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

文章节选
在有权保持沉默的年纪拒绝沉默，为依然热血有梦的人们敲鼓拨弦。


做主持人风险小，各方点赞的多；而当了评论员，就不是喜鹊而是啄木鸟，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你动的都是别人的利益，说的都是让好多人不高兴的话，不得罪人不可能。

“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素质是不是要有思想？”
　我回答：“不是。做一个称职的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勇气、敏锐和方向感。”我至今信奉它们，并用来约束自己。


某一年新闻中心内部颁奖，问到我的感受，我答：“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听到这句不太“高大上”甚至显得有些灰色的答谢词，年轻的同事有些不解。我解释：身在这里，还没走，守土有责；到点儿就撞钟，守时，可谓敬业；更重要的是，还得把日常的工作撞成自己与别人的信仰。这话不灰色，应当重新评估价值了！
　　守土有责，就是偶尔有机会，用新闻的力量让世界变得更好。而更多的时候，得像守夜人一样，努力让世界不变得更坏。后者，常被人忽略。


谣言常常传遍天下，而辟谣也时常寂静无声。


目前的中国，人群中的对立与撕裂愈演愈烈，作为一个新闻人，不能加重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面对误解甚至有时是曲解，也总得努力去理解。我很少辩解，原因是：你以为是理性沟通，可常常被当成娱乐新闻，又让大家解一回闷。而这，还真不是我的职能。

当年胡适在喧哗的时代，把范仲淹的八个字拿来给自己也给青年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很多年后读到它，认同。今天，我们依然不知道未来，可如果不多说说期待中的未来，就更不会知道。思考可能无用，话语也许无知，就当为依然热血有梦的人敲一两下鼓，拨三两声弦。更何况，说了也白说，但不说，白不说。


 接受了这样一个概念：幸福需要三个层面的因素，物质、情感和精神。我又将它引申了一下：物质是基础，情感是依靠，精神是支柱。
 如果没有物质基础，情感和精神也是脆弱的。为什么？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毫无疑问，吃饱了，穿暖了，对一个人的幸福来说太重要了。
 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拥有了物质基础就会幸福，忽略了情感和精神的作用。后来发现它只是个基础，如果情感和精神上有所欠缺，依然不会幸福。


 那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出现了“尊严”二字，当晚我在《新闻1+1》的直播里说：“我终于看到了这个字眼，这是一个比让中国成为GDP世界第一还要难以实现的目标，但它毕竟已经出发了。”
 “尊严”是我看到的最富有诗意的政治语言。国家既然确立了这样的目标，接下来就还会思考很多问题，比如，到底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如果只有奥运、亚运、世博才算大事，老百姓的事都是小事，那就麻烦了。




 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全国人民支持率是97%。倒也不意味着咱们装假，而是那时我们还把幸福寄托在某种成就感和荣誉感上。我们还把个人的幸福跟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个百年未圆的梦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个瘾一定得过。
　　就好像中国人非得过足了开车的瘾，才会重新回归骑车和步行；非得把乱七八糟的情感都体验一遍，才重新体会到家庭的可爱。

 
　幸福和信仰有关吗？
　　我的上一本书前言叫《幸福在哪里》，后记叫《明天，开始信仰》，我想幸福应该跟信仰有关吧。但我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声明，我所谓的信仰，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宗教—宗教也并不简单，但怕大家理解得简单。
　　中国人的宗教观是什么呢？人跟佛之间互惠互利。大家都有很强的功利心，进到寺庙里，啥事？想生孩子，找观音。啥事？身体不太好，药王殿。啥事？缺钱，财神爷。
　　有信仰的最大好处是什么？有敬，有畏。当你的内心里上有天、下有地的时候，你很踏实，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事。
　　有人问，白岩松你信什么？我说，我信一些大的词汇，比如忠诚、友情、勤奋、家庭……就职业而言，我相信新闻有助于这个社会一天比一天好，如果哪一天我不信了，也就不再做新闻了。



人生中得意和失意都只占5%，剩下的90%是平淡。你能不能把那90%的平淡过得不那么平淡？不太容易，尤其年轻的时候更不容易。
　　我观察我的儿子，他不太爱喝白开水，也不太喝茶，爱喝各种饮料，甜的，刺激的。因为人生淡，年轻的时候味道少，他需要用更强烈的味道，去给自己一种触碰。



