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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9-15 侵入者的角色对于男性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2019-09-15 古希腊时代，与未成年男子发生关系则可以部分避免这一问题，因为男子必须要到成年才具有公民身份 。当时的人们认为只要是公民，无论男女，都应当有合法的婚姻以及婚内性行为，这也是他们对于社会的基本职责 。女性的名字在她的一生之中都不得在公共场合被提起；相比之下，古罗马帝国女性的公民地位则要高一些 
2019-09-15 为了对抗这种享乐主义的倾向，一种崇尚自我掌控的时代精神应运而生；这种精神被视为一种能给人带来道德快感的选择，一种可以让人生更美好的审美体验。过有道德的生活，意味着“在所有事情上”都实行自我节制和自我平衡 。自我掌控这一概念也有其政治寓意。人们认为厄洛斯9所代表的爱欲力量有可能会威胁到社会政治秩序。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当时的人们习惯于指责暴君的性生活放纵和不受节制，还认为控制好个人的欲望是民主制度存续的关键。  到公元5世纪，自我掌控的文化已经在社会精英中得以确立。这一文化注重性行为的节制，又受到早期基督教的影响，崇尚各种形式的禁欲。虽然基督教道德在某些方面与古典道德一脉相承，但其兴起却将彻底改变性所蕴含的社会与政治意义。 
2019-09-15独身和贞洁被视为行为规范，而性和欲望则要受到监管。 奥古斯丁（354年—430年）是西方基督教的奠基人之一，对这一情形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的一些不成形的学说，被发展为后来的一个重要教条——“原罪”。“原罪”的观点将《创世记》中所叙述的上帝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的原因视为性 
基督教对婚姻的态度是矛盾暧昧的。 早期的基督徒本质上将家庭看成影响宗教虔诚的障碍。对于婚姻，他们则更多持怀疑态度，因为肉体的诱惑是由魔鬼操纵的，会使人们处于险境 。但是，教会的神父们认识到，大部分的信徒们不太可能接受基督教的独身生活理念。因此，以使徒保罗为代表的神学家将婚姻看作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一种合理妥协，并称赞婚姻为社会的基石。他们宣称只要夫妇结合的主要目的是繁衍后代，并且遵循一夫一妻制，对彼此忠实，就应该对彼此尽“婚姻的义务”，即性交。比起古代世界的观点，这一观点更强调婚姻在繁衍后代方面的义务——在古代世界中，收养的孩童或成人也可以成为继承人，和婚姻繁衍的后代一样为社会所认可。因此，在基督教世界，婚姻中有性行为存在至关重要。格兰西的教会法教材（1140年）中曾记载，无性婚姻可以作为离婚的合法依据 。基督教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在欧洲确立了统治地位。在其宗教和政治权力确立期间及确立之后，有很多不同的教派生存于教会的边缘 。基督教价值观的传播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一定会以教会认可的方式生活。但在基督教中却产生了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性标准模式，该模式极力将贞洁与独身主义宣扬为精神理想的最高境界和将人从俗世事物中解放出来的方式。这与很多其他宗教截然不同。举例来说，犹太教就不赞成禁欲，认为其显然违背了上帝“多生多产”的教条。基督教将禁欲、摒弃俗世、仅为繁衍后代而性交和忠实于婚姻等概念理想化，这些都赋予了性以新的文化含义：它是撒旦作恶的主要领域，因此要对其怀有畏惧和躲避之心。大部分古典医学知识都认为缺少性爱对身体健康有害，与此相反，基督教对于贞洁和禁欲的美化，却推崇了一种性秩序，即无性状态是最高的精神理想。 这看起来虽与时代精神冲突，但这股向公众坦白自己性事真相的潮流，本就是由基督教的忏悔模式引发的，从这一点来看，冲突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在近现代社会，这样的忏悔模式波及了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如家庭、恋爱、医学、心理治疗、刑事司法、教育和传媒等。在这些领域，我们都被鼓励表达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欲望。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从此变成了一个处在忏悔中的奇特社会”。 
堕胎术尽管遭到教会的反对，但在欧洲一直被广为认可，只要在妇女感觉到胎儿的生命存在，即“首次胎动”之前完成即可，一般是在怀孕的第四个月。堕胎的各种方法公开出现于19世纪的媒体上，堕胎业十分发达，直到19世纪晚些时候，大部分欧洲国家才开始采取管制措施，并宣布堕胎为犯罪。 
2019-09-15 在工业化（现代的、机械化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城市中心人口比例的增加）和世俗化（近现代社会中宗教信仰的重要性的减弱）过程的联合作用下，产生了大量的城市人群。和以往任何现代化之前的传统社会相比，他们作为单独的个体所受到的社会和宗教控制都要更少 
