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

意识到审讯手段和药物催眠可用于思想控制之后，中情局简直着了迷，对洗脑术的热情让事态滑向了危险境地。起初着眼于防御——为训练美军应对被俘而研究审讯手段的项目很快就演变成了先发制人。此后的39年里，在中情局的支持下，思维控制研究从未间断。1951年8月，“蓝鸟计划”更名为“朝鲜蓟（ARTICHOKE）”；1953年4月，项目有了它最臭名昭著的代号：“心灵控制计划（MKULTRA）”。
一位知情人透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进行吐实药的研发，全因盖世太保的刑讯逼供不能打垮盟军战俘。特别是波兰起义军，简直令他们无计可施。严刑拷打似乎不起作用。“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学学苏联人的办法？他们可是让莫斯科审判秀上的犯人都认罪了。”一位研究人员回忆道。苏联使用药物逼供已经众所周知，因此药物看起来是个不错的研究起点。
试验在第10区进行。有人曾将其称为“奥斯维辛的精华”。医生在犯人们身上测试传染病疫苗，修正药物和X光杀菌手段。他们还在犯人之间相互输血，并故意配错血型，看看有什么后果。
甚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内部，第10区都神秘阴森：传言说送进第10区做实验的妇女都“怀上了怪物”，它的百叶窗从不打开，隔壁第11区行刑队的枪声充当着安排试验的闹钟。
一名证人称，“用化学药物洗脑”的吐实药测试，在卫生研究所负责人布鲁诺·韦伯博士的监管下进行。韦伯曾与该机构首席药剂师维克托·卡佩修斯，党卫军武装师中央卫生研究所首席医师姆鲁格夫斯基教授和党卫军中尉沃纳·罗德等党卫军医生进行合作。其中姆鲁格夫斯基负责集中营试验的后勤补给，乌克兰传出的密电很可能就是发给他的。
中情局最早对这些东西表现出兴趣还是在1952年10月“朝鲜蓟”的一次会议上。莫斯·艾伦会上从一名学者那儿得知，印第安土著将一种墨西哥植物当做“真话血清”来使用。艾伦认为，这种神秘的植物“显然应充分研究”。
一个月后，他得出结论：“这些植物药性极强，有极大价值。”一名特工立即前往墨西哥收集种子和其他天然致幻植物。这名熟知当地情况、西班牙语流利的特工，掩盖了真正的动机，隐瞒了真实的身份，踏上了墨西哥的土地。如果有人打听这趟旅行，他就解释说正在为医疗目的研究具有麻醉功能的天然植物。
仅在1953年初的两个月里，这名特工就收集了10公斤植物种子，急急忙忙地运回了美国。与此同时，中情局也在比对其他可能含有致幻物质的植物。中情局吹嘘说，截至1956年，已向波多黎各、多巴哥、牙买加、海地和古巴等12个国家派出了植物学家，挖掘“植物资源中蕴藏的宝藏”。他们找到的可用动植物资源包括刺桐花，危地马拉大黄，牵牛花种子，匹斯普拉树皮，新墨西哥“催眠草”，从毒蟾蜍背部提取的蟾蜍色胺，从秘鲁死藤水中萃取的骆驼蓬碱和从伊博格树中萃取的伊博格碱。突然冒出来这么多原材料，以致中情局在1954年8月抱怨运来的东西让他们应接不暇，他们得喘口气，现有的材料科学家已经分析不过来了。
接下来的10年里，中情局编撰出了一部蔚为壮观的动植物毒药药典。1962年，中情局找寻异国药物的热忱以可笑而古怪的方式达到了顶点。中情局当时认为，很有必要研究一款从坦噶尼喀湖鳄鱼胆里得到的毒药。中情局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如何才能获取这种物质：“我们想到了取得坦噶尼喀湖鳄鱼胆的两种办法。第一种是让我们的人去坦噶尼喀湖抓一只鳄鱼，就地把它的胆囊取出来……第二个办法是去坦噶尼喀湖活捉一条鳄鱼，运回美国。”
与此同时，中情局在LSD试验上遇到了困难。截至1952年，中情局已经在多家医院和大学进行了致幻药的测试，获得的论文也不胜枚举。这很有意思，但并无实效，对病人或者志愿者使用LSD并不能教会中情局如何在实战中使用这一药物。戈特利布要的是在实际生活里，在不知情的人身上进行真正的测试。