百米比赛会有一条固定的终点线，即使你跑得慢，十几秒、二十几秒也到了，总能撞线。
　　但幸福没有终点线。有的人刚跑不久就到了，有的人跑很久也没到。我曾在一本大学校刊的封面上看到一句话：“也许我们喜欢的不是成熟，而是走向成熟的过程。”同样，也许我们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追求幸福的过程。



人家说假如一个外星人掉入地球—掉到其他国家命运可能相同，掉入中国会有不同的命运—要看掉入哪个省。如果掉到陕西，就会把它埋上，一百年后再挖出来；如果掉到浙江义乌，就制造一批模型；如果掉到东北，训练训练上二人转舞台；如果掉到北京，“赶紧问下是什么级别，要不不好接待”；如果掉到广东，一般都是做汤喝了。这是外星人，换成苹果，掉到哪个省都是给吃了。



中文是可以一再被重新“发明”的。怎么讲？常用汉字只有几千个，但是每当你要落笔成文时，总会承载着或主动或被动的重新发明汉字的可能。
厦门的诗人舒婷，很多年前路过神女峰，写下“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这两行诗，有哪个字你不认识吗？没有。但是她把我们都很熟悉的汉字重新组合在一起，就诞生了“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意境，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诗歌里就存在着这些看似无用、但每天都在重新生长的中文的无限可能。
　　海子写过“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这是海子最伟大的一句情诗，依然是大白话，但是它有我们最凝练的情感。当一个民族持续二十多年都不读诗，甚至厌恶诗，把诗歌边缘化，你就知道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有很多人问我，哪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每个人都想得到一个功利性的结果，“影响最大”的一定最有用。但我觉得，除了新华字典，所有读过的书都像是不断汇入江河的涓涓细流，帮助你慢慢地成长，变得壮阔、深远。你怎么知道是哪条汇入的溪流让黄河成为黄河，让长江成为长江？同样，我这一路上从书中汲取了这么多营养，无法界定到底是哪本书塑造了我。
　　也有学生跟我沟通关于读书的想法，提出很多类似“我喜欢读书，但我的很多同学都爱看美剧，我是不是需要坚持”这样的问题。其实炫耀读过多少书和炫富没什么区别，都挺招人讨厌的。另外，当你开始用“坚持”这样的字眼去描述读书时，已经坏了。
　　读书是一种乐趣。最重要的是，能够带来乐趣的，是读书本身，而不是读书以后的结果。



南开大学在1937年7月底被炸成一片废墟，当时的校长张伯苓发表讲话：“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蒋介石就是在南开被炸之后的第二天，做出全面抗日的决定，他讲了一句话：“中国在，南开在。”而张伯苓的儿子从军学习飞行，最后驾驶那种简陋的飞机，在与日本人的战争中阵亡了。



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跑步，跑完以后，累的是腿和脚，但心和脑子都缓过来了。这也是一种辩证法。