2019-09-15 对于性的现代化解读，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性的科学（“性学”）的诞生。性成为了科学研究，特别是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达尔文主义对新生的社会科学学科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达尔文认为“性选择”14是进化的关键，这一观点成为现代性科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基于性选择这一概念，科学家们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一开始便从遗传、退化、种群等问题入手。性研究的另一个主要驱动力是人们对于公众健康问题的日益关注，其焦点是卖淫活动、个人卫生和性病。性研究发展的同时，国家对于性行为的干预也日益增多，两者密不可分。这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焦点，以及当时主要依据阶级和性别而形成的社会等级关系。
 2019-09-15 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性存在的各种生物模型主宰着性科学。这些模型将性行为概念化为自然的、生物的欲望的结果，这些欲望是形成各种社会经验的基础。人们将繁殖后代的本能假定为生物的自然本质形态，并根据是否符合这一标准来定义性常态和性变态。当时的人们将性看作一种本能的、具有巨大潜力的力量，认为其有引发社会秩序混乱的可能 
2019-09-15 人们认为，越是在文明的程度上处于低端，就距离“原始欲望”越近 
2019-09-15 将异性恋和对于异性的不正常（非繁衍性）的欲望相联系的趋势，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之后，人们才开始将不以繁衍为目的的对异性的渴求看作正常。
 2019-09-15 福柯曾有段著名的言论指出，直到很久以后的19世纪，人们才逐渐产生了这种观点：从事“鸡奸”的人是一个单独的群体，不正常的生物本能使他们有着特殊的身份和倾向，导致他们采取了“同性恋”这一行为 
2019-09-15 在德国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浪漫主义者重新发掘了古希腊传统，在这一背景下，这两个国家的许多城市也涌现出其他意在颂扬男性之间的爱情和友情的乌拉诺斯之恋团体，这些城市包括牛津和剑桥。 
2019-09-15 19世纪末，随着德国的统一，同性恋在全德范围内被宣告为非法，随后便出现了世界上首次性少数派权益运动 
2019-09-15 在性存在的生物模型下，同性恋者不再被视作罪人或罪犯，而是被视作不正常的人，需要进行治疗。 
2019-09-15 《美国精神病协会诊断和数据手册》一直将同性恋正式列为一种精神疾病，这一定义被用到1973年；而世界卫生组织则将这一定义一直用到1992年。后来同性恋维权团体和持不同意见的精神病专家均提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同性恋本身，而是在于对同性恋的仇视，英国、俄罗斯和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由此分别于1994年、1999年和2001年类似地废止了将同性恋者视为精神疾病患者。 
2019-09-15 虽然性学家们自己常常鼓吹要对那些偏离了异性恋“正常轨道”的人们予以宽容，但他们的观念却整顿和强化了正在兴起的、对于性存在的约束。正如社会学家杰弗里·威克斯所说： 这一问题的矛盾之处在于，早期的性学家，虽然总体上来说是清醒的性改革者，但他们同时也成为了强有力的推动者，要整顿并潜在地控制他们力求描述的那种性行为 
2019-09-15 20世纪60年代，性的问题进一步政治化。弗洛伊德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赫伯特·马尔库塞、埃里希·弗洛姆和威尔海姆·赖希等，提出性是一种自然的、积极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却受到了资产阶级掌控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压制，他们呼吁能够改变社会秩序的性“解放”。 
2019-09-15 性的生物模型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都处于主导地位，直到今天，它仍然对性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影响，在现今性存在的进化论模型和基因角度的性研究复苏的背景下，其影响更为明显 2019-09-15 对于正常的性存在的研究，导致了人们对什么是生物的自然属性有了一些疑问。 
2019-09-15 埃利斯提出，正常这一范畴反映的是社会的定义而不是自然的本能。而正常和非正常的性行为之间很可能有一片连续的中间地带，而不是简单地被一分为二。 2019-09-15 性的生物模型受到的另一挑战，恰恰来自其竭力描述的对象。在性科学所划定的“边缘”性现象内部，人们开始对性的意义进行实验和论辩 
2019-09-15 对性的生物模型的第三个主要挑战来自弗洛伊德。 
2019-09-15 对性的生物模型的最后一个或许也是最大的挑战，来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社会和人文学科领域中出现的反本质主义理论视角。这些新的理论模型认为性不是一个自然的或生物的概念，而是强调性经验的社会本质 