中情局不想把LSD的事告诉任何人，这本应是一项秘密行动。如果苏联人听说了怎么办？在国外进行试验的风险越来越高。中情局1963年的一份备忘录警告说，不加选择地在外国人身上进行药物试验已经“使得太多人知道了我们在这项如此敏感的行动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戈特利布决定，只能在美国境内对本国公民进行试验。
戈特利布需要一批不能、至少是不可能泄密的受试者——如果不能达到这两点，至少要让所有人都不相信他们。在他眼里，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犯罪分子。毕竟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到警察面前抱怨自己被非法地下了药。
想对黑社会人士进行试验，有一个人举足轻重。从一份中情局的备忘录中“轻而易举就能找到纽约的各种罪犯”。备忘录提到一个老朋友的名字：“乔治·怀特”。1952年6月，戈特利布向这位前战略情报局官员寻求帮助。
中情局很多人认为招募怀特是一个错误，让这么一个没教养的“原始人”入伙在特工中间引起了抵触情绪。怀特本人对于中情局中的敌意也心知肚明。在他看来，他受到了中情局那群“梳着小平头，抽着烟斗的废物”的打压。
中情局的“废物们”警惕怀特是明智的。他不仅办起事来漫不经心，而且泄密能力惊人。戈特利布联系他的当天，怀特就违反了安全规定。他在日记里写道：“戈特利布请我做中情局的顾问。我答应了。”
归入“心灵控制计划”3号、14号、16号、42号和149号子项目，怀特的任务是“对不知情的受试者实施改变其心理”的试验。换句话说，就是使用不同的药物重复他在1943年对纽约黑帮人物奥古斯特·德·格拉西奥做过的试验。
他化名摩根·霍尔，在美国各地弄了几处安全的房子，引诱不知情的赌徒们前来，混合中情局的各种药物让他们服下，观察他们的反应。一名参与行动的中情局特工说，试验对象都是些“蝼蚁伧夫”，“就算发现被人下了药，妓女、瘾君子和底层的边缘人也完全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报复。”
第一套居所是1953年6月租下的，位于纽约格林尼治村贝德福德街81号，包括两间相邻的公寓。一间用来安置受试者，另一间是为进行监测的特工准备的。怀特让工人在卧室凿出了一扇“窗户”，安上单向玻璃镜，以便特工们观察隔壁的动静。他花了数千美元，故意把房子装饰得花哨俗气，还安装了当时最先进的监视镜头来记录发生的一切。房子一完工，他就带来了行为不端的老熟人们，往他们的饮料里投了药。
回到美国后，利里从山德士公司订购了100片裸头草碱。到货当天，他广邀朋友，办了一场大聚会，把药瓶都打碎了。第二天，100粒药片都不翼而飞，他只好再次订购。这次到货后，他建立了哈佛裸头草碱研究项目。利里给马萨诸塞州的34名囚犯服用了药物，试图改造他们。“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把罪犯变成菩萨。”他对研究生说道。
利里把药片分发给朋友和同事们，再由他们发给别人。他把药给了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和罗伯特·洛威尔，还有诗人艾伦·金斯堡和大卫·奥罗夫斯基（金斯堡服药半小时后，突然全身赤裸闯进房间：“我是救世主！我降临到此将爱传递给世界！”他还要给肯尼迪总统和苏联首脑赫鲁晓夫打电话，“一劳永逸地解决核弹问题”）。金斯堡又把药推荐给了钢琴家瑟隆尼斯·蒙克和小号演奏家迪兹·吉莱斯皮。据说，吉莱斯皮一下就爱上了这个感觉，拿走了很多药片要让他的乐队成员都试试。