通常对“自由”的理解是狭隘的，真正的自由在内心。可以探究而且能得出一定结论的就不算辽阔，比如宇宙；无法掌握的才是最辽阔的，比如人心。创造就是对固有牢笼的挣破。


我们很难指望这些休闲活动演变为创造力，也很难让心灵腾飞。因为我们既不习惯与自己对话，也不习惯仰望星空。我们想闲却又怕闲也不会闲。
　　没钱，是穷人；有钱没闲，也只是打工者，不管你有多少钱都是。有一些钱又有一些闲，才有可能让生命多些有质量的色彩。但有闲不会闲，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也依然离成为生命的贵族太远。
　　把有闲，当成对生命的奖励与激励，我们还需要时间！
：“体育如何影响一代人？”伦敦奥组委的一位官员回答：“体育教会孩子们如何去赢。”这句话很正常，在中国，很多事都能教孩子们如何去赢，但是他的下一句话让我格外感动：“同时，教会孩子们如何体面并且有尊严地输。”
　　这是中国人很缺乏的一种教育。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孩子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学习过如何体面并且有尊严地输？
体育赛场上永远是“胜者不变败者变”，生活中，往往也是这样，被挑战者以不变应万变，挑战者才要出奇制胜。失败逼迫人们不得不变革。
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拉开中国改革的大幕，请问这是胜利的结果还是失败的结果？如果我们一直都还不错，好没好到哪儿去，坏没坏到哪儿去，恐怕也不会做出如此之大的变革决定。但是我们的经济与社会几乎到了一个崩溃的边缘，所以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恢复高考，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然后结束过去的错误路线，改革、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而拉开改革大幕的邓小平，何尝不是在挫折与失败当中才真正想明白的领导人。谁能说他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已经高瞻远瞩，看到中国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正是他在所谓“三落三起”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第二落”和“第三落”，在江西走出了“邓小平思想”这条路。一定是巨大的挫折促使他真正冷静下来，清醒意识到问题所在，并且做出新的决定。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现在的GDP成为世界第二，从购买力角度来说应是第一。回头去看，恐怕应该“感谢”当初的大失败，逼迫我们走向变革。
帮柴静走出困境的，不是我这句话，而是她自己。她有自己的标准与目标，别人的眼光打扰不了她，她信自己。
　　很多人的失败感，不是来自自己的感受，而是别人的眼光与当下世俗的标准。
　　然后方寸大乱，然后就真觉得自己失败了。
　　如果你不为别人的眼光与标准活着，失败的感受会在我们生活中消失大半。
　　建立并信奉自己的标准，你已成功一半。
如果总在为未来忧虑，而不能享受此时此刻的时光，你可以把整个余生都搭进去，但你真的打算这么过一辈子吗？要知道，你所担心的事情，只有不超过10%会变成现实，其余的都是自己吓自己。而且生命中有一个很奇妙的逻辑，如果你真的过好今天，明天也还不错。
能面对平淡，就是不平淡
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的前进速度和能够到达的高度。
阅读图书，是首先筛选出高于你的作品，你要仰视它，然后去攀登。而来自互联网的阅读内容大多是平等的，你会选择与你脾气相投的，你喜欢的，跟你水平接近的。我担心来自互联网的这种同等水平的阅读，让你失去了自我挑战的机会。
　　那天听一个“90后”跟我说了句话，真的让我很感慨。他说，其实我们这代人连谈恋爱都不会。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习惯了一群人待在一起也只用手机聊，不管是生活中还是互联网中，只要两个人待在一起，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我开玩笑说没关系，你们两个人待在一起的时候，就拿手机聊呗。
　　我对我的学生会格外强调，学习，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去喜欢你不喜欢的，适应你不适应的—也就是打开自己，试着体会和接纳那些不同的声音。
　　当然每个人都喜欢在阅读中通过共鸣、共振来自我求证，但是对我而言，往往收获更为巨大的，是从那些看上去很别扭的，感觉“不顺茬”的，甚至完全不同的意见当中，慢慢读出它的趣味来，为自己开启一个全新的空间。
　　比如我喜欢鲁迅和他的文字，他很简单的两句话就能够让我热泪盈眶—他说人与人是不同的，“有的专爱瞻仰皇陵，有的却喜欢凭吊荒冢。”但这并不妨碍我在林语堂的文集当中读出了另一种美，也不妨碍当我不用“汉奸”这个词去给周作人冠名的时候，在他的《苦茶随笔》中读到了中国传统教育不提供的另一套写作体系。
　　这就是中国有相当多的文人对周作人格外感兴趣的原因，如果不从政治的角度、而是从文学的角度去解读他，他的成就与鲁迅不相上下，只不过各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包容，是阅读的另一种趣味。没有包容就没有拓展。
我们读所有的书，最终的目的都是读到自己。
