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半生与后半生的原文散摘

 
“美丽总是愁人的。我或者很快乐，却用的是发愁字样。但事实上每每见到这种光景，我总默默的注视许久。我要人同我说一句话，我要一个最熟的人，来同我讨论这些光景。”—“我感觉到我是寂寞的。”（13；319）
 
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
“沈从文上习作课，用的方法最朴实，不是作家的人就没法模仿：他自己一篇一篇写出来，当作示范。譬如《腐烂》这个小说，即是在吴淞为习作课做准备，一九二九年七月写出、八月重改的，用意是以此举例，“说明不必要故事，不必用对白，不必有首尾和什么高潮，还是可完成一个短篇。”（14；464）”
 
九日，沈从文给回苏州的张兆和写了一封短信，“字有平时的九倍大！例外的称呼我‘兆和小姐’”[5]，表示“我尊重你的‘顽固’”（18；84）；当日从王华莲处见到张兆和给他的信，又写一信：“互相在顽固中生存，我总是爱你你总是不爱我，能够这样也仍然是很好的事。我若快乐一点便可以使你不负疚，以后总是极力去学做个快乐人的。”（18；86）
“最后，沈从文告诉她人生向上的道理，也被她珍重地抄下来，其中有这样的话：“一颗悬在天空的星子不能用手去摘，但因为要摘，你那手伸出去会长一点。……若果被爱的理由，不仅是一点青春动人的丰姿，却是品德智力一切的超越与完美，依我打算，却不会因怕被更多人的倾心，就把自己位置在一个平庸流俗人中生活，不去求至高完美的。”（18；92—93）
十八日，张兆和写道：“这回，我在这件恋爱事件上窥得到一点我以前所未知道的人生。”—她二十岁，拒绝了一个人对她的苦苦追求，却从这件事上开启了对恋爱与人生的严肃思考：“胡先生说恋爱是人生中的一件事，说恋爱是人生唯一的事乃妄人之言；我却以为恋爱虽非人生唯一的事，却是人生唯一重要的一件事，他能影响到人生其他的事，甚而至于整个人生，所以便有人说这是人生唯一的事。”
 
