿富汗战事尚未结束，布什政府又开启了另一场战争。这一次，美国的目标是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这场战争完全由新保守主义者的教条而起。布什政府认为，美国应当通过军事行动推翻暴政，并借此推广美式民主，为世界造福。怀抱这样的愿望，布什下令10万美军开赴伊拉克战场。英国也派出了7.5万人的军队。由36个国家组成的“自愿联盟”（Willing of Good），共有2.7万人参战（其中，冰岛派兵2人）。萨达姆显然不是对手，不过，美国承诺的民主、幸福、繁荣也如空中楼阁，从未在伊拉克实现。
2002—2003年，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开支达到350亿美元。 ［3］ 相较之下，用于人道主义和紧急援助的规划资金仅有8亿美元，而用于长期重建的项目资金不到这一数字的十分之一（约6400万美元）。
在阿富汗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中，既有“和平之根”（Roots for Peace）这种致力于排除地雷的组织，也有自冷战初期以来一直在亚洲从事发展工作，服务于美国外交战略的“亚洲基金会”。许多非政府组织规模不大，成员多是本地人，他们在巨大的困难中斗争。2003年以前，喀布尔的300多家非政府组织聘请的员工有近万人。到200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6万人。 ［5］
事实上，77%的重建资金完全绕开了阿富汗政府。
事实上，77%的重建资金完全绕开了阿富汗政府。2009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资金通过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和外国政府直接投入到重建中，而不是通过阿富汗政府。 ［6］ 所以，重建计划再成功（有些项目确实收入颇丰），也无助于阿富汗新政府树立威信。许多阿富汗人甚至觉得，政府就是局外人，根本毫无用处。
路易·伯杰集团（Louis Berger）一类的私人建筑公司，更愿意聘请黑水（Blackwater）或者环球安全（Global Security）等私人安保公司的精良保镖。
因此，当一名技术专家来到乡下时，都会带着他的保镖与翻译随行，其座驾一般都是价值10万美元的装甲防弹车。总之，每个在阿富汗各地漫游的专业团队都要花去近100万美元。 ［9］ 而从事体力劳动的阿富汗人则只能拿到40—70美元的周薪。百万美元的工头，使唤日薪只有5—10美元的碎石工人，这无疑是在自找麻烦。
阿富汗毒品交易的主要受害者是伊朗。为了阻截阿富汗毒品走私贸易，伊朗官方在两国边境驻扎了几十万军队，还修建了一条600英里长的防线。不过，毒贩可以用金钱或毒品开路。驻扎在边境的伊朗士兵放弃缉毒本职，转而成了毒品产业中的一环，还有不少人则沾染上了毒瘾
任何可怕的残暴行为，无论是谁犯下的，都能迫使大家放弃幻想，不再期待未来，
不过，在美国介入之后，一切被称为“塔利班”的新叛乱逐渐形成。如今的塔利班，聚集了各式各样的人物，既有毒贩，也有宗教激进分子，还包括一些外国的“圣战者”。甚至抗苏战争时期的抵抗组织，也在挥舞着塔利班的大旗
2006年，混乱局面进一步扩大。漫不经心的观察家和政策专家都认为，这一年将是一个转折点。对于塔利班分子而言，2006年的目标是学校，他们将对学校实施袭击
前，他们还不敢对学校下手。那个时候，他们不想得罪人民，不愿随意突破底线，毕竟他们还想有朝一日重新统治全国。但是，2002—2005年，激进主义的宣传攻势不断袭来，塔利班分子也渐渐放开了顾忌。奎达舒拉出言偏激，
统统被消灭，没有任何区别。 塔利班运动不再是一盘散沙，国外的理论家与奎达舒拉提供的那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溶剂和黏合剂，给了“异质”运动一种团结感，使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不同族裔、不同背景的男子能够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识，即他们是谁，他们在为什么而战。这种感觉更容易被唤起，因为它来自传统的部落和宗教，无论阿富汗农村的社会体制以及农村群众有何分歧，基本上都认同这一观念。
