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浴帘

我为什么总要去离家很远的地方拍电影，这问题要解释清楚并不容易。但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健康的想象力需要空间。[...] 对于伯格曼来说，一部电影的起点似乎是某张人脸，而且通常还都是女性的面孔。而对我来说，一部电影的起点就是一片自然景观，不管那是真实的、想象的抑或是幻觉中的。
抵达克里特岛之后，我又坐船去了埃及亚历山大，打算要去从前的比属刚果旅游。但结果没能去成，后来想想，始终觉得真是万幸。因为我事后了解到，当时去了刚果东部省份的那些人，几乎全部丢了性命。当时刚果才刚独立不久，立即陷入了最混乱的无政府状态，爆发出最黑暗的暴力事件。文明的各种痕迹一一消失，秩序和安全的所有形式全部丧失，重又回到了部落制度和吃人肉上。一直以来，有种说法很让我着迷：文明就像是一层薄冰，漂浮在黑暗与混乱的深海之上。在当时，我希望能通过观察非洲，更好地理解纳粹主义在德国的起源，我想知道那一切是怎么会发生的，为什么不过几年的时间，一个国家就能将所有的文明丢失殆尽。表面来看，那时的德国是个文明、安定的国度，在许多领域有着优良传统——哲学、数学、文学还有音乐。但到了第三帝国时，忽然之间，这国家所有具有致命危险性的东西，全都一下子暴露了出来。搞了半天，就在欧洲的核心地带，竟有着一个内心深处仍旧还未开化的野蛮国家。
对我来说，一年看上三部好电影，那就够了。我平均下来，可能一个月能看一部。通常那就是在电影节上，我一下子就把一年的指标都给看掉了。我不是个电影发烧友，对比绝大多数同行，电影学养这样的形容词，都不太能用在我身上。
关于拍电影，正是烂片教会了我最多的东西。我会寻找它的负面意义。看到这样的电影，问问自己：“如果让我来拍，我也会这样处理吗？”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受教育过程，可以由此了解到，当你处理自己的作品和想法时，该往什么方向走。
对于那些打算进电影圈的人，我能给出的最宝贵的建议就是，不要等待体制来投资你的项目，也不要等待别人来决定你的命运。如果你现在还没法承担一百万成本的电影，那就先筹一万元，自己来制片。现如今拍部剧情长片，一万美元已经足够了。千万要注意，别去电影制作公司干那些毫无意义的底层的文书工作。有这点时间，只要你身体健全，大可以去现实世界中闯一闯。撸起袖子，去情色夜总会门口当个保安，或是去精神病院做管理员，或去屠宰场操作切肉机。开上半年出租车，拍电影的钱也就够了。徒步行走，学点外语，学点和电影无关的手艺活或是生意经。拍电影——和伟大的文学创作一样——必须以生活经验来做基础。读一下康拉德或海明威的书，你一定能看出那里面有太多太多的真实生活。你在我电影里看到的不少东西，也都不是凭空创造的，那很大程度上就是生活本身，我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想到什么画面，千万要抓住它，因为——不管那看上去多遥远——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可能把它用在你的电影里。我一直都会试着将自己的经历和幻想转化为电影。
《大力士》是我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为了拍它，我需要一笔钱，相对我当时的情况来说，那是个大数目；因为我想用三十五毫米来拍，而不是十六毫米。对我来说，只有用三十五毫米，那才能叫拍电影，不然就只能算是业余玩玩。而且这种格式最能说明问题——相比其他格式更具有这种能力——能看得出，我究竟拿不拿得出什么有实质性的东西来。开拍之前我对自己说，“如果失败了，那就是一败涂地，再无可能重整旗鼓。”当时我参加了一个电影人的小团体，不是核心，只能算是边缘人物。我们一共有八个人，他们大多要比我稍稍年长一些。我们各自计划了一些拍摄项目，最终有四个压根就没启动，第一步都没能跨过去。还有三部开拍了但因为收音的问题，最终都没拍完。只有我那部完成了。所以我当即便意识到了电影拍摄的关键所在。关于这个，秘鲁人说得好：“上帝就住在锲而不舍之中。”
你把一块不知名的合金交给化学家，他会用机器来压它，用烈火烤它，以求了解它的结构。他通过这些手段，来更好地了解那块金属的构成。人也是一样。常常都是在重压之下，才能洞察自己内心最深处的隐秘。人的定义是在战斗的过程中形成的。
我一直都对强者有亲切感，“强者”这个词，意义不仅限于身体上的能力，还包含智慧上的力量、心智上的独立，此外还有自信，或许还有某种纯真。在我看来，强者和健美运动员是有区别的。我不喜欢由健美运动中诞生的那种近似于美的典型，反倒是它彻底的对立面，才更吸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