写这封信前十天，六月十九日，徐志摩到达园来看沈从文，之后去西山，探访在那里养病的林徽因，路上落雨，雨后彩虹显现。似乎是特别受到虹的触动，沈从文提笔给冒雨上山的诗人写信：“今天真美，因为那么好天气，是我平生少见的，雨后的虹同雨后的雷还不出奇，最值得玩味的，还是一个人坐在洋车上颠颠簸簸，头上淋着雨，心中想着‘诗’。你从前做的诗不行了，因为你今天的生活是一首超越一切的好诗。
“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这样安慰到自己也还是毫无用处，为“人生的飘忽”这类感觉，我不能够忍受这件事来强作欢笑了。我的月亮就只在回忆里光明全圆，这悲哀，自然不是你用得着负疚的，因为并不是由于你爱不爱我。”
 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这个作品原来是那么情绪复杂背景鲜明中完成的。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以及音乐和图画吸入生命总量，形成的素朴激情，旋律和节度，都融汇而为一道长流，倾注入作品模式中，得到一回完全的铸造。”（27；25，27）这就说得比较清楚了，原来这个美丽精致的作品里面，融汇了作者个人“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
“自白分析了个人从小由于家道中落和体质孱弱等而形成内向型性格，等到年纪稍长，接触到的现实愈发可怕，“一面是生活屈辱，一面是环境可怕，唯一能救助我的，仅有一点旧小说，和乡村简单生活和自然景物，小小的农家水磨拜访，掘药，捉鸟，捕鱼，猎狐等等小事，冲淡了现实生活一面。这两者却同样影响到将来的生命或工作，这就是在我作品中对平静乡村人民生命的理解基础。”“也因此，在十年后作品中出现的一切乡下人，即或娼妓，品性无不十分善良，为的是我所见到的那个阶层，本来全是善良的。与外人的关系，甚至于近乎‘家庭’的。因为正需要家时，我已没有家，什么时候由军营走入一个乡村土娼家坐坐，怯怯的坐在一旁，看那些人做做家务事，或帮她们烧烧火，切切菜，在当时，对我正是一种如何安恬与舒适。我需要的也就只是那么一点点温暖，属于人情的本来。我得到可说已十分富饶，它把另外一种可怕生活完全冲淡了，调和了。这点印象既在生命成熟时保留下来，到后自然便占了我作品主要题旨，由《丈夫》、《边城》都可见出。里面自然浸润有悲哀，痛苦，在困难中的微笑，到处还有‘我’！但是一切都用和平掩盖了，因为这也有伤处。心身多方面的困苦与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如无从变为仇恨，必然是将伤痕包裹起来，用文字包裹起来，不许外露。”—原来《边城》这样的作品是包裹了伤痕的文字，是在困难中的微笑。“一切都在‘微笑’中担当下来了。……这微笑有生活全部屈辱痛苦的印记。有对生命或人生无比深刻的悲悯。有否定。有承认。有《旧约》中殉教者被净化后的眼泪。”（27；10，11）
“微笑”担当了什么？“微笑”背后不仅有一个人连续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个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来救助自己、纠正自己、发展自己的顽强的生命意志，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没有因屈辱而生长出狭隘的自私、仇恨和报复心，也是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支撑自己应对现实、挫折和伤痛，来成就自己“微笑”的文学。”
男孩取名龙朱，这本是沈从文小说的人物—白耳族苗人中的美男子，“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5；324）年初沈从文在湘西河流中的小船上给张兆和写信，说《月下小景》的写成，“同《龙朱》一样，全因为有你！写《龙朱》时因为要爱一个人，却无机会来爱，那作品中的女人便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写《月下小景》时，你却在我身边了。前一篇男子聪明点，后一篇女子聪明点。我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些爱与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写得出好文章的。……而且是习作，时间还多呐。”（11；143）
“一九三五年一月，为“读经事件由提倡进于实行”的态势所激，沈从文撰文《论读经》，再次发声：“提倡读经救不了中国。至于虐待小孩子，强迫他们读经，想把历史倒回去，玩这一套老把戏，更不是救中国的方法。”（14；74，78）四月，又写《尽责》，说八年前“清党运动”大规模杀害青年，那时候不提什么“儒道治国”；“若用它来与目前读经运动相对照，更显得我们原来是活在中古时代，而且历史还正在倒退，使人对于中国明日的一切，有点茫然了。”“从大处看，这时代实行读经即近于民族自杀，凡已经实行读经的省分，皆是已经起始在那里自杀。”（14；79—80，81）
“但沈从文很固执，固执于并不复杂的文学认识：作家要有作品；作品是个人的、独立的、独特的；商业、政治、时代潮流，都不应该左右文学创作的实践；新文学事业的发展，需要的是作家埋头于诚实的努力，而不是任何文学之外的东西。他以此为根基立论，核心是文学，对于文学之外的复杂是非，没有太多精力和耐心去辨析—鲁迅讽刺他对于“争斗”各方的不分青红皂白，原因即在此核心关怀。
“十一月九日，张兆和把杨振声的大女儿杨蔚、次子杨起送上南行的火车，晚上写信告诉沈从文，托杨小姐给他带了楷帖、枕套、皮带，“另外还有两个盘子，一个是你今年花二元在厂甸买的那个五彩鸳鸯戏荷大盘子，一个是西番莲边有“十一月九日，张兆和把杨振声的大女儿杨蔚、次子杨起送上南行的火车，晚上写信告诉沈从文，托杨小姐给他带了楷帖、枕套、皮带，“另外还有两个盘子，一个是你今年花二元在厂甸买的那个五彩鸳鸯戏荷大盘子，一个是西番莲边有小孔眼的小盘子，两个都很厚实，塞在他们行李囊内绝不会碰坏。”[5]—当此危难混乱之世，去留两方各受分离之苦，做妻子的记挂远行人，安全、生活、工作、精神、习惯，方方面面之外，还细心照拂到他个人的嗜好，寄缎子，捎盘子—这岂止是慰藉，更是深知。
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政府批准临时大学转移昆明计划。编教科书的办事处也决定迁往昆明，沈从文带几个人先到沅陵，在大哥的芸庐住了三个月。同住的有萧乾、杨振声的大女儿杨蔚和大儿媳侯焕成、赵太侔夫人俞珊。
一月三十日，大年除夕，萧乾、小五哥他们放了许多爆竹后，同到沈云麓房中玩牌，剩下沈从文一个人在楼上一个大房中烤火，“生命虽单独，实不单独”：“虎虎的大眼蜷头发，和龙龙的小车子上大街，和其他都在生命中。得余的战争叙述更深刻的和北京的第一回轰炸，南京的夜袭，武汉的空袭，同在生命中。”（19；309）而此时，在北平，张兆和守夜，“信写至十二时许，有打门声甚急，听是送快信的。”是沈从文的信，“我欢喜听你说到云庐的种种，庐内主客的种种，以及庐外云山的种种。我又欣喜你有爱写信的习惯，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一个傍晚，兆和姐出现了，这以后我们称她为三姐。她抱着长得极像洋娃娃的小虎雏，后面跟着瘦小的龙朱，沈先生走在前面，拿着十分简单的箱子包袱。她和孩子们的到来顿时给青云街这个大门里带来了温暖和欢乐。这可不是愉快的旅行，而是只有经历过战争中逃难的人才能懂得的艰苦远征！一场热闹寒暄和介绍之后，大家都聚在外间大书房里，三姐憔悴消瘦，眼睛里却闪着快乐的光辉，她望着沈先生，不在乎我们还在跟前便忽然对他说：“头发都这么长了，难看死了！”沈先生笑眯眯地回答：“没办法，哪有时间去理发！”我们这几个年轻人又想笑起来。到了晚上静下来了，我在里间继续我的读书笔记，大概后面的沈先生家两个孩子也睡了，我听见沈先生举着灯带着三姐轻轻地走上了楼。他们在书房里一边整理书籍，一边轻轻地谈话。第二天我们看见三姐已经把沈先生的头发剪过了，沈先生显得年轻、漂亮，从此再也看不见沈先生原先那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形象了。[2]
“一九四二年九月八日，结婚九周年纪念日前夕，沈从文写信给大哥说：“九年中倒是最近两年在呈贡住，真是最值得记忆，一切似乎都安排对了，一切都近乎理想，因此一家日子过得非常健康。人家要过节时才把家中收拾收拾，我们倒像每天都在过节似的。孩子们给我们的鼓励，固然极大，最应感谢的，还是兆和，体力方面的健康，与性情方面的善良，以及在困难中永远不丧气，对家中事对职务永远的热诚，都是使一家大小快乐幸福的原因。”（18；412）”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
如果你在北平的庙会或小胡同碰见一位提了网线袋，穿着一件灰色或淡褐色毛质长衫，身材矮小瘦弱，一脸书卷气，眯着眼睛在书摊子上找旧书或是在找门牌号数，说一口湖南北平云南杂糅的普通话，那便是沈从文。你可以告诉他，他该去理发店理发啦
 