2019-09-15 要将性存在作为一项需结合其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经验来理解，而这一经验是由社会权力关系所决定的。这一性存在的社会模型出现之后，性身份就不再仅仅是自然本能的表达，而是社会和政治的产物。 
2019-09-15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方对性的文化理解是由三种模型决定的：道德/宗教模型、生物模型和社会模型。虽然这三种模型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之分，但我们仍然要强调的重要一点是，这三种模型仍然在当今的社会中并存。对性的道德、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理解，在社会、政治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对于性意义的阐释中，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2019-09-15 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于19世纪末兴起，虽然运动的第一要务是争取女性的公民权和政治平等，但性存在也构成了批评当时性别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人们以男女的生物属性为依据制定出双重的道德标准，认为男性天生好色淫乱，而女性则天生被动贞洁。女权主义者正是从这样的性别观点出发，提出女性的道德水准因此本质上要比男性的高。既然占领了道德高地，她们便发展出了一套针对男性性存在的批评，指出男性天生的贪婪性欲与性自由是女性性压迫的根源。19世纪，卖淫活动在整个欧美大肆蔓延，性病的发病率也随之增长，社会对此广为关注，当时的政治激进主义者也将矛头指向这一领域。一些女权主义者指出，男性之所以不愿意赋予女性选举权，“真正”的原因是为了维护男性对于女性的性剥削。 
2019-09-15 由于担心性病会让男性失去军事战斗力，许多国家从19世纪开始对卖淫活动加以管制，以遏制性病的传播势头。 
2019-09-15 19世纪的女权主义反卖淫活动家与基督教团体一起，联合呼吁各国不要规范卖淫活动，而要从根本上将其取缔。他们提出，如果国家对卖淫进行规范，将其制度化，就意味着国家“充当了皮条客”。1875年，“英国和欧洲大陆关于取缔政府调控恶行同盟”创立，一项声势浩大的国际行动得以开展，该行动呼吁取缔卖淫活动。这一行动的议程上有一项迫切任务，即反对以卖淫活动为目的的跨境妇女贩卖。这也反映了当时由于外来移民方式增加而引发的大规模社会恐慌。1904年，第一个“遏制白奴贩卖国际协议”获得通过，此后大多数西方国家逐渐立法取缔妓院。 
2019-09-15 第一次女权主义的浪潮利用性存在的道德和生物模型，呼吁人们保护女性，使之免于遭受男性色欲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们将女性的角色定位为公共和个人道德的守卫者，这就再现了被当时社会普遍认同的女性形象，这一形象基于这样的理念：值得尊敬的女性，须婚前坚守贞操，婚后对丈夫忠贞；而淫乱的女性则因不道德、“堕落”的行为而在字面和比喻意义上均成了“荡妇”。 
2019-09-15 不过，不是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认同这种关于女性性存在的二元观点。无数著名的女权主义思想家均参与到19世纪激进的性改革运动中来，这样的运动主张女性应当和男性一样享有更高程度的性自由。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们纷纷谴责反淫秽和反同性恋法律，呼吁公开避孕信息和允许堕胎，号召人们在自由选择伴侣的前提下，与平等的伴侣“自由恋爱”。虽然大多数主张自由恋爱的思想家主张一夫一妻制，但他们反对建立在男性对女性经济和身体掠夺基础上的婚姻契约。这延续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等女权主义先驱对当时婚姻制度的攻击。自由恋爱的推崇者包括自由思想家、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比如美国的埃玛·戈德曼和莉莲·哈曼，以及日本的伊藤野枝，伊藤和她的男性情人于1923年被日本军警杀害。德国的“进步女性联盟团体”倡议女性罢婚，鼓吹女性和男性一样有权享受性的乐趣。成立于1893年的“英国私生子女合法化联合会”的初衷是捍卫非婚生子女的权利，之后也呼吁“人类最崇高的两种关系——爱与自由”应当相互结合。亚历山德拉·柯伦泰是苏联早期最著名的女性共产主义革命家，她于1919年创立了妇女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妇女部），她曾提出家庭和国家一样，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制度，最终会随着“地球上的天堂”——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消亡 2019-09-15 柯伦泰的观点在列宁那里受到了冷遇。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恋爱思想家也颇受主流社会妇女参政团体的敌视，因为这些组织担心鼓吹性解放会降低整个社会对更广范围内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尊重（正如社会主义团体担心支持“自由恋爱”会使他们疏离工人阶级成员）。但是，激进的性革命者和主流的女权主义者还是取得了一定的一致看法，即女性有权拒绝男性“不合理的”性要求，有权拒绝怀孕太多次，有权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他们倡议“自愿做母亲”。一些人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于普及性教育、避孕知识与方法，而另一些人则要求男性要有更高的自我克制力和贞节意识。 