2007年，赫尔曼德省共发生了751起袭击、谋杀和越狱之类的暴力事件。 2007年，看来是困难的一年，但下一年的形势还要更加糟糕，驱动叛乱的态度仿佛嗜肉细菌感染一般蔓延开来。我所说的“态度”，是一种普遍的感觉，即攻击任何与外国项目有关的人都是值得称赞的。政府官员及来自美国、北约、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人员等都该统统被消灭，没有任何区别。 塔利班运动不再是一盘散沙，国外的理论家与奎达舒拉提供的那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溶剂和黏合剂，给了“异质”运动一种团结感，使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不同族裔、不同背景的男子能够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识，即他们是谁，他们在为什么而战。这种感觉更容易被唤起，因为它来自传统的部落和宗教，无论阿富汗农村的社会体制以及农村群众有何分歧，基本上都认同这一观念。
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贝拉克·奥巴马一再强调，他一旦入主白宫，将从伊拉克撤军，所有部队将会转赴阿富汗执行任务。
上台之前，奥巴马已经有了四点清晰的认识。其一，阿富汗比伊拉克重要。其次，阿富汗战争并非一场简简单单的清场行动，而是实实在在的战争。其三，美军及其盟友正在输掉这场战争。最后，美国要从这里撤出，但阿富汗这间屋子已经着火，倘若置之不理，整个社区将会承受池鱼之祸，问题解决之前，美军不能撤离。
2006年，联军指挥权正式移交北约
奥巴马第一届任期内，北约各成员国（包括美国）驻阿富汗的军事人员共计5.6万人。加上军中的各种承包商，这个数字达到12.7万人。事实上，这个数字尚且小于实际数量。阿富汗境内还有一支不容忽视的武装力量——私人安保公司（这并非美军聘请的饮食、洗衣和设备维护人员），他们参与军事任务并只对雇主负责，他们接受金钱，提供安保服务。阿富汗战争期间，近100家公司开展了有针对性的业务，它们雇请的人员最多时达到了4万人。
在确认提名的听证会上，麦克里斯特尔向国会表示，他的对阿政策将和以前大不一样，他称之为“反叛乱行动”（Counterinsurgency）。这意味着他将集中精力把阿富汗人民带到美国一边，给当地人提供一个好的政府和安全感，他将通过正面打击塔利班来达到这一目的。坎大哈、赫尔曼德省以及邻近地区是打击的重点，他要扫荡与控制塔利班势力，并引导当地百姓安居乐业。麦克里斯特尔还表示，自己的成功不在恐怖分子被消灭的数量，而与阿富汗人民的安全感息息相关。他将实施严格的交战规则，确保今后误杀平民的事件不再发生。然而，他警告说，这种方略一开始可能导致美国付出更大牺牲，因为可能会让没有防弹衣保护的美国士兵和阿富汗人面对面地互动，而这些阿富汗人随时可能杀害美方人员。麦克里斯特尔希望美国公众做好准备，坚持到底。 麦克里斯特尔的策略遭到副总统拜登的反对，相较而言，拜登更喜欢指向精确的“反恐战略”（Counterterrorism）。拜登希望撤出大部分战斗部队，减少美军参与一线任务的次数，只留下部分特种精锐，随时留意、跟踪并伺机消灭武装分子。如此一来，绝大多数阿富汗人都不会和美军直接接触，美军也不必同阿富汗人太过亲近，对方的反美情绪也将缓和一些，美国方面的伤亡人数也会减少许多。那样一来，美国公众也不用成天嚷嚷着反对战争了，美国政府在阿富汗的战略压力可以因此变小，相关的各种事宜也可以慢慢处理。 拜登还认为，无人机是个好东西。只消一个游戏机一般的遥控手柄，人们就能远远地操纵这种飞行器。地面上的目标也能被及时消灭。有了无人机，美军的伤亡率有望进一步降低。
因为奥巴马有言在先，“阿富巴”地区是问题的核心。因此，无人机经常向巴基斯坦一侧的目标发射火箭弹。这激怒了巴基斯坦各界人士，迫使巴基斯坦政府向美方表示抗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基斯坦一边抗议美军的无人机行动，一边又从美国采购了不少同等型号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都被巴基斯坦用于打击反政府武装，他们的行动区域正是“阿富巴”地区，而巴基斯坦政府却还在对美国使用无人机进行抨击。 ［3］
2010年，电视剧《此地的秘密》（The Secrets of This House ）
阳光电视台还播出了讲述警察生活的《飞鹰四号》（Eagle Four ）
阿富汗直到2010年才有第一名女性警员，同年，阿富汗国民军也迎来了第一名女兵。
鼓手阿西夫·穆罕默德（Asif Mohammed）和歌手法尔哈德·达丽雅（Farhad Darya）
面对阿富汗，世界列强有两个选择：要么征服这片土地，要么秉持公正立场，促进阿富汗社会达成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阿富汗在文化和政治上建立起主权国家的和解，最符合所有各方的利益。我之所以说“讽刺”，是因为阿富汗一旦获得主权，它将采取中立的外交政策，这将不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由此一来，大国可能宁愿彻底征服这个国家。可是，这一目标完全不可能实现。那么，外部势力到底想要一个中立的阿富汗，还是一个俯首帖耳、四分五裂的傀儡政府呢？
榅桲
侯赛尼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