七月二十九日晚，他先“抱怨”了几句霁清轩生活的“风雅”，感到有点儿“倦”，转笔却道：“写这个信时，完全是像情书那么高兴中充满了慈爱而琐琐碎碎的来写的!你可不明白，我一定要单独时，才会把你一切加以消化，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种力量!至于在一处，你的命令可把我头脑弄昏了，近来命令稍多，真的圣母可是沉默的!”“离你一远，你似乎就更近在我身边来了。因为慢慢的靠近来的，是一种混同在印象记忆里品格上的粹美，倒不是别的。这才是生命中最高的欢悦!简直是神性。却混和到一切人的行动与记忆上。我想什么人传说的‘圣母’，一点都不差。……让我们把‘圣母’的青春活力好好保护下去，在困难来时用幽默，在小小失望时用笑脸，在被他人所‘倦’时用我们自己所习惯的解除方式，而更加上个一点信心，对于工作前途的信心，来好好过一阵日子吧。我从镜中看去，头发越来越白得多了，可是从心情上看，只要想着你十五年来的一切好处，我的心可就越来越年青了。且不止一颗心如此。即精神体力也都如此。”他回忆起两个人走过的日子，赞叹：“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而你却是奇迹中的奇迹。我满意生命中拥有那么多温柔动人的画像!”他特别说到最近，“我近来更幸福的是从你脸上看到了真正开心的笑，对我完全理解的一致。这是一种新的开始，让我们把生命好好追究一下，来重新安排，一定要把这爱和人格扩大到工作上去，我要写一个《主妇》来纪念这种更新的起始!”(18；497， 499， 500)
三十日夜间，“我和虎虎坐在桌上大红烛下，他一面看《湘行散记》，一面喝柠檬水，间或哈哈一笑，为的是‘水獭皮帽子’好笑!那想到家里也还有那么一个小读者!”
我一面和虎虎讨论《湘行散记》中人物故事，一面在烛光摇摇下写这个信……下面是我们对话，相当精彩：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怎么，一写就那么多？”(或者是因为礼貌关系，不像在你面前时说我吹牛。)
“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
“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爱的教育》也好。”
“十八日，沈从文无意中翻出《爱眉小札》，不免想起当年对自己有极大帮助的徐志摩，就在书上记了此时的感慨：“孤城中清理旧稿，忽得此书。约计时日，死者已成尘成土十八年。历史正在用火与血重写，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14；475)”
“他写这封信，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大的担心：担心“革命”会拆散这个家庭。当时张兆和在华北大学受革命教育，住校，两个孩子读中学，经常有政治活动，晚上往往回家很晚，所以沈从文回到住处时，“家中空空的”。他对丁玲说：“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于忽然圮坍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这就临到一回考验，在外也在内，在我自己振作，也在中共对我看法!丁玲，照我自己所知说来，我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她和孩子。这个家到不必须受革命拆散时，我要一个家……我且相信这么工作，对社会用处，比三姐去到别处工作大得多。只要她在北平作事，我工作回来可见见她，什么辛苦会不在意，受挫折的痛苦也忘掉了。”“改造我，唯有三姐还在和我一起方有希望。欲致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19；48， 49， 51， 52)就他向丁玲坦言自己的恐惧，并提出具体要求这一点而言，已经表明，他在主动想方设法保护自己不致崩溃到无可补救的地步，主动寻求恢复，并且试图创造新的事业了。
“他无从受到严格的美术训练，却发展了爱好和理解，这种爱好和理解“有一点还想特别提出，即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正因为这种爱好，“到都市上来，工艺美术却扩大了我的眼界，而且爱好与认识，均奠基于综合比较。不仅对制作过程充满兴味，对制作者一颗心，如何融会于作品中，他的勤劳，愿望，热情，以及一点切于实际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一切美术品都包含了那个作者生活挣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理解的也就细而深”。
 
“在博物馆二年，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处，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时，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可是，在陈列室中，和一群群陌生观众一同看文物时，情形就有些不同。他在这封长信里非常细致地描述了他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观众，凡事感到惊讶的学戏曲的女孩子，乡村干部，城市中长大的大学生，给外宾做翻译的女联络员，老大娘，壮壮实实的军官，美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听完讲解派个代表来鞠一躬的学生群……在“生命极端枯寂痛苦”的时期，“这些人的印象和文化史许许多多的重要业绩，都一例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少的润泽。很离奇，即我的存在，却只是那么一种综合。一种如此相互渗透而又全然不相干的陌生事物”。
“也有先听听不下去，到后来人也谦虚了许多，特别是学美术和文化的，临了不免请教贵姓一番。或告，或不告，大家还是相互谢谢，很好。他们想不到我对他们谢谢的理由。想不到他们从不着急的事，我永远在为他们学得不够，不深，不广而着急，为他们工作搞不好展不开而着急!谢谢他们肯多看看学学!”但这些话，却只能在自己心里说，口中能说出的，只是“谢谢”而已。
“沈从文心里郁积了多少要说的话呢？没有人要听他说话，没有人明白为什么他要那么耐心、细致、庄重地去做解说员。他只能在心里想象有一群听他说话的年青人，哪怕是一个也好，能够懂得他的心声：“你年青人，我就为了你，为了你们，我活下来了。……我就为你们之中还有可能从我工作中，理解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的熟人，就在一切想象不到的困难中，永远沉默支持下来了。在一切痛苦和寂寞中支持下来了。只为了你们的存在、生长，而我们的生命相互照耀接触，因之对人生都更肯定，我十分单纯的把一切接受下来了。……只因为你们的存在，在世界中永远有你们的存在，有你们从得失中得来的欢乐或痛苦，有你们在不幸中或其他情形中，还会于不经意时和我一生努力的理想及工作热情，一例消失于风雨不幸中。也为了你们由于生命的青春无知，必然会有各式各样的错误，以及为本质本性上的弱点，而作成毁人不利己的结局。我还为了手中一支笔，有可能再来用到你们生命的形式发展上，保留下你们的种种，给后一代见到。我很沉重也很自然的活下来了。”(19；110， 112， 116， 114， 118—119)”
 