　　你会发现焦躁的心平息下来了，突然有种豁然开朗的安全感，你会发现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千百年来被无数的人思考过，并且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答案。真正使阅读成为一种深刻而愉悦的体验的，是你从中找到了自己，塑造了自己；而每一本在你心目中值得阅读和记住的书，都是因为其中蕴藏着未来你更期待的那个自己。
1993年，我曾经采访过哲学家赵鑫珊，当时我还是个刚入门的古典音乐爱好者。我问他：“为什么现在的科学技术进步这么快，但是这个世纪的人依然需要好几个世纪之前的音乐来抚慰心灵？”他的回答我记一辈子，很简单的一句话：“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
不管你身处的世界经历怎样的变迁，如果你不能把握住最根本的核心，就只能是一个焦虑的跟随者，而不能成为心平气和的生活守望者。古典音乐中就有这种让人安静的力量，在变化的时代中一如既往地陪伴你，让你知道你并不孤独。
：任何一个单位，只要到了开始强调考勤、打卡、纪律的时候，一定是它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因为一个走上坡路的单位，人人无需扬鞭自奋蹄。或许员工10点才来上班，并没有赶在8点打卡，但却自觉干到第二天凌晨3点，不需要监督和催促。
《我们不要假装有远见，微小前进胜过完美规划》，它写到，白蚁巢是世界上的建筑奇迹，地面上有十几米，地下还深达二十米，有产卵室、育婴室、通风道等各种功能处所，井然有序。
　　科学家一直在研究蚁巢，白蚁是没有建筑图纸的。一开始它们也会杂乱无章，忙得千头万绪，从最基层开始不断试错。试着试着，就越来越规范了。它们不依靠远见来完成规划，而是如邓小平老先生所言，“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去试”。
第七十六章，老子的观念越发明确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人刚一出生的时候，软软的，我们当过父母的都知道，孩子交到你手里的时候，抱得格外小心。而人死了是什么标志呢？全身都僵硬了。草木只要活着，你轻轻一捏，都能渗出水来，而死亡时花也枯了，枝叶也干了。所以老子得出结论，强硬是死亡的信号，柔软是生的气息。
今人虽有百度、谷歌，获取资讯与知识极容易，但有识无智，只有知识却少有智慧。古人获取知识不易，但多智少识！
人类所有文化产品的实质，都是在描写人和人性，从来没有偏离过。
自己的读后感
　　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让传媒人学会讲故事，有点儿晚了；但如果到今天还不好好学会讲故事，传媒就死了！
　　这是一个移动互联的时代，人人一个屏幕，这屏幕只属于自己，即便在身边，也不会凑上去看别人的屏幕。近在咫尺，好内容想分享也只是转发。显然，个人在屏幕上看什么，是隐私，神圣不可侵犯。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再也无法命令、要求，或组织别人收听收看你想传播的内容，传播的主动权已全面向受众倾斜，传播者更多地处于被选择的处境。这就要求你只能增加自己的魅力、吸引力与公信力，让别人自愿选择看你的东西。主动权已不在你手上，人家想看八卦还是八项规定，可是自己定。不明白这一点，你就会真正出局。
我说，我一直信奉普利策的一句话：“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我不认同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个说法，有点儿自我夸大，容易让人产生幻觉。新闻的力量，并不体现在别人是否把你当“王”，而体现在你是不是真正怀有一种责任感。
　　记者是啄木鸟，不是喜鹊
在这个世界上，良性运转的制度极其重要，它可以使人从“想做不好的事情”，变成“不敢做不好的事情”，再到“不能做不好的事情”。时间长了，也就成了“不想做不好的事情”。是这样一个逻辑线条。
　　但是不管制度多么完善，总有人要去钻空子。所以在推进制度法律建设的过程当中，记者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职责，就是维护制度和法律的正常运行。
　　好记者应该像啄木鸟，通过叼出一只又一只树上的虫子，既给自己找到食吃，又维护了森林的健康。试想，在我们的生态圈中，如果没有啄木鸟，少了那些烦人的啄木声，暂时是安静了，长此以往呢？
　　还有一些时候，记者偶尔可以当一下喜鹊。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会有各种新鲜的尝试。这些尝试代表着更开明的方向，符合更多老百姓的期待，媒体应该善于捕捉它。很多人说起媒体的职责就是舆论监督，说起舆论监督就是“揭批负面事件”。我的想法不一样。遇到可喜的进步，媒体能够迅速地意识到，立刻予以支持，让它定型成为发展的大方向。因为一句话说得好：你把对方当朋友，他最终真是朋友；你把对方当敌人，他最终真是敌人。其实，换个角度，时代也如此。
　　既是啄木鸟又偶尔当一把喜鹊，两项职责加在一起，才是舆论监督的全部含义。在中国，相对而言，前者很容易达成共识，后者反而是更大的挑战。
这年头骗子跟理想主义者很难区分，我通常会这样判断：只谈方向不提供方法的，就是骗子；既谈方向又能提供方法的，才是理想主义者和建设者。
“方向”是很多人热衷的话题，但不需要总谈，或者空谈。