利里和沃森散播裸头草碱助长了人们对神秘体验的好奇，这种兴趣是早前由奥尔德斯·赫胥黎点燃的。1953年春天，他从英国医生汉弗莱·奥斯蒙德那儿得到了一点致幻剂酶斯卡灵。奥斯蒙德带着他在满城转悠，但令他印象最深的竟是坐下时自己裤子上的褶皱。赫胥黎盯着褶皱重复道：“这才是人们应该看到的，这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
1954年，赫胥黎发表了记录他服药经历的《感官之门》——他借用了威廉·布莱克的诗句作为标题，很快就成为新兴反主流文化思潮的里程碑。
读过《生活》杂志刊登的《致幻蘑菇》，赫胥黎和奥斯蒙德去拜访了沃森。很快，赫胥黎就和蒂莫西·利里成了“密友”，两人还曾一起服食迷幻药。
沃森发现神奇蘑菇的消息在英国也传开了。1961年，罗伯特·格雷夫斯在牛津大学人文学院讲述了服食蘑菇的经历。他说，吃了蘑菇，他仿佛穿越了海洋最深处的蓝绿色洞穴，从一条光芒万丈的宝石之路走进了天堂。他感染听众的热情在记录这次讲座的图书《宇宙天堂》中也可见一斑：“在山巅的伊甸园，智者歌声的旋律依稀可见，它们慢慢地流淌，化作树叶、花朵和金色的锁链……全然的平静和深沉的智慧环绕着我。”格雷夫斯传记的作者米兰达·西摩说，对在场很多年轻学生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权威人物描述‘嗑药体验’”。
英国军方当然不会对这些药物一无所知：波顿村1959年12月的档案显示，他们对中情局关注的植物提取药物进行了研究，也检测了沃森4年前发现的蘑菇所含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就是裸头草碱。
克西向西海岸进发，利里在东海岸驻守，神奇药物的传播日渐失去控制。现在，利里要寻求“LSD教父”地位了，他喊出了最有名的口号：“审视内心，关注社会，退出世俗。”此后10年里，这句话在这个国家久久回荡，为他赢得了流传最广的绰号（拜理查德·尼克松所赐）：“美国最危险的人。”
LSD和裸头草碱就这样意外地跃入了民众的眼帘，让中情局措手不及。特工们从不曾想到，会有人为了刺激好玩吃洗脑药物。1963年，中情局意识到事情失控了：“情报显示，有一些非中情局的团体，在一种宗教试验中使用这些药物。这一情况在西海岸尤为突出……基于试验或私人理由使用这些药物的行为，一经发现立即上报……”
中情局备忘录警告说，利里的LSD研究小组已在墨西哥城、剑桥、马萨诸塞、洛杉矶和纽约建立了“据点”。他们使用的药物——包括酶斯卡灵、裸头草碱、LSD和“一些影响精神状态的蘑菇”——都“极其危险”，而这些正是中情局10年来欲盖弥彰、笨拙试验的药物。
中情局或许并没有想到，自己不经意间发起的行动会导致如此后果。随着致幻药的发现而产生的辛酸与痛苦，没有人比墨西哥城东南郊外的村民更能体会。
“沃森没来的时候，”我能感到‘圣子’让我得到升华。外国人来了，我再没有这种感觉了……‘圣子’不再纯粹，它们失去了力量。外国佬毁了它们。它们再也不能复原了。这是无法弥补的。”萨比娜说。
萨比娜晚年时曾向法国杂志讲述，1955年6月那天，卡耶塔诺·加西亚来找她，问她愿不愿意见见戈登·沃森和艾伦·理查森的时候，“我不应该答应的”。
沃森也没有逃脱悲剧的命运。“这些话让我畏缩。”他在1976年写道，“我，戈登·沃森，对中美洲延续了上千年的宗教仪式的终结负有责任……我害怕她说的是事实……一个流传了几个世纪的秘密仪式如今暴露在众人面前，而曝光结束了它的生命。”
瓦乌特拉的智慧女，玛利亚·萨比娜，于1985年去世，终年91岁。在瓦哈拉的车站，还可以买到关于她的海报和明信片，也可以买到让她成名的蘑菇。
然而，春极草的仪式从此无人得见。

区别在于，他把感官剥夺视做解答大脑机能问题的一种方法，其他人则对这一手段的实际应用更感兴趣，最积极的就是美国军方和中情局。


对中情局而言，感官剥夺从一定程度上解答了苏联人如何进行审讯的疑问。接受中情局赞助的科学家欣克尔在由中情局前方组织人类生态学研究会资助的论文中指出，苏联在审讯中引入了他所说的“大脑综合症”。其做法是剥夺人类思维在均衡状态下工作必需的物质，过度流汗、禁水、快速呼气、长时间站立和减少氧气的吸入都会对脑部健康运转产生影响，导致异常现象。“大脑机能很容易因体内平衡的紊乱而受到损伤。”他写道。
