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York World特派员詹姆斯·克里尔曼的报道应是最具影响力的。因为该报是纽约新闻大王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zter)经营的著名报纸,一方面对美国国内社会问题、选举宣传问题倾注全力,另一方面对于国际问题也颇为热心。
年轻的詹姆斯·克里尔曼刚到日本时,曾对日方开战诏书中所宣扬的正义、文明之战深感赞同,对日本的文明开化大加夸赏,撰写了不少称颂日军勇敢无畏、遵守国际公法的新闻。但在美国领事的医生霍勒斯·艾伦(Horace Allen)的引荐下拜访朝鲜国王时,听到了其期盼美国派遗部队保护自己的请求,遂开始对日方的真实意图萌生怀疑,继而在经历过旅顺大屠杀后转向了批判日本的态度。他认为,日本的文明开化不过只是一种表象,其本质仍是野蛮的,所以为了确保驻日美国人的安全应该继续保持治外法权,同时对于日美两国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获得参议院推准也是极力反对。他的新闻记事与New York World的宣传曾产生过一定的效果,甚至对美国参议院审议《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也造成了影响。
此外,对“煽情主义”嗤之以鼻的London Times的特派员托马斯·科照(Thomas Kern)也在大屠杀的间题上与詹姆斯·克里尔曼持有相同的观点。
对旅顺大居杀尚不知情的伊藤博文惊愕不已,随即收集信息对政策展开了研究。但在当时,对于占领北洋海军基地后斗志昂扬的军队展开调查处分却是极为困难的事。结果,伊藤博文与大本营商议之后决定:“因取证调查充满危险而不可行,故只得全当不知,据情况予以辩解。”最终对相关整事者未加处罚,并将工作重点集中到了辩解上去。他们当时虽然充分运用了外务省组织的对外宣传网络,但传遍全世界的旅顺大杀使得西方各国对日本文明开化的质疑成了挥之不去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