德国之所以出台这样的政策，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当一个人可以不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任，当他处在一个极度安全的阴影里，他可能会展现出人性“恶”的一面。而现在我们的互联网上，好多人的留言也正是如此，越来越像一个公共厕所。
　　公众如果不能用理性看护好自己，任意纵容某些情感，媒体如果不能围绕着道德感和责任感运行，这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
曾经有过构想，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陆续推动中国的新闻自由。但是，当商业化的浪潮以不可阻挡的方式席卷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有一天真的实现了新闻自由，呈现出来的局面可能悖离了你最初的想象。可能走向低级恶俗，走向一味迎合，走向不负责任，走向道听途说，很有可能。但是即使这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所承担的使命。我们还是要继续去推动。
　　身处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传媒时代，如何处理自己与传媒之间的关系，面对纷繁复杂的资讯，如何拥有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变得越来越重要。既不能彻底隔绝，也不能沉浸于此。不仅要选择接收什么样的资讯，还要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它。
　　在这样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里，“看护好你自己”已经变成非常重要的命题。每一个时代里，优秀的人都是独立的人，而不是传媒的俘虏。不是别人说是、我跟着说是，而别人说不是、我也跟着说不是的人。任何事情都要经过自己大脑的过滤，才得出结论，说是或者不是。
站在历史的高度和跨度上，你会看到这样一个国家的足迹：缓步前行，时有后退。我近年来越发担忧一件事，就是人们对事物的判断，依循的是一种简单对立的标准，比如：“世界对中国开放，还是中国对世界开放？”
　　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参加辩论比赛，很多A或B的答案也无法进行选择。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我们的血液里，的确有一种“二元对立”的基因，使我们“和谐”起来很难。要么对要么错，凡事都得划分个阵营。
　　当我们以简单二元对立来评判事物时，内心里的秩序常常会失衡。比如新闻，就总被分成“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全世界搞新闻的好像都没有正面、负面一说，统称“报道”。而且在我看来，正负还可以转化。
　　如果都是正面报道，很多年后，一代又一代的人都认为一切OK，危机是不存在的，最后国家衰落了，今天的正面报道就成了明天的负面报道。如果今天的负面报道是建设性的，能够推动国家前进，所谓的“负面”其实又是正面。因此没有对立的道理，一定要认清社会和个人的复杂性。
　　我的另一个观点是：建立在“一样”基础上的“不一样”才有价值。还是以新闻行业举例，过去我们常常跟美国比，都有哪些不同。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即便如新闻这样存在巨大差异的领域，我们跟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同行，仍有70%-80%是相同的，对吗？要客观，要有细节，要人性化，要有社会责任感等等。此外才是“不同”，与各国的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宗教、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有关。
　　首先具备“一样”的基础，才有了彼此沟通交流的可能，然后各自的“不一样”才能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最近看了一部非常老的电影《查令十字街84号》，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战后开始写起：一个很穷的美国作家喜欢看书，但是很多书找不到，就写信给英国的一家书店询问。书店老板收到信后非常开心，难得知音嘛，就把能找到的书寄给她。战后的英国物资极度匮乏，这位美国作家收到书后，又会寄一些食物和日用品给书店老板作为回馈。两个人通信通了一辈子，但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面。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
　　后来我发现，正因为他们交换的是不同的东西，彼此的馈赠才格外珍贵，但前提是，他们拥有太多相同的东西。物质层面，有共通的英语、可兑换的货币；精神层面，都有与人为善的温暖品行、对事业的专注、对信仰的追求。没有这些“相同”作为底子，就无法显现那些“不同”的价值。
考古是个什么行当呢？就是通过自己挖出来的东西证明爸妈讲的全是错的。
　　而且这事儿还没完。等我自己做新闻做了很多年后，突然又明白一个道理：我比我哥还狠，因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所谓新闻人，就是往历史洞穴里不断放进资料和佐证，让后人在考古的时候去发现和研究。