在这种情况下，一名受试者经历了疼痛、疲劳、口渴、饥饿和嗜睡。随着过程的推进，他会丧失了执行复杂任务的能力，烦躁、沮丧、神经紧张。最终，他对自己以前知道的东西也不再确定，甚至对自己的身份也产生了怀疑。制造这种状态的方法之一是剥夺大脑对信息的获取：没有信息，大脑就不能“正常”运转……大脑有其独特的缺陷，除非它接受到一定量指导行动的信息，否则无法“正常”工作，也不能一直执行单一模式的行动。“毋庸置疑，”欣克尔给出了结论，“隔离、疲劳、剥夺睡眠会引发大脑功能紊乱……或许可以说，上述任意一种情况只要持续时间足够长，它们就能瓦解任何人的大脑功能。”





“我们或许能得出结论，感官剥夺的效果与洗脑类似。这就是说，禁闭状态会让人更容易接受宣传，从而让其观念发生重大改变……虽然美国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类手段，大概永远也不会用，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有效的洗脑方法。”弗农写道。
赫布和弗农的研究在全美各地引起了兴趣。很快，美国许多大学都展开了感官隔离试验，军方和中情局资助了其中的大部分。他们思索着，“我们如何利用它们？”“我们怎么达到更强烈的效果？”







并非所有的英国人都同意这个判断。直到80年代，梅尔斯菲尔德都在进行包括感官异常和白色噪音在内的研究。曾参与抗审讯训练项目的约翰·休斯—威尔逊回忆：“他们教导我们，感官剥夺是控制审讯对象的捷径……基于情报人员和特种兵的工作性质，我们要对他们进行一些可控的实验——姑且这么叫它吧。你只能使用白色噪音——嗞嗞嗞——非常难受。我们还用过中国京剧。”
“我们尝试了各种方法，”休斯—威尔逊说，“你看过晕船药广告吗？就是一个圆盘，圆盘上的黑白条构成漩涡的样子。圆盘一转起来，你就会觉得头晕想吐。我们把圆盘挂在墙上，让犯人双手举过头，坐在地上盯着圆盘看。当然，白色噪音或者京剧也没有停。然后，犯人们就会头晕倒地。”
我们也不说旋律或者《第一修正案》。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潜意识讯息。”
尼克罗夫在信件中说，他在《没落阶级》的第六首单曲《自己动手吧》中发现了“低于极限”的声音信息。其声响“类似于人们在讲话，在中心频率为50赫兹时最为明显，范围正负2赫兹”。声音在歌曲的1分30秒、1分35秒、1分40秒、2分29秒、2分34秒、2分39和2分44秒时出现。将其剥离出来，就很容易辨认了。在上述时间点出现的是同一个讯息。它看似是一个命令：“去做吧（Doit.）。”






显然，维克利设计了一条绕过意识和理性思维的路径，人为制造出对爆米花和可乐的消费欲望，并将其直接植入了观众的潜意识。他将之称为“阈下知觉”，它在大脑雷达监视下依然能溜进人们的潜意识。“阈下知觉，”他说，“就如同调频，是人类感觉的新‘波段’”——当时调频广播十分流行。
耳机是个好东西，不仅可以使病人们互不干扰，还能制造出声音是从病人自己的脑子里萌发而出的效果。为了避免病人自行摘除耳机，鲁宾斯坦把耳机埋藏在美式橄榄球头盔里，牢牢地绑在病人的头上。怪异的景观在艾伦研究院出现了：大楼各处都聚集着由于电击而失忆的病人，他们头戴头盔，耳边充斥着各类声音，无处可逃。
由于某些原因，病人对治疗心存顾虑。他们摘掉头盔之时，卡梅隆便悟出，让他们乖乖听从于“操纵信息”的唯一方法是使其丧失行动力，最佳方式就是施用药物。
其后的15年间，他使用各种化学品来达到这个目的，包括吐实药、阿米妥钠、LSD、酶斯卡灵、五氯酚、氯普马嗪、裸盖菇碱[1]等等——只要他能想到。瓦尔·奥利科夫是个后天抑郁症患者，她在为期两个月的疗程中，分14次喝下了混有安非他命和LSD的鸡尾酒。她从不知道这些药物作用几何，摄入药物后也无人看护，感觉骨头都要溶解了。她后来对调查员约翰·马克斯说：“太可怕了，感觉要被点燃发射出去一样。”卡梅隆还用了非洲的箭毒木来配合“精神操纵”，适量的毒液能麻醉人体，让病人在清醒状态下暂时瘫痪，这样病人就摆脱不掉那些录音带了。