他过年的方式是：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
温习到三个旧年，都是在辰州过的。一个是在船上，身边剩下铜子一枚那一回，黄昏前船始停靠，想法从他人船篷上爬上岸后，进得城门时，大街上一切铺子都关上了门，在门里却有各种笑闹，有玩锣鼓的，玩骰子的，每家都如浸在欢乐年景空气中，看了许多新年对，回船时，看到同渡船的穿上新衣的船老板，皮抱兜中胀鼓鼓的，可知正耍了钱来。生命完全单独，和面前一切如游离却融洽，经过整三十二三年了，这一切均犹如在目前，鲜明之至。另一回是廿三年那次返家，龙虎都还不在世界上存在，我一个人在小船上，船正向下行。经过沅水上大滩横石、青浪，一路都是破船搁在滩头上，我的一叶扁舟，却从中流而下，急于奔马。过柳林岔，河边寒林清肃之至。生命虽单独，实不单独。《湘行散记》和《边城》，因之而产生。三次是廿六年和小五哥萧乾等从武昌过沅陵，同在芸庐，他们放了许多爆竹后，同到大哥住房中玩牌去了，只剩下我独自在楼上一个大房中烤火，也是完全单独，但是虎虎的大眼蜷头发，和龙龙的小车子上大街，和其他都在生命中。得余的战争叙述更深刻的和北京的第一回轰炸，南京的夜袭，武汉的空袭，同在生命中。
 
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随同历史而动，永远是在不可堪忍的艰困寂寞，痛苦挫败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来，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对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热情。虽和事事俨然隔着，只能在这种情形下，将一切身边存在保留在印象中，毫无章次条理，但是一经过种种综合排比，随即反映到文字上，因之有《国风》和《小雅》，有《史记》和《国语》，有建安七子，有李杜，有陶谢……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
 
“有情”从哪里来？“过去我受《史记》影响深，先还是以为从文笔方面，从所叙人物方法方面，有启发，现在才明白主要还是作者本身种种影响多。……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特别重要，还是作者对于人，对于事，对于问题，对于社会，所抱有态度，对于史所具态度，都是既有一个传统史家抱负，又有时代作家见解的。这种态度的形成，却本于这个人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总量有关。换言之，作者生命是有分量的，是成熟的。这分量或成熟，又都是和痛苦忧患相关，不仅仅是积学而来的!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19；318—319) 
简单地说，他把自己放进了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之中而从精神上克服时代和现实的困境，并进而暗中认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
刚从香港回到北京的黄永玉一家寄居在这里，“现在租住下的房子很快也要给迁走的。所以住得很匆忙，很不安定，但因为我们到来，他就制造一副长住的气氛，免得我们年轻的远客惶惑不安。晚上，他陪着我刻木刻，看刀子在木板上运行，逐渐变成一幅画。他为此而兴奋，轻声地念道一些鼓励的话”。
 
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五十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跟我讲。我记得那是铜镜展柜，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看东朝房只用了几个小时，看西朝房就用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在这期间，我们每天中午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原来的太庙，去吃一个面包，吃一只香蕉，算是午饭。吃完了饭说说话，问问朝鲜的战争情况和巴金到朝鲜的情况。巴金到朝鲜就在我们军里去体验生活的，梅兰芳我也都遇到了。问问这些情况，并且带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好像是吃面条。那个时候看到先生的夫人，那么年轻，就像二十几岁一样，不怎么说话。先生就说呀……妈妈，你快过来听一下巴金在朝鲜的情况。叫我讲那个战争的一些问题和情况，他说战争是个立体的，他也当过兵。
我就更纳闷啦!我一直没有问陪我看展览的这么博学的一位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越来越不好问。到分手的时候就非问不可啊。我说：“这么多天你陪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我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他说他是沈从文，我吃一大惊。
……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我才有机会当面问沈先生。我说沈先生，我认识你的时候，简直是一个谜，你这个人完全跟你小说脱节。文字写得很美，那是文如其人，可以这么说；那些故事那么野，那么浪漫，跟别人的那么不同，又吸引人又叫人觉得新鲜，这是怎么回事？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荒唐人，就像那编荒唐故事的那种荒唐人一样，说亲身经历哪!
 
沈先生告诉我，他说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不调皮怎么能写成小说呢？说得把我心里一个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九年这么长过程的谜解开了。……此后我每年出差只要到北京，都去探望他，看他在做什么工作。他给我讲解一些重要展览，带我去听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在政协礼堂里听的，罗尔纲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最时髦讲解政治斗争，讲农民运动、农民革命。听完了以后，他说我们都是来听天书的。
 
今天我们阅读《沈从文全集》后五卷的物质文化史部分，仍然会惊讶他当年涉猎的广泛和头绪的繁多。沈从文把他的研究叫做“杂文物”研究，真是“杂”得让人眼花缭乱。在他自己，一方面是研究时沉浸其中，欲罢不能，“几千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尽在脑子中转，也许有一部分只是梦里的，并非真见到的”。(19；403)另一方面，研究总时不时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不被理解，无从实现其价值，不免感到异常沮丧：“工作实在可怕的琐碎而沉闷，即在馆中，也没有人注意到这工作有什么意义。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
 