　　可问题是，如果我们这个行当今天放进去的东西并不真实，很多年后被我哥那个行当挖出来却信以为真，历史将会怎样？考古将会怎样？而那个留下来的新闻背景又将是怎样呢？
　　所以对于新闻人，真正的考验就是你在往历史的洞穴里放些什么。
历史是最好的镜子，多照照更会准确地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现在与未来不会有太多新鲜的东西，大多在历史中都有。我们总是在重复，尤其是错误。
　　不过，我不后悔并庆幸自己的职业选择。当然，回头看，就像我在序中说过的：我和同行只是偶尔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大多数时间，都是想办法不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坏。
　　而这何尝不是一种使命？
　　态度　进退不是非取即舍
　　中国人不缺德，可是缺啥？
　　教育不是让人性变“好”，而是约束人性中的“不好”。
　　当时代的发展让人们产生超越物质的需求，才是爱的开始。
每个人心中都并存着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制度和人，激活了你的哪一面。
证严上人还说过一句话：“慈悲如月。”对我颇有启悟。我们都觉得“爱”很温暖，愿意用阳光来比喻，但是真正像太阳一样炽烈的爱，恐怕又给人带来一种压迫感。倒是月亮，本身并不发光，却能照亮每一个夜行人的道路，消解他们的恐惧和忧愁。既然从事医生这个行当，何不让自己拥有月光一样的隐忍，月光一样的慈悲？
母亲为什么在我即将步入社会的时候，把这样一个故事讲给我听？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慢慢明白了，当初的那位医生，从具体救治来看，并没有得到最圆满的结果。但他又是最成功的，因为他的行为跨越了时间，不仅影响了我的父亲，还影响了我的家庭，影响了我。他让我对人世间的爱和温暖有信心，让我尊敬这个行业，让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困难、挑战，总能记起天津那个仿佛有月光的夜晚。
　　这就是医者的慈悲与功德，大医医心。
台湾慈济有一句话常被提起：我们的使命不是对抗恶，而是扩大善。但如果善扩得足够大，恶不就很难立足吗？
　　做新闻，常面对太多的失望新闻。我曾经说过：如果新闻真正自由，我其实更愿做希望新闻，去扩大善，内心的痛苦一定比现在少得多。
　　所以我最近常常开玩笑说：我正以做志愿者的心态，在CCTV继续干我该干的事儿！
革命党就是率领一拨人修理另一拨人，执政党则要为所有人服务，包括不喜欢你的人。
在一个话语权力和实际权力的俱乐部里，突然闯进了礼仪不那么优雅、穿着不那么讲究的一员，充满“泥沙俱下的活力”，让人一时很难适应。何况相当多外国朋友，对世界的了解十分有限。千万别以为他们除了火星哪儿都去过，相当多的美国人一辈子没离开过他那个小镇，你能指望他对中国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当今世界上，喜欢中国的人相对少，喜欢中国人民的人在增多，但是大家都喜欢中国人民币。这就是世界对中国的面孔如此复杂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信仰，是千百年来儒释道的杂糅，是唐诗、宋词中传承的审美，是爷爷奶奶讲给你的故事，是别人看待你的眼光里无形的约定俗成。但是这一切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全毁掉了，只留一片空白，接下来改革开放，欲望扑面而来，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底线层层突破，最后你不幸福，我不幸福，大家都不幸福。
过去提“富国”，现在提“富民”，说“要让公众分享改革的成果”“以人为本”。“尊严”和“幸福”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在考虑富了之后该做什么。未来五年或十年、二十年，还会有这么大的财税收入向中央集中吗？会不会向地方倾斜？向落后地区更倾斜？
　　总之，从一百年这个角度来算，现在已经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今后的梦想追求要以个体的保障、个体的尊严与幸福为更大的福祉和追求，这是第一个定位。
　　六十年中国：从“物化”向“非物化”目标的转变
互联网启蒙了中国人的民主意识：你可以不同意别人说话的内容，但要维护别人说话的权利。你要习惯与刺耳的声音共处，与糟糕的评论共处，与谎言共处—真理的价值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与荒谬同在。
　　有人说应该控制互联网上的谣言，务必谨慎，并合理合法。正如化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杀死正常细胞，谣言被消灭了，真理也就跟着消失了。
　　真正需要强调的，是如何传播真理的声音。2011年《人民日报》有一个评论，“目前的中国是改革和危机抢时间”，我非常认同，也曾多次援引。
中国人似乎在用望远镜看美国，美国所有的美好，都被这个望远镜给放大了。
但沟通结束，它就像一个孩子，在互联网时代，有了它自己的生命生长历程，
自由，不该只是字面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灵深处。没有内心真正的自由，就不会有独立而大写的中国人。因此，自由，并不仅仅是个被“政治化”的词汇，还该有它更可爱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