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

投票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纽约成功湖举行。和伊休夫的所有人一样，我拿着铅笔纸张，守着收音机，投票结束后把票数记下来。最后，大约在我们时间的午夜，宣布了投票结果：三十三国（包括美国和苏联）赞成分治计划；十三国，包括所有阿拉伯国家，反对；十国，包括英国，弃权。我立即赶到犹太代办处大楼的院子里，那里已挤满了人。这是一个令人不能相信的场面：成千上万的人。其中人英国士兵，手挽手唱歌跳舞，卡车里装着更多人不停地驶进大院。我记得我自个儿走进办公室，无法和人家共享欢乐。阿拉伯人已拒绝分治计划，一味谈论战争。沉浸在欢乐中的人群要求有人讲话。我也认为拒绝讲话使气氛冲谈是缺德的。因此我在我的办公室阳台上讲了几分钟。但我并真正向聚集在我下面的人群讲话；这又是对阿拉伯人讲的。
“你们在联合国对我们进行了战斗，”我说，“集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联合国已经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分治计划是个折衷办法；不是你们所要的，也不是我们所要的。但现在让我们在友谊与和平中一起生活吧。”这次讲话不可能是改变我们当前形势的办法。第二天巴勒斯坦全境爆发了阿拉伯人暴乱（七个犹太人在阿拉伯人伏击一辆公共汽车时被杀），十二月二日一群阿拉伯暴徒纵火烧了耶路撒冷犹太人商业中心，而英国警察却袖手旁观，只有在哈加纳要采取行动时才出来干涉。
当然我们对战争毫无准备。我们长期以来设法或多或少地遏止了当地阿拉伯人，这并不是说我们能对付正规军队。我们急需武器，如果我们能找到愿意向我们出售武器的人；但我们无论买什么都需要钱——不是帮助我们造林或运送难民入境的那样数目的钱，而是数百万美元。而在全世界，我们只能从一部分人民那里有可能拿到这些钱：美国犹太人。此外简直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没有别的人可找。
……
一九四八年我在美国犹太人面前的第一次出现不是预先计划好的，没有预演，因此也没有宣布。此外，听我讲话的人对我也不熟悉。这是一月二十一日在芝加哥举行的犹太人联合会理事会和福利基金会大会，两者都是非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事实上巴勒斯坦根本不在大会议程上。但这是职业募捐者的会议，是那些控制美国犹太人募捐机器的有实际经验的人们的会议，我知道我倘能打动他们，就有机会获得对我们自卫能力是关键性的款项。我的话不长，但我把心里话都说了。我描绘我离开巴勒斯坦那天的情况之后说：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团将战斗到底。倘如我们有武器，我们就用武器同他们作战。如果没有，我用就用手中的石块作战。
当我说我今天来美国的特殊使命不是为了拯救七十万犹太人时，我要求你们相信我。过去几年里犹太民族推动了六百万人，因此我们要全世界犹太人为处在危险中的几十万犹太人发愁，未免太鲁莽了。
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的实质是如果这七十万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能继续生存，那么犹太民族本身就存在，犹太人的独立也有了保证。倘如这七十万人被杀绝，那么我们几十世纪来梦寐以求的一个犹太民族和犹太家园也就完了。
朋友们，我们正在打仗。每个巴勒斯坦犹太人都相信我们最后将赢得胜利。这是这个国家的精神所在……但单单有这种勇敢精神不能对付步枪和机关枪。没有精神的步枪和机关枪没有多大价值，但没有武器的精神，早晚会随同躯体一起被粉粹。
我们的关键问题是时间……是我们能立刻得到什么。我说立刻的意思不是下个月，我不是说两个月之后，我是说今天。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设法使美国的犹太人了解这样的事实：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在一两星期之内，我们必须得到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美元的现金。今后二三星期里，我们能站稳脚跟，对此我们确信无疑。
埃及政府可以投票通过一笔预算，支持我们的敌人。叙利亚政府也可以这样做。我们没有各国政府的支持。但我们有散居各地的数百万犹太人，正如我们信赖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年轻人一样，我们对美国的犹太人也有信心，我相信他们会理解我们的危险处境而尽他们的本分。
我知道我们要的不是容易得到的东西。我自己曾积极从事各种运动和募捐活动，所以我知道要立即募集一笔象我提出的款子是不易的。但我看到我们国内人民，他们从办公室走到我们称之为社区诊疗所，为血库输血以治疗伤员。我看到他们排队连等候几小时，使他们的血能汇集到血库里。人们在巴勒斯坦献出的是鲜血加金钱。
我们不比别人更有教养，我们不是犹太民族中最好的犹太人。我们碰巧在那边生活，而你们在这里。我相信如果你们住在巴勒斯坦而我们在美国，你们会象我们在那里做的那样去做，你们也会要求我们在这里做你们需要做的。
我想意译二次大战中最伟大的一篇演讲，即邱吉尔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我说巴勒斯坦的伊休夫将在内盖夫作战，在加利利作战，在耶路撒冷郊区作战，直到最后，我这样说绝非夸大。
你们不能决定人们是否打。这我们会决定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团不会向穆弗蒂举起白旗。这个决定已经作了。没有人能改变它。你们只有决定一件事：我们会在这次战争中获胜，还是穆弗蒂会获胜。美国犹太人能作出这个决定。决定必须很快作出，几小时之内，几天之内。
我求你们不要太迟了，不要在三个月之后为你们今天没有做的事而感到非常遗憾。现在就要做。
他们听着，他们哭了，他们保证提供大笔金钱，这是任何社团从来没有提供过的。我在美国大约住了六星期，这是我能离家的最长期限，美国各地的犹太人听了我讲话，流了泪，捐了钱——必要时他们还向银行借款以支付他们认捐的钱。三月我回到巴勒斯坦时，我已募集了五千万美元，这笔钱立即用来为哈加纳在欧洲秘密购买武器。但我对自己从来没有错觉——甚至我回来时听了本—古里安对我说的一番话之后也没有。他说，“有一天要写历史时，将写上有一位犹太妇女，她弄到了使国家能存在的钱。”我永远记得这些钱不是给我的，而是给以色列的。
……
我告诉美国的犹太人说，以色列国这能靠鼓掌生存，战争不能通过演讲或宣言或甚至欢乐的眼泪获得胜。时间是关键，否则将没有什么东西值得鼓掌了。
“没有你们的援助，我们将无法继续，”我在几十次公开和私人场合说。“我们要求你们的是分担我们的责任，以及这种责任的一切含意——困难、问题、艰苦和欢乐。毫无疑问，犹太人世界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极为重要的；生命攸关的，所以你们也可能在一年、两年或三年内改变你们的生活方式，直到我们一起努力使以色列站稳脚跟时为止。请下决心并给我答复。”
他们以空前的慷慨，速度和全心全意的态度来答复我，他们尽了一切努力。通过这样的回答他们肯定了同我们协力合作的情谊，正象我曾期望他们会这样做的。虽然当时还没有专门支援以色列的单独运动，虽然在一九四八年为犹太人联合劝募会筹集的一亿五千万美元中不到百分之五十划归以色列（余款已转交联合分配委员会，援助欧洲各国的犹太人），这百分之五十毫无疑问帮助我们取得了胜利。它也告诉我们，美国犹太人卷入以色列国是我们能依靠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