婕妮·华尔德就是在房间里接受“精神操纵”的。“他们把那个机器放在床头，我问他们这是什么，护士说你得听这个，我说不，我才不听，我又不是在俄国，我什么也不听！”
她最终还是听了。50年过去，她仍旧忘不了那段消极信息：“婕妮，你是在逃避责任！为什么？你不想照顾丈夫！不想照顾孩子！为什么呢？”数周过去， 她又被迫听一段完全相反的积极信息，只是还加上了句“如果桌上有纸，就捡起来”。
为逼她就范，医生动用了药物，并且至少用过一次箭毒木。数次用药只有编号，没有药名，比如RO-41038，G-2235，冬眠灵和阿米妥钠，还有最常用的一氧化二氮[2]，药物隔着绑在脸上的面具喂入口中。
“我不愿意听，可这太难了，”婕妮回忆道，“耳朵里的声音太吵了，我不知道服药后还能不能睡着，但除了听着这些循环往复的东西你什么都想不了。我不想听，可谁又有坚不可摧的意志呢？”
婕妮的治疗还配合了LSD。她确信自己马上就要疯了，在屋里爬来爬去，躲在墙角。护士来检查，她挤在角落，像受了惊的孩子一样瑟瑟发抖。一次，护士给她留了一个三明治，这成了她偏执发作的源头：她不想吃，又不能忍受看到它，她甚至抬起床垫想把它藏起来。这一切活动都伴随着那个声音：“你很乐意照顾孩子和丈夫！如果地上有纸，你会捡起来！” “我认定他们是想把我逼疯，我忍不住要在地上找废纸，但不知道为什么！”婕妮说。 
独处一室时，婕妮想溜出去，但房门往往被锁。有一次她逃了出去，到一楼的咖啡厅点了杯咖啡，结果被卡梅隆撞个正着。“婕妮！”他叫着她的名字，“回去！回去听耳机！”当她全力反抗时，卡梅隆像慈父一样环抱着她的肩膀，叹息道：“婕妮，难道你不想早日康复吗？”
对拒不合作的病人，卡梅隆的整治方法就是用药物让他们进入深度睡眠，然后再播放操纵信息。睡眠有两个用途：第一，有效地让病人丧失行动力；第二，加强电击的效果，让病人更加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以便进行重新“编码”。卡梅隆写道，病人之后就清空了脑子，虚席以待新鲜的健康思维入驻。这一过程被他称为“动态移植”。为脑残的病人灌入新的思维，简直就是超强版的“梦中教学法”。
我采访的医生几乎无不认为他在治疗方法上走得太远，甚至毁掉了病人。这种印象难以消除。60年代初与萨金特共事的一位护士说起他在5病区的工作时模棱两可，心情矛盾。两个小时后，她给我打回电话：“我刚刚和我丈夫聊了几句，他提醒了我。对于萨金特和他的疗法，我无话可说。”这就是你问起萨金特时会遇到的反应。这就是入选“精神病学百年人物”，却在开篇就获得“他是20世纪最受人爱戴也最令人痛恨的精神病专家”评语的人物。
然而，指摘萨金特出格作风的医生几乎又全都认可他在精神病学领域的重要地位。他为治愈精神疾病而进行的大胆追求改变了人们的生命，也改变了精神病学本身。“那个年代，精神病院里痛苦的病人得不到治疗，是萨金特提出这些饱受折磨的病人也需要在医院中接受恰当的治疗和悉心的照顾，”亨利·奥克雷医生说，“是他把生理治疗划进了精神病学的版图，没有他，我们或许现在还在把精神分裂症病人推给精神疗法。”
今天，你把威廉·萨金特奉为“有着雄狮般勇气的强势人物”（大卫·欧文语），还是将其视为“独断专行的祸害”（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医生之语），已完全取决于你对精神疗法、精神病学和现代医学所持的理念了。
最近互联网上关于萨金特的评论激增，将他称为“军情五处卑鄙无赖的右翼精神病医生”，这既不规范也不公平。萨金特不是“心灵控制计划”的执行者，他没有给病人洗脑。大卫·欧文等不及要澄清了：“他不是恶魔医生。真的不是。”虽然深度麻醉被视做危险的疗法，但它并非一无是处。德斯蒙·凯利也开口了：“的确有人因此丧生，但它也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这场争论无疑还将持续。