2019-09-15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妇女运动，一般被称作“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这次浪潮将性存在的政治化作为中心议题，此时这一使命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已截然不同。随着战后大批妇女开始就业，传统的两性关系得到了根本改变，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浪潮则产生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中。随着妇女开始从事有薪工作和获得政府福利形式的经济帮助，妇女取得了更大程度上的经济独立。在这一背景下，在更广大范围内出现了摒弃传统的潮流，从根本上改变了婚姻、家庭和性别的固有制度。总体看来，妇女，特别是中产阶级妇女对自己人生选择的掌控力大大增强。当然，不断上升的离婚率也导致了女性贫困率的增长，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单身母亲中间，在一些福利体系最薄弱的国家尤其如此。 与此同时，在控制生育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 
2019-09-15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可靠的避孕方法，之后又出现了更多新的生育技术，比如IVF（试管婴儿），这意味着人类不仅可以避孕，而且可以通过人工而受孕。 2019-09-15性交与繁殖后代这两者的分离，导致了女性性存在外部环境的根本改变，也给男性性存在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避孕手段的普及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性解放潮流？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诸多争议，但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前提。从荷兰、瑞典、丹麦等国开始，进而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性放纵的现象开始呈上升趋势，人们对于爱、性和恋爱关系也有了新的理解，这大大改变了性存在的整体概念。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反主流文化的社会运动，其中最著名的要属美国的民权运动和以“要做爱不要作战”为口号的反战运动，以及法国、德国、荷兰、英国等国的反权威学生运动。这些运动均受到弗洛姆、赖希、马尔库塞等性解放理论家的重要影响。这些理论家们宣扬要把“自然的性欲”从资产阶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其后的大背景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独裁社会的反抗。 
2019-09-15 以1967年的“爱之夏”17为标志，性放纵开始呈上升趋势。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等社会学家的一贯解读，这一趋势是“性别中立”的，带来的是女性更大程度上的性自主。许多女权主义者一开始热烈赞成性解放，将其视作女性总体解放的关键所在 
2019-09-15 然而，性革命一点也不像自由恋爱派女权主义者曾经想象的那样，是“平等伴侣间充满满足感的爱与性”。性革命中的文化变革主要是由男性引导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同时也宣扬了一种新的色欲范式，女权主义者认为这种新的范式更有利于男性 
2019-09-15 性解放的时代给女性带来了一些好处，它拓宽了政治、性和空间，让女性也可以有性自由。但由于男性和女性性放纵的后果不一样，性解放仍然无法保护女性免受这种不一样的后果所带来的伤害 
2019-09-15 性革命与某些性解放理论家们所想象的也大为不同。马尔库塞和赖希本希望通过快乐原则颠覆资本主义，而实际情况却大为不同：由于道德放松了对性的控制以及反淫秽法律和其他道德法律被纷纷取消，性的商品化趋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蔓延。各国内部和跨国的性交易数量急速攀升，在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性的欢乐》一书曾预言，性自由会让卖淫活动失去必要性，因为如今女性会心甘情愿免费满足男性的所有性需求了。但实际情况却是性交易的数量大幅度上升，色情出版物也是如此。因此，反对卖淫活动和色情出版物又很快回到了妇女运动的日程上来。