沈从文对文学念念不忘，为什么放弃了这个“归队”的机会呢？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对他打击很大的事。开明书店通知他，因为他的作品已经过时，所有已印未印书稿及纸型，均奉命销毁。稍后他又辗转从香港媒体得知，台湾也明令禁止出版他的一切作品。这等于说他过去全部的文学都没有什么意义。沈从文对他大哥说，希望他把家中的一切作品也烧掉，免得误人子弟。“在床上躺着听悲多汶，很觉为生命悲悯。可惜得很，那么好的精力，那么爱生命的爱人生的心，那么得用的笔，在不可想象中完了。不要难过。生命总是这样的。我已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19；381)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走进山东师范学院。门房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什么也不干。”门房笑了。他在文物室看了两个钟头。上午散学，学生们拥挤着出门去食堂，他夹在中间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认识。他觉得这样极有意思；又想，即使“报上名来”，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不知怎么一转念，想到了老朋友巴金：“如果听说是巴金，大致不到半小时，就传遍了全校。”接着又有点负气但到底还是泰然地想道，“我想还是在他们中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20；19)
 
二十四年前，沈从文利用暑假，从任教的青岛大学经过上海来苏州，看望苦苦追求的张兆和。他没有料到，张家姐弟一开始就欢迎他，给了他极大的热情。这种热情一定也感染了对他的突然到访有些不知所措的三小姐，使得他的追求出现转机。五弟张寰和，用自己的零用钱买瓶汽水来款待客人，他大为感动，当下许诺：“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月下小景》，九篇中有八篇文末注明“为张家小五辑”字样。到寒假，沈从文又来，张充和晚年的记忆里还异常清晰地保留着当年鲜明的情境：“我们同他熟悉了些，便一刻不离的想听故事。晚饭后，大家围在炭火盆旁。他不慌不忙，随编随讲。讲怎样猎野猪，讲船只怎样在激流中下滩，形容旷野，形容树林。谈到鸟，便学各种不同的啼唤，学狼嗥，似乎更拿手。有时站起来转个圈子，手舞足蹈，像戏迷票友在台上不肯下台。可我们这群中小学生习惯是早睡觉的。我迷迷糊糊中忽然听一个男人叫：‘四妹，四妹!’因为我同胞中从没有一个哥哥，惊醒了一看，原来是才第二次来访的客人，心里老大的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这时三姐早已困极了，弟弟们亦都勉强打起精神，撑着眼听，不好意思走开。最后，三姐说：‘沈先生，我累了，你去吧。’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境界。”
 
这一年他还有另一本书出版，引发的感受则复杂得多。还是在“早春天气”里，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沈从文的小说选，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就着手搜集自己的旧作进行编选，但同时心里很清楚，“这个选集即或印出来，大致也不会有多少读者，只不过是供一小部分教书的作参考材料，同时让国外各方面明白中国并不忽视‘五四作家’，还有机会把作品重印而已”。清醒到这样的程度，自然就不会欢欣鼓舞；而想到当年写作时曾经怀有的巨大野心—“拿作品到世界上去和世界第一流短篇作家或文学史上第一等短篇作品竞赛成就”—便不能不倍增伤感：“过去看契诃夫小说时，好像一部分是自己写的。……现在来看看自己过去的写作，倒像是看别人的作品，或另一世纪的作品，也可说是‘古典’的作品了。不仅不像是自己写的，也不像是自己能够写成的。……近来北京正在上演巴金、曹禺、老舍等人的戏，很热闹，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都为读者极熟习。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的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音，觉得也满有意思。这一切都像和我已隔得远远的，正如同大学校和我隔得远远的一样。”( 20；138—140)
 
十月，《沈从文小说选集》印出来了，收旧作二十二篇，约三十万字。这是他一九四九年后第一次出版旧作，他告诉大哥这个消息，不但没有显出多么高兴，还吐了口在心里压抑了很久的不平之气：“解放后，有些人写近代文学史，我的大堆作品他看也不看，就用三五百字贬得我一文不值，听说还译成俄文，现在这个人已死了，这本文学史却在市面流行，中学教员既无从读我的书，谈五四以来成就，多根据那些论断，因此我这本小书的出版，是否能卖多少，也只有天知道!这也真就是奇怪的事，一个人不断努力三十年工作，却会让人用三五百字骂倒，而且许多人也就相信以为真。令人感到毁誉的可怕，好像凡事无是非可言。看到那些不公的批评，除灰心以外还感到一种悲悯心情，想要向他们说：‘你们是在作什么聪明事？你那种诽谤，对国家上算？你不觉得你那个批评近于说谎？’” ( 20；220—221)[43]
这样的激愤，自然不会写进书的《题记》，他在《题记》里只是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这句话夹在长长的文字中间，像没人会在意的一声低微的叹息。
 
五十八岁，年龄不算太高，却实实在在地感受着来自身体内部的衰老。可是，他毕竟不甘心，因为同样真切的还有一份创造的欲望。向最知心的大哥，他是这样表达的：“我目前正那么估想，如能换个比较单一环境，有太阳可晒，有三几种青菜可吃的地方去，从容不迫写它一年，抄改个三五次，这作品用十二万字到十五万字，可能在完成后给读者一点儿有分量的印象和知识的。可是向谁去商量找那么一个地方？空想而已。我的空想似乎即近于是在否认衰老、反抗衰老一种努力。……因为生命中似乎还有一份力量、信心和不易克制的创造欲，以及多年来即已成为习惯的对事物的感触体会力，生命即近于衰竭，这种种还是存在的。”(20；482)
 