一楼的图书馆里，造型奇异的红木书架还保持着玛格丽特·艾伦女士1940年将房子捐赠给维多利亚皇家医院时的原状。屋外就是咖啡吧——1962年那天，婕妮·华尔德不堪忍受“精神操纵术”逃去的那个咖啡吧。卡梅隆当然拦下了她，他总是如此。“婕妮，你难道不想快点好起来吗？” 
45年了，盘桓在艾伦研究所的鬼魂，又何止玛格丽特女士一个。
我们在莱纳德·鲁宾斯坦为卡梅隆制造仪器的马厩前结束了旅程。这里曾摆满用于精神操控的循环播放器、打爆眼球的气枪、测谎仪和感官剥夺箱。今天，这里已成为研究所的人力资源中心。衣着得体、彬彬有礼的员工们坐在转椅上，注视着电脑屏幕，轻点鼠标。
记事板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伟大的头脑钻研理念，平庸的头脑关注事件，狭隘的头脑议论他人。”
这是艾伦研究所的信条。就是在这里，尤恩·卡梅隆忘却了人与事，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理念的世界，仿佛以此证明着自己的非凡与伟大。
牧师告诉达芙妮，统一教“滥用了年轻人的灵性”。
格林对那儿的人印象更差。“大概有15个人，行为诡异。我说他们诡异是因为他们看起来多疑而心存戒备，不让我和凯瑟琳单独见面。他们的诡异还在于，当我出于好奇地问他们在学什么、读什么书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他妈的！就是一群怪人！”他说。
他截住了凯瑟琳，问她和这些人在一块儿，是不是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福特说，凯瑟琳流着泪承认了这一点。
3个男孩就发现，这儿的每个人都友善得不可思议，一直拉着手不愿放开。不管他们去哪儿，都有精神指导跟随，以防他们不开心或需要任何东西。人人都互敬互爱，忙得不可开交！3个男孩所在的小组时不时会相遇，他们只能匆匆地交换一个眼神，就又向着不同的方向走去。他们没有时间凑在一起，谈谈发生的一切。福特和凯瑟琳相遇时也是一样，除了“嗨”，他们甚至来不及说一句整话。
男孩们也听了盲人摸象的故事，福特觉得有点儿道理。后来，小组成员围成圈坐下，每个人讲了自己的故事：从哪儿来，怎么来到这儿，有什么目标。轮到福特了，他决定开诚布公。“我到这儿来，”他说，“是要救出我妹妹。”小组的主导者一刻没有耽搁，马上就喊起来，“我们爱你，福特！我们爱你！我们爱你，福特！”全组人都跟着喊起来。过去18个月一直受到抑郁症折磨的福特，惊奇地睁大了双眼。他们有没有可能真的爱他？拉手、唱歌、无条件的爱。他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但感觉好极了。
接下来的哲学课也引人入胜。福特和朋友们在课上听到，每个人都有瑕疵，只能通过不断的努力才能变得纯净。上帝与人类有一个契约，上帝完成95％，剩下的5％由人类完成，而仅仅5％就需要人类付出100％的力量。爱不止是一个目标，更意味着承担真正的责任。科学和宗教一直以来争论不休，是时候统一它们了。福特如今也承认“这意义非凡”。
一整天忙忙碌碌地结识陌生人、参加课程、玩闪避球之后，新成员们终于钻进了睡袋。次日早晨8点，一个年轻人拿着吉他闯进来，放声高歌。宿舍里的人都从床上跳起来，大声喊道：“早上好，天父！早上好，兄弟姐妹们！”福特觉得这实在是“有点儿过了”——进来的人根本就不会弹吉他。
第二天快结束的时候，福特已经快被说服了。奥利弗和吉姆可没有：他们一整天都在朝他打手势，试图让他注意到他们想离开这儿。可怕的事还是发生了，星期天晚上，福特说他要留下来。别的不提，单是随处都能听到音乐就让他觉得很妙。奥利弗和吉姆骂他是个混蛋，离开了静修地。
就这样，要从统一教救出妹妹的21岁青年福特·格林，成了一名莫尼。
凯瑟琳像婴儿般蜷缩着身子，努力回忆关于思想解毒的信息。根据所学的课程，思想解毒就是一群人联合起来动摇一个人的信仰。睡眠剥夺，食物剥夺，也许还有性骚扰。她在课上学到，唯一的斗争方法就是拒绝和任何人交战。姓名，年级和学号，他们能从她身上得到的就这么多。