 2019-09-15 在更大的范围内，性的问题成为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中心问题之一。一些理论家将对于女性的性压迫视为男权对于女性的压迫中最核心的部分。新的女性运动便采纳了“个人的即是政治的”这一口号，意在表达的观点是，女性的相当一部分“个人”生活，实际上都植根于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在两性权力关系中所处的从属地位。一些女性启蒙组织树立了目标，要让女性进一步了解女性个体经验背后的制度基础，这些组织被视为女性采取集体政治行动的基础。“私生活”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热烈地探讨和批判性存在这一话题。这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理论和行动重要的中心组成部分。针对的具体问题包括享受性快感的权利，说“不”的权利，政治女同性恋主义，以及围绕避孕、堕胎、强奸、性虐待、色情出版物、卖淫和性骚扰等问题的辩论。从前，主流政治一向将这些问题列为“私人”领域内家庭和个体公民的问题。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着手将性的话题引入政治领域，并且在总体上取得了成功。 
2019-09-15 然而，女权主义者对于性存在问题的探究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自从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1970年）一书出版后，性问题的辩论中出现了数量繁多、观点迥异的派别。这些派别对性存在在两性权力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持不同意见，导致了各派在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上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理论视角。 
2019-09-15 女性性存在研究的焦点之一，是女性性高潮与女性生理结构之间关系的争议。 
2019-09-15 精神分析学派和性科学对于阴道高潮的一贯强调代表了男性对女性性存在的压迫，并成为了性的政治化中一个重要的议题。 
2019-09-15 我们的性和身体的关系是由文化特性（而不是生物特性）定义的，可以被重新定义，或者被推翻。 
2019-09-15 政治女同性恋者宣称女同性恋主义是一个“政治选择”，而不是一个由生物属性决定的性身份，她们由此开始推广一种性存在的社会模型的政治版本。她们提出，性身份不仅仅由文化、社会和历史背景所定义，它还是一个自愿的政治选择问题。正如利兹团体所宣称的那样，“男性对于女性的根本压迫，正是通过性存在来维系的”，因而政治女同性恋主义是反抗男权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的政治手段： 男性是敌人，异性恋的女性则是敌人的帮凶。 
2019-09-15 布朗米勒宣称，强奸是一种“针对女性的政治犯罪”，或像凯特·米利特也曾提出过的那样，是一种男权的武器。 
2019-09-15 丽莎·达根和南·亨特将这种“赞成性行为”的女权主义者和反卖淫/色情出版物的女权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称作女权主义的“性战争”，这样的战争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女权主义集团内部深刻而永久性的分裂。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之一是，两派之间的冲突不仅在于对待性交易所采取的不同的政治策略，而且在于从根本上对性存在，以及性存在与两性权力关系的内在联系的不同看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女性运动被女同性恋者斥为只关心异性恋者的利益，被工人阶级的女性斥为只反映中产阶级的利益，被有色人种的女性斥为默认的白人运动。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性别理论，这些理论反对现存的简单的二元性别对立观点——男人是压迫者，女人是被动的受害者——认为这样的观点虽然在政治上具有煽动性，在理论上却毫无建树。 
2019-09-15 虽然大多数女权主义者都提倡对性别身份和女性性存在采取一种社会而非生物的理解方式，但女权主义对于性存在的观点，仍然是将女性性存在作为问题来对待，而默认男性性存在没有问题。女权主义对于男性性存在的描述和性的生物模型大同小异，想当然地认为其天生是进攻性、支配性的，有时还带有暴力色彩 
2019-09-15 对于很多男性来说，他们正是在性生活中体验到了男女关系中最大的不确定性、依赖性和遵从性。这与他们在公开生活中体现出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常常有天壤之别。 
2019-09-15 虽然大多数女权主义的性理论都倾向于将异性恋等同于男性统治，另一些女权主义作家却更强调男性和女性各自性体验的复杂性。她们没有不加批判地接受男性统治的理论，而是强调要更密切地观察如今男性气质的转变对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变化意味着什么。
 2019-09-15 正是在性政治的背景下，激进女权主义者对国家的作为提出了最为频繁也是最为成功的质疑，尽管其质疑的方式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女权主义者呼吁在强奸、性骚扰、色情出版物等领域进行立法，将这些问题从私生活的领域推入到公共领域，但她们同时又反对国家干预堕胎等行为，认为女性对此拥有“私人”决定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关于性存在的女权主义政治也是女权主义者阵营内部激烈冲突的源头。 