对《战争与和平》，则推崇备至。他读的是二十年代即结识的老友董秋斯的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极好，也译得好。看三册火焚莫斯科，不过用一章文字写，却十分生动。不过从彼尔眼中看去，却极感人。写法兵抢劫，也不过用一页文字，写枪毙平民，不过五个人，可是却十分深刻。真是大手笔。写决定放弃莫斯科的一次军事会议，却只从一个六岁女孩眼中看到一个穿军服的，和一个穿长袍的争吵，又有趣又生动，真是伟大创造的心!写战争也是文字并不怎么多，不到二三千字，却全局开展，景象在目，如千军万马在活动。都值得从事文学的好好学习!”“又在极大事件、伟大人物描写上，常常作些比拟形容，似乎不甚庄重，可是结果却生意盎然，充满生命，转近自然。”善于学习的可学得很多东西，但是不善于学习的，“只呆记住什么人评论托或其他的思想意识”、“论断”，不去学“具体的长处”，是没有丝毫帮助的。(21；28， 29)
 
沈从文当然要谈写作，从自己谈起，目的则是谈到汪曾祺，要给他坚持的信心和勇气：他说自己还幻想“用契诃夫作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本本的”。不过万一有什么人说这是“修正主义”，还是“招架不住”，所以“特别是怕批评家”，“再也受不住什么歼灭性打击批判”；“可是我却依旧还是想劝你在此后生活中，多留下些笔记本，随手记下些事事物物。我相信，到另外一时，还是十分有用。……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完成这个愿心!”
 
“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作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又说，你“至少还有两个读者”，就是他这个老师和三姐，“事实上还有永玉!三人为众，也应当算是有了群众!”(21；18—24)
 
从香山回到城里后，出这套书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不断把将出的书稿送给沈从文审，稿子的麻烦他不怕，还要考虑稿子之外的事，这就有些别扭。譬如一本《图案基础》，沈从文认真写出一些意见，却特意嘱咐出版社编辑把他的意见另抄一份，“作为你们编辑部一点建议……总之不必说是我的意见，免得编者感到扫兴。因为编者是国内唯一专家，自尊心强，自信心高，好意协助不一定需要(有时或胡乱恭维一阵，倒反而能起鼓舞作用)”。(21；340)
 
家里一下子乱到不能再乱，张允和来看他，不明白为什么乱到无处下脚，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张允和要走的时候沈从文叫住了她，“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
 
巴金晚年多篇文章说起沈从文的这封信，如《随想录》里的《怀念均正兄》，如《再思录》里的《怀念从文》。《怀念从文》中叙述道，他从奉贤“五七干校”被揪回上海批斗，一位年轻的姑娘来对他说，从文很想知道他是否住在原处。“我只答了一句：我仍住在原处，她就走了。回到干校，过了一些日子，我又遇见她，她说从文把我的地址遗失了，要我写一个交给她转去。我不敢背着工宣队‘进行串联’，我怕得很。考虑了好几天，我才把写好的地址交给她。……我并不希望从文来信。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很快就寄了信来，我回家休假，萧珊已经病倒，得到北京寄来的长信，她拿着五张信纸反复地看，含着眼泪地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这对她是多大的安慰!”晚年的巴金感念妻子入院前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感念老友给妻子最后的日子带来的温暖，同时也为自己缺乏勇气而内疚：“他还是像在三十年代那样关心我。可是我没有寄去片纸只字的回答。萧珊患了不治之症。不到两个月便离开人世。我还是审查对象，没有通信自由，甚至不敢去信通知萧珊病逝。”
 
二月的一天，沈从文在馆里看到范曾正在画历史人物画，按照老习惯，他指出画中有不合历史常识的地方，不料遭到范曾当面喝斥奚落。王亚蓉记得，“先生气得面红耳赤，我搀扶他的手觉得他在发抖”。[29]黄能馥、陈娟娟夫妇回忆，沈从文走了一小时的路到他们家，气得眼睛红红的，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30]深受伤害的沈从文两天后给范曾写了一封信，摘引如下：
前天，因事到馆中，偶然相遇……作历史画，一个参加过服装史的骨干画家，常识性的错误，提一提，下次注注意，免得闹笑话，有什么使你生气理由？……若这是使你天才受约束不易发挥，回想回想你当时来馆工作时，经过些什么周折，一再找我帮忙，说的是些什么话，难道全忘了吗？你可以那么自解说，这是一种手段，重在能留下，利用我一下，免得照学校打算，下放锻炼几年，去掉不必要的骄傲狂妄。……经过十多年同事看来，学校当时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错的倒是你的老师刘先生，一再向我推荐，保证你到我身边不仅业务上能得到应有的提高，以至于在工作态度、学习态度、做人态度上也有帮助。……对别人那么好，对你却会到前天情形，很值得您认真想想，来博物馆时候经过种种，以及文化大革命时，由于你只图自保，不负责任的胡说，损害我一家人到什么程度。现在照你昨天意思，以为我“垮了”，在馆中已无任何说话权，甚至于是主要被你的小手法弄垮，而你却已得到成功，满可以用个极轻蔑态度对待我。即或是事实，也太滑稽了。你那么善忘，容易自满，蛮得意开心，可忘了不到半月前，在永玉处说些什么？我既然早就垮了，无可利用处了，你要我写字干嘛？是对我还怀了好意，还是想再利用作为工具？还是对永玉明天也会照对待我那么来一手？范曾老兄，你实在太只知有己，骄傲到了惊人地步，对你很不好。从私说，我对你无所谓失望或生气，因为我活了七十多岁，到社会过独立生活已快六十年，见事见人太多了。什么下流、愚蠢、坏人都接触过，同时好的也同样接触过，受的人事教育太多了……所谓垮，至少已是廿五年前事情，你不明白处，不妨问问刘先生，表面说，垮得够惨!……(24；271—274)
 