统一教承认在70年代犯了错误，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思想解毒真的就无可指责吗？信徒们在思想解毒过程中遭遇的灌输手段和他们在宗教团体里遇到的往往别无二致。另外，行动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被绑架回来并违背自己意愿遭到控制。宗教狂热团体或许越过了可接受的正常行为界限，但思想解毒者打破的则是法律。现在的思想解毒者自称“退出顾问”，刻意与含有犯罪意味的名词“思想解毒”保持着距离。他们说，思想解毒使用这些手段的严重程度从来不及宗教团体。此外，思想解毒者从事的是拯救灵魂的事业：结果为手段赋予了合理性。滑稽的是，这正是统一教为天国骗局辩护时所用的理由[5]。
思想解毒者做坏事的证据也不时出现。1976年，名为人民代用宗教工坊的神秘组织在英国发布了一本名为《思想解毒：信仰的建设性毁灭》的小册子。如果将其视为思想解毒者的行动手册，它顷刻间就为任何熟悉美国审讯者在阿布扎比和关塔那摩所作所为的人敲响了警钟。建议的方法有“食物中断”、“去除睡眠”、“肢体纠正”、“通过裸露身体刺激起耻辱感”、“语言压力”（“最大的音量”、“最小的距离”）以及“破坏圣物”，“破坏圣物”包括“促使对象自愿地对宗教领袖的照片、教义和其他生物便溺”。
英国精神病学家威廉·萨金特相信俄国的行为是对宗教转化的高度复制。他接受《卫报》采访时称，这本小册子“是对一种毁灭性手段的精准描述，这一手段首先被俄罗斯人精心利用，极其有可能产生了效果。我的理论研究最终被发展到这样的程度让我不寒而栗”。
有意思的是，这本厉害的小册子是一个新兴宗教团体为了诋毁思想解毒者伪造的，这让我们瞥见了宗教狂热组织和反邪教人士之间争夺民意的战争的一个侧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和90年代，他们互相控告对方洗脑和胁迫。有时，宗教团体取胜，有时反邪教团体是赢家。双方的互相攻击从未停止过。
法庭上的争论开始具有学术性。宗教狂人是洗脑者吗？思想解毒者是吗？到底什么是洗脑？真的存在洗脑吗？双方都征召学者支持自己的论据。反邪教团体组织聘请了由加利福尼亚大学玛格丽特·辛格领导的一批心理学家，辛格曾为从朝鲜战场回国的美军战俘作过评估，后来还曾为佩蒂·赫斯特被共生解放军[6]绑架一案出庭作证。宗教团体则赞助大量学者，为社会学者举办论坛，讨论宗教皈依的性质、新兴宗教组织和信仰。
社会学者们抨击反邪教学者是在向任何不符合其狭隘、保守世界观的团体发动非理性的战争。在不遗余力地诋毁宗教狂热的同时，反邪教人士变成了如同其敌人一样的福音主义者，成了狂热分子。心理学家们则回应说，任何像社会学者们一样接受这些团体好处的人都会替他们说好话。争论一度激烈到一派学者由于不认可对方的理论而闹上法庭，要求取消对方未来担任专家证人的资格。
与此同时，琼斯镇自杀（人民圣殿教的912名成员于1978年在圭亚那集体自杀）、瓦科骚乱（80人死于这场1993年的骚乱）和天堂之门教（1997年39人集体自杀）的暴行鼓舞了反邪教运动。这些事件无疑是宗教狂热导致自杀的证据。美国重要反邪教人士里克·罗斯说，“怎么解释琼斯镇的大规模自杀、父母杀害亲生孩子的举动呢？有280个孩子遇难。你怎么解释？你或许会说，他们是虔诚的信徒。但是我认为这个解释没有什么意义。我认为他们放弃了自己作出判断的能力，他们完全停止了思考，让吉姆·琼斯[7]替他们思考。”
关于邪教洗脑和思想解毒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双方都相信结果为手段赋予正当性，也都使用了胁迫手段。统一教向新成员施加压力并不是因为它邪恶，而是因为年轻的招募者们真心相信他们是在把新成员们从地狱中拯救出来。试图夺回孩子的家长们也不是邪恶的异教徒，而是因为他们爱孩子。福特·格林说：“我向上帝发誓，这是一场向邪恶开火的精神之战。”他为思想解毒辩护，而我则怀疑，凯瑟琳为加入统一教辩护时也会说出同样的话来。站在争论的哪一边完全取决于你认可谁的信仰。