2019-09-16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开始逐渐远离以性存在作为取乐方式的倾向。 
2019-09-17 伴随艾滋病的到来，性的概念开始不再与解放联系在一起，而是又一次充满了焦虑和危险 
2019-09-17 20世纪60年代，性改革是由左翼政党所倡导的，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却由右翼政党提出通过国家手段促进道德水准的恢复 
2019-09-17 大多数政府一开始对此反应十分缓慢，因为它们最初认为这一疾病是边缘化群体，如男同性恋群体、吸毒者和少数族裔所特有的疾病 
2019-09-17 在政府行为拖延的背景下，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最初出现的预防措施，不是来自国家干预，而是来自同性恋解放运动和女权运动中形成的草根群体。 2019-09-17 性学家对于艾滋病这一流行病的反应，基本上和各国政府一样迟缓。对于采取何种政治回应才最为恰当，性学家内部产生了深刻分歧 
2019-09-17 人们开始认识到，大多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情形与未采取保护措施的异性间性行为相关，这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所谓艾滋病的“去同性恋化” 
2019-09-17 异性恋的男性和女性都倾向于认定男性的性“需求”居于首要地位，并以此来对性存在进行定义和体验。大多数的性伴侣都从生物角度来理解男性性存在，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难以克制的冲动，不应该受到阻碍。这样的观点明显限制了女性在安全性行为方面提出要求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女性身份的标准范式也让女性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避孕和预防艾滋病被认为是女性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女性又觉得她们不应该向她们的性伴侣提出任何要求，以免破坏他们的性快感。 
2019-09-17 表明了在理解性行为的风险时，将性别身份考虑进去的必要性。性别身份的标准范式和权力在两性间的分配，在人们运用自己的能力预防艾滋病的性传播方面有明确的影响。近年来各国政府在制定预防艾滋病的策略时，都试图将这些影响考虑进去。 
2019-09-17 在集体层面上，性存在这一概念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因为正是由于性存在的繁衍特征，一个民族才得以在生物意义上延续，这就让性存在成为了国家关心的问题。正如米歇尔·福柯所指出的： 性存在的概念是一块阵地，人类物种的未来和我们作为人类的真谛，都在这一阵地上形成。 各个国家一向都很重视人口的数量和质量，这样的重视常常体现了各国对自己民族和民族身份的忧虑。对于人口数量减少或质量下降、人口过多、男婴或女婴数量“过剩”、移民是否比“土生土长”的国民繁衍了更多的后代之类问题的担心，是各个国家制定国策时反复讨论的议题。国家对于性存在的繁衍功能的重视程度，是西方的优生学实验特别关注的焦点 
2019-09-17 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有关优生的“科学”，其目标是帮助相关国家推行各种社会政策，改善国民“品种”的质量。与政治自由主义的放任态度相反，优生学家倡导积极的社会规划。他们认为个体公民应当尽爱国的职责，为民族的进步贡献力量 
2019-09-18 性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在优生“科学”和行动中的表现十分引人注目。20世纪上半叶的优生学思想清晰地包含了三个中心元素：对于繁衍后代进行选择的方法，对人口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下滑的担忧，以及精神疾病、身体疾病和道德变态行为具有遗传性的观点。这些元素均深受人类发展的生物模型的影响，也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于性和性别的看法。优生学将科学和社会运动相结合，提供了对于以下问题的分析：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应当采取怎样的补救措施？面对“堕落”论、“种族自杀”论所带来的愈来愈多的威胁和焦虑，以及“性存在错乱”所带来的威胁，优生学家提倡一种全面的社会规划，这样的规划以国家对性存在的繁衍功能进行理性管理为基础。因为优生与其他社会和政治问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将会发展为一整套理论体系。的确，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趋势加速的背景下，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可能成为造成公共秩序不稳定的因素，而守秩序的、健康的、繁衍力强的公民，却被看作是让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财富源泉。 