“更主要原因，可能还是我自己感觉到人的衰退，也许和习惯多少有点关系，我于是另看了一些旧书，总觉得人在近万年内，大致因为群的生活，一切聪明才智多使用在对付人的得失竞争上，用心顾此必失彼，所以把原始人的嗅觉、视觉、听觉，甚至于综合分析能力全失去了，理解到这方面时，将可设法恢复已失去的一切。因此试从一般人事得失上学习忘我，居然在意想以外把似乎早已失去多少年的某种潜伏能力慢慢恢复过来了，特别是脑子里的记忆力和分析力，简直是近于奇迹!试搞了个廿多大小不一的文物专题，有的只四五天就搞出来了”。(24；301)
 
此前他说过多次，人有极大的潜力可以发掘；现在他从人类的进化/退化来反思，从个人的退出—从人事纷争的发展习惯上退出—来实践，以“忘我”来恢复“潜伏能力”，听起来似乎无比迂阔，事实上在他个人却是生命更上一层的亲证和体验。
过去他还把“忘我”的工作当作“麻醉”痛苦、抵抗烦恼的方式，现在，“忘我”激活了生命内在的能量，他在自觉的意义上体会到了生命深层的愉悦。倘若我们不能理解沈从文这种无法从社会人事层面来言说的愉悦的生命体会，就只能把他“忘我”的工作看成是完全消耗性的、受虐式的持续行为；其实，工作和生命是互相支撑着往前行，互相激发着往上走。
沈从文的这种自觉，也不妨看作是一个老年生命的“再成长”和“新发现”。他在秋天致陈从周的信里说，“大致是学懂了‘忘我’二字的好处”(24；343)—“忘我”通向了生命“上出”的又一个进境。
 
可是北京防震警戒一直没有解除，还时有小震发生，亲友们一次又一次地挽留、劝阻，他苦恼不堪：“我活下来那里是这么过4日子混4日子的人呢？……在这里即或能活下来，也实在无意义可言。”(24；508—509)他不可遏止地想念东堂子那个“小小据点”，“与那一堆杂图书杂资料共存亡，为最理想。……我自以为最理想的报废方式，是能守在写字台边无疾而终。……我一生最怕是闲。一闲，就把生存的意义全失去了”。(24；522—523)
 
“同一时期他还收到了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他复信道：“谢谢尊著近代《中国新文学史》下卷，内容丰富，持论也比较客观，但对于弟未完成习作过程的一份早已报废过时旧作，有些过于誉美处，不免转增忧惧。”(25；463)不久后他向老友徐盈推荐此书，认为值得告诉徐盈的儿子徐城北看看；同时他提到，“又听说还有个夏志清，在美用英文写了本现代中国文学史，港中有中译本，文笔既极好，且有见地。译文尚未见过”。(26；8)
北大等九院校编写组在一九七九年八月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江苏人民出版社)，对沈从文的评价还是“老腔调”，艺术上有所保留、无关痛痒地肯定几句作品的“特色”之外，仍然从政治上“上纲上线”，“反动性”这样的字眼赫然可见。沈从文看过这本书，此后书信中多次提及，虽然不免愤愤不平，不过他其实并没有多么意外。他对骂他的“雇佣批评家”，“只感到悲悯”(26；25)；而那些没有读他多少作品就编教材的教师，“无知处值得同情”(26；31)。
 
聂华苓注意到，沈从文“说的话不多，吃的也很少，不过很爱吃糖。关于爱吃糖这件事，沈从文解释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上一个糖房的姑娘，就爱吃糖!’我把这话翻译给安格尔听，安格尔哈哈大笑”。后来，她和丈夫又去沈家拜访。
 
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二十四日说，“……真是一生仅见精美丝绣，又壮观又美不可言”。(26；385)三十日又说，“新出楚墓绣被三床，两面绣龙凤云虎，完全是现代派的第一流绘画。幸亏王来得是时候，日夜和馆中工作人员一道忙了三个月，把它很好的保护下来了。亚蓉日夜用架子撑住，伏在上面摹绘并照相，两人工作态度倍受这里同仁赞赏”。(26；387)同日他还给张充和写了一封信，说：“我正在刘玄德取荆州的荆州，……主要是来看看新出的绣花被面衣服，看过后，才明白宋玉招魂和屈原诸文的正确形容描写当时的繁华奢侈到何等程度。两个助手为整理材料忙了两个月，真是艰苦备至，终于奇迹般尽可能把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保存下来，材料加以复原了。若没有见到这份东西，可以说永远读不懂《楚辞》，更难望注解得恰到好处!”(26；390)
 
“我去访问时，发现他正坐在椅子上喘气、出汗、脸红红的。我十分惊讶，问发生了什么事。沈眯着眼睛，狡黠地用手指着他的妻子。她解释说：‘他需要运动……我就让他在室内运动。在他口袋里放一把豆子，从门口到窗户，每来回一次就放一粒在小木柜上，放完为止。’然后她在我耳边轻声说：‘每天我都多放一点豆子在他口袋中。’这时沈从文孩子般地笑起来，似乎在说：‘我早就知道你的花招了。”
 
沈从文生命的最后五年，张兆和时时刻刻不离身边。不仅是病中离不开她的照料和护理，心理上，沈从文也格外需要她的陪伴。一时看不见她，他就要呼唤；看见了，就心安了。
沈从文走了，她有了空闲。空下来，整理沈从文的遗稿；还有，就是重新建起一个小花园。小羊宜宾胡同的花园在狭窄的阳台上“复兴”了。她精心侍弄花花草草，给它们起名字，用的是沈从文书里那些可爱的女孩子的名字。她最心疼一盆虎耳草，来自湘西，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这是沈从文喜欢的草，也是《边城》里翠翠梦里采摘的草。
 