上世纪50—60年代，中情局的专家无可救药地乐观相信，大脑是轻易就能胡乱摆弄的器官，只要对其施用化学或物理方法就能达到目的。然而，实际情况比他们想的复杂得多。戈特利布和他的团队发现使人情绪失控、失忆或吓得魂飞魄散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却没有一种能保障效果的灵丹妙药。“吐实药”勾起的幻想和套出的真话一样多；LSD每次引发的结果都不同；催眠不可靠；潜意识信息以“无效”画上句号；用电击休克法制造健忘症就好比用木槌关闭笔记本电脑。正如情报历史学家托马斯·鲍尔斯所言：“强力药物的确能够擦除记忆，但那是干净彻底地擦除。如果待在柏林那年的记忆消失，关于妻儿的记忆也随之飘散。”
相信中情局的广泛涉猎几乎没有带来有效成果，还有更实际的理由。“这个领域压根儿就没有神奇方法。因为——你不得不接受这一点——如果科学界果真发现了如其所说的妙方，这个秘密最多也就保持一两年。那种东西，没有人会守口如瓶的。”马克斯说。
马克斯作出这一推论的结果，就是他从此在阴谋论者眼中成为了中情局的走狗。对他们来说，中情局肯定找到了制造满洲候选人的完美方法，只是不想让人知道而已。《寻找满洲候选人》不过是用来掩饰真相的幌子。一个受访人自信地对我说：“你肯定知道马克斯一直在为中情局工作的，对吧？”
就像上世纪60年代的中情局一样，恶魔仪式虐待/洗脑理论的拥护者们也创造了他们的山寨版“魔鬼计划”，每层表象之下都掩藏着更深的秘密。最近，甚至连满洲候选人运动教父、最先“证明”了中情局成功制造出满洲候选人的柯林·罗斯都受冷落了。一家“‘心灵控制计划’与精神电子试验者友好专业人士”的注册机构还特别建议，不要再找罗斯医生咨询了。他显然曾告诉一位病人，“心理电子和心灵控制”这些东西“都是幻想”。
人们不禁好奇，我们是不是还没有最终走进真正的洗脑世界：真正的心理不适的领域。很多心理问题会制造出妄想狂，在精神分裂症病人当中，坚信有人满怀恶意地干扰他们的思想是很常见的想法。在心灵控制论坛（Mindcontrolforums.com）上的幸存者小组中，“受害者”的帖子比比皆是，他们讨论着耳鸣、头痛、失眠或其他的异样，制造着读之心碎的感觉。
受害者“大卫”说，他的症状是由“在大量脑神经中植入电脑控制的精密系统”引起的。他不是一个人，很多网友都提到大脑中或牙齿上的移植物。“约翰”接收到美军的讯息：“我感觉脑袋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冲到卡车面前或者自杀。”“JD”也听到了。他答应家人接受治疗，为了说话算数，他假装接受了心理医生的判断。他在论坛上说：“现在他们说我有精神分裂，但是我知道我没有，我全身都是移植物，脑袋里也是……但就是没人相信我。”
“洗脑”脱胎于冷战虚构文学的现实并不意味着它了无一物。罗伯特·杰·利夫顿、埃德加·沙因和玛格丽特·辛格等人的努力已经证明，干扰大脑的手段确实存在，也的确可以强迫他人改变信仰。许多手段在朝鲜发挥过作用，某种程度上也为今天的宗教团体所利用。比如，使人们远离他们的社会环境能减少遭到严厉指责的几率；剥夺人们的睡眠和食物就能摧毁他们的抵抗；让人们感到恐惧、屈从，忙个不停，向他们强行灌输“封闭”或独立的语言或传授战胜怀疑的方法，利用负罪感也能让他们俯首听命。
然而说到底，就算把这些手段全用上，依然无法稳操胜券。无可否认，我们最好对此保持警觉，这个建议在我们面对广告、电视、政治宣传以及你阅读的所有内容时同样适用，这本书也算在内。神奇而科学的“洗脑”是不存在的。
“这是对人格的进击，”休斯—威尔逊说，“作为审讯员，从始至终，你都在努力剥去社会人格的外衣，直抵其人格内核。从头到尾，你都在寻找弱点。他劳累，饥饿，迟钝，没有时间感；而你犀利敏锐，占尽优势。你能发动全面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