2019-09-18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现代医疗政策和社会政策，为将优生学一词转变为一项社会工程提供了制度条件。现在的人们倾向于把优生学和纳粹德国联系起来 
2019-09-18 然而，优生学的观点还是得到了政界各派的支持，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民主派改革家率先在欧洲推广优生“科学”和政策实施。一系列的优生政策，如对“退化”人群实施强制绝育等，得到了政治左派的强烈提倡，并在一些民主国家率先实行。某些派别的优生学家将优生学看作一项社会技术，对其寄予了厚望，认为其能够缓解贫困、酗酒等问题，尤其是与公民的优生教育相结合时。这些优生学观念成为了欧洲社会民主的知识和政治工程之一。在有关优生学的论争中，女权主义者也分成了两个阵营——支持优生学的和反对优生学的——但大多数反对优生学的声音来自自由派，他们反对以国家行为干预私人生活；而教会，特别是天主教会也对此持反对态度。 优生学家呼吁国家以科学的方式干预国民身体素质的进一步退化。新生的福利国家又多了一条预防退化的理由：缩减公共开支。不断扩展的福利制度越来越多地向国民人口中的“次级”群体倾斜，他们已经成为福利制度发展的主要受益者。因此，限制国家大花园中的“杂草”的数量就成为了一种减轻福利开支的合理途径，许多社会民主派人士和女权主义者都对此表示热烈拥护。 
2019-09-18 优生学为以科学的方式清除各种社会顽疾和混乱行为带来了希望，其方式是制定各种能够严密调控民众中性存在的繁衍功能的政策。其他一些优生学政策还包括教育项目、强制收押精神病人的制度、将儿童从父母身边转移的制度、禁止某些人结婚的规定，还有一些针对流浪人群、“吉卜赛人”和更多的社会偏常群体（如未婚妈妈、“性变态者”和身体或精神残障人士）的规定 
2019-09-18 在福雷尔观点的影响下，1928年，瑞士的沃州在欧洲率先实行了优生绝育法。接下来，这样的法律于1929年在丹麦开始实行，1933年在德国实行，1934年在瑞士和挪威实行，1935年在芬兰实行。 
2019-09-18 在优生学的语境下，医学诊断和道德观念之间的界限至少是模糊不清的，而“道德水平低下”这样的概念则将两者完全混为一谈 
2019-09-18 绝育手术施行对象性别比例的不平衡，体现出了女性的身体是优生学特别担心的问题。优生学家呼吁进行的优生教育和国家立法，将女性视为特别重要的对象，这体现了把生育和女性身体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点。 
2019-09-18 各种绝育政策是福利国家对性存在的繁衍功能以优生形式进行调节的最极端形式，不过，还有一些“预防性”的教育政策作为对这些政策的补充 
2019-09-18 优生学的话语成为了科学正统，其合理性几乎从未受到质疑，因此在二战前的欧洲加速渗入了主流文化。与瑞典和瑞士的社会民主党都有联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魏玛共和国左翼优生政策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比纳粹党采取更极端形式的优生政策还要早很久
 2019-09-18 这一版本的优生学因此成为了欧洲社会民主的一项知识和政治工程。社会民主党人是一国之内优生学的狂热拥护者，这毫不奇怪，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国家对公民个人和公民集体都负有责任。用福雷尔的话来说，我们需要一种“智能的、科学的（而不是教条的）社会民主”来“解决优生问题”。不仅如此，社会民主党人还提倡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社会民主党人将优生学看作一项缓解贫困和社会痼疾的社会技术，认定优生学政策对民族的集体利益有利。 
2019-09-18 在以各门科学、国家行动和私人机构为轴心的框架内，社会民主党人以公务人员、官僚和科学家的身份参与进来，优生学思想由此得到了最“成功”的应用 
2019-09-18 现代福利政策和更加有利的政治环境的出现，为实现优生学的梦想提供了制度框架。强制绝育、禁止结婚之类的优生手段，开始与优生教育、性教育和婚姻咨询等手段结合起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限制那些可能成为新福利政策支持对象的人群的数目，成为了政府缩减开支的合理途径。虽然不是所有政策制定者都赞同优生学的观点（强调遗传比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更重要），但出于缩减开支的考虑，他们仍然支持优生学推动下的绝育政策。毕竟，施行绝育要比对“退化人群”实施长期财政补贴经济得多。 
2019-09-23 1969年，纽约警方对同性恋酒吧“石墙酒吧”进行了常规的突击搜查，遭到了人群自发的反抗。一般认为，这次反抗行动标志着现代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开端。 
2019-09-23 艾滋病的出现所带来的特殊问题，进一步起到了政治动员的作用，特别是在男同性恋这一问题上。艾滋病通过性交传播，并且给旧金山或纽约等大都市地区已具规模和声势的男同性恋群体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些事实让男同性恋者进一步团结起来，加强了与国内和国际性选择自由群体的联合。之后，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许多西方国家通过了大量同性恋权益立法，主要针对关键政策领域，如军事、就业、民事伴侣关系20等。 