譬如，《一个人的自白》或许能够触动我们反省，对沈从文作品的理解是否太表面化，那些被简单视为“美”、“静”、“朴素”的文字，其实包藏着生活经验中的屈辱和痛苦，也蕴含了生命意志的力量，来共同做成“微笑”的文学。
 
《沈从文的后半生》（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四年）这本书，出版几个月了，有时候我自己也会翻翻，不期然地产生出一些新的想法，这是非常奇妙的体验。我在写的时候，没有体会到的东西，慢慢地体会到了；写的时候没有明白的事情，会慢慢明白。也就是说，这本书，其实是大于写这本书的人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状态；如果你写了一本书，它和你一样大，或者比你还要小一点，恐怕不是很好的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把沈从文的世界，限制在一个研究者或者传记作者个人的世界里面，那就可能非常不妙。所以回过头来，我会有点感谢自己这样一个笨的写法，尽量地呈现沈从文这个人他的后半生是怎么过来的，至少表面上不那么急着用我自己的想法、观念来解释他、判断他。那样做可能写起来会比较痛快，读起来也会比较痛快；但是那样做的话，就存在着把这个人缩小、定型、标签化的危险；限制住了，就丧失了开放性——向更多更深的理解开放。最重要的还是对象本身，要小心翼翼地保护、保存，进而发现、发掘对象本身的丰富性。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一个人要走到绝境，其实是有他自主选择的成分在。因为时代的巨大转折和压力，不是沈从文一个人所承受的，很多人都在承受，为什么只有这一个人要走到精神崩溃去自杀的程度？当然，沈从文个人当时的现实处境有非常特殊的地方；除此之外，我想这当中，就还有一个勇气的问题，有一个人的大勇敢在。我们人这种动物，本能里面就有自我保护的反应机制，当碰到危险的时候，碰到绝境的时候，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避开它，绕开它。一九四九年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办法，可以稍微妥协一点，可以随波逐流，大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顺大流。当然，随波逐流是一个不太好听的词，那换成好听的与时俱进就可以了。这样一来，这个绝境就避开了。可是这个人就是不肯，不能稍微圆通一点。他就是要一条道走到黑。这样的结果他是知道的，非常清楚。
 
一个人敢于把自己的人生走到最底部，和不敢走到这样的境地，是有差别的。差别在于，当我们本能地避开人生最绝望、最可怕的境地之后，在精神心理上，我们的人生永远会有可怕的东西躲在暗中。可他不是，他死过一次了，当他死过一次再活过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最可怕的事情已经经历过。避开可怕的绝境一直在活着的人，那个活着的状态，有一种可能是苟活，是在不死不活的状态，而他死过了一次再活过来，那真的是活了，而且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他再死一次，如果他自己想活的话。
 
毋庸讳言，我们的注意力通常会更为戏剧化的绝境时刻所吸引，但我想说，比起绝境来，在绝境中以日复一日的努力创造事业，是更有意义的。
 
个人和时代之间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讲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沈从文以及沈从文的那一代人甚至后面的几代人，他们是剧烈变动时代的受害者，遭受了很大的摧残和屈辱。受害者这样一个身份，是时代强加的，没有人愿意做受害者，所以这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身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当那个时代过去以后，比如说“文革”过去以后，很多人会愿意强调自己受害者的身份，突出自己受害者的身份。这是人之常情，容易理解；但事情的另一面是，这样一来，不管是在意识里面还是在无意识里面，等于承认了时代强加给个人的被动的身份，也等于变相地承认了时代的力量。在一个变化非常大的时期，一个人除了是一个受害者，还有没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超越受害者这样一个被动的身份，自己来完成另外一个身份？避免只有一个被动接受的身份，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会猜测，他是不是过于谨慎？是不是很胆小，很害怕？我已经说过，他死都死过了，还会害怕什么？他有他自己主动创造的身份，这个身份要比受害者的身份更有意义，对他也更重要。他讲了这么一段话，特别朴素特别诚恳。他说：“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动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保留下一些东西。”——他说的是“一个健康的选择”和顽强坚持的工作，这个选择和工作让他超越了单纯受害者的身份。
沈从文后半生的故事是一个人自我拯救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对一个时代救赎的故事。这样说会不会有点夸大？一个人的力量可以补救一个时代的荒芜吗？从数量上，是不可能的；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时代连一个做事情的人都没有，和有这么许多的个人——沈从文当然不是唯一的这样的个人——来做事情，是不一样的。有这样的个人，证明这个时代还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摧垮，也证明人这个物种不可能被全部摧垮，证明人这个物种还可以存在下去，还有存在的价值。超越受害者的位置，超越时代强加给你的身份，自己创造另外一种身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他很早的时候曾经说道，看到一个小银匠打银锁银鱼，一边流眼泪一边敲击花纹，制作者的情绪和生命会不知不觉地带到他手里做的这个活里面。看到一只豆彩碗，那么美秀、温雅，他会想到制器彩绘的人，在做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生活当中会有怎么样的挣扎，有怎样的喜怒哀乐，他会从物质的形式上体会一种被压抑的无比柔情的转化。
沈从文关心的文物有一个特点，大多不是我们一说到文物就会想到的东西，而是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应用的、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是普通人在漫长的历史里面，用劳动和智慧创造出来的东西。长期以来正统的文物界看不上眼，他却很有感情。这个感情其实沟通了他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和后半生的文物研究。他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关心的是什么？士兵、农民，甚至妓女，这样一些普通人的生活，他对他们有感情，他爱他们，他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人类生活的庄严和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其实是由这些人一代一代延续下去的。到了他的后半生，他真的在做历史研究了，就自然而然地把这种对历史的感受融进研究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