2019-09-23 性身份标签的激增也给围绕性存在的联盟政治制造了困难，成为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之间潜在冲突的源头 
2019-09-23 20世纪70年代起包括荷兰、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出现了众多的恋童癖权益群体，这可能也是最具争议的一个现象 
2019-09-23 恋童癖支持团体的运作环境发生了改变，新背景下关于儿童性存在的文化观念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被重新定义 
2019-09-23 从20世纪80年代起，公众对于成年人与儿童的性关系采取了更严苛的态度，当然严苛的程度因各地文化不同而各异 
2019-09-23 在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等国，任何婚外性行为都是非法的 
2019-09-23 他们提出，联盟对于仇视黑人同性恋问题过于关注，而忽略了解决同性恋权益组织内部潜在的种族歧视 
2019-09-23 到底是应当通过“单个议题”组织集中解决某个问题，还是应该追求更广泛的目标，这一点上的分歧也催生了分离主义策略 
2019-09-23 20世纪70年代，对于是否应致力于广义上的妇女权益，而不仅仅是狭义上的女同性恋权益这一问题，组织内部出现了分歧 
2019-09-23 酷儿理论强调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社会构建本质，这一理论在米歇尔·福柯的早期著作中有迹可循，与加尼翁和西蒙、肯·普卢默和杰弗里·威克斯等符号互动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女同性恋主义理论家都有相关之处。虽然“酷儿”一词涵盖了多重意义，它主要还是意在表明对男性/女性、同性恋/异性恋等二元对立范畴的反对。它强调身份类别在总体上的多元性和不稳定性。 
2019-09-23 在文化上，酷儿理论强调针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义和身份的“永久的反抗”与颠覆。 
2019-09-23 酷儿理论的目标不在于融入主流社会，而是在于从根本上彻底改变社会秩序，不但要动摇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常态的异性恋，还要动摇针对男女同性恋者的身份和性别业已形成的、生物性的理解。酷儿理论声称性别身份和性身份是流动的、不稳定的
 2019-09-23 政治上，酷儿激进运动——虽然从参与者的数字上来说是一个很小型的运动——强调了围绕多样性的包容与团结 
2019-09-23 喜欢使用LGBT&F（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朋友）这一说法的酷儿主义理论家则主张，在酷儿主义的未来，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以及异性恋者这样的性标签，都会被归入酷儿这一包罗万象的不稳定的身份之下。但是，目前的现实却与此大相径庭 
2019-09-23 针对酷儿主义强调不同身份类别之间的联合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团结”，掩盖了各种具体的性别和种族歧视 
2019-09-23 酷儿理论与早期针对性解放的批评一脉相承。米歇尔·福柯就曾对同性恋解放和政治（或者赖希和马尔库塞倡导的性解放）提出过批评，其中著名的观点就是否认了性解放主义中默认的一个假设：世上存在着一种可以被解放的、自然的、生物性的性存在。相反，福柯和其他社会结构主义者强调，应当把性存在看作一种由社会和政治环境所塑造的社会经验 
2019-09-23 由酷儿主义理论家所倡导的、由后现代性恋者践行的、激进的性的社会模型，在过去的20年中面临着性的宗教和生物模型再度盛行的挑战。比如，天主教会目前还是正式将同性恋定义为“道德恶行”。20世纪80年代起，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主义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兴起，使得对于性变态的传统道德谴责再次兴起。在政界，基督教右派激进主义基本上是同性恋权益运动最激烈的反对者，这样的情形以美国尤甚。作为一项社会运动，基督教右派主要依据福音派新教团体的主张，即性放纵的上升趋势带来了“道德沦丧”的局面，而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运动又给以父权制和异性恋为基础的家庭制造了威胁，为抵抗这样的局面和威胁，就要守卫和恢复“传统价值观”。 
2019-09-23 虽然宗教和保守团体仍然以“家庭价值观”为旗号，反对性取向的多样化，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性的道德模型，但在各项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中，倡导尊重性取向多元化的其他声音也一直存在。面对反复出现的道德激进主义和性保守主义思潮，杰弗里·威克斯和许多其他各派的酷儿主义理论家试图阐释其他“改良版的”性存在价值观模型。不仅如此，不少宗教机构的自由派神学家也以不同版本的基督教伦理为依据，发声支持同性恋对权益的要求，而新保守主义则对性身份作出了重新定义，提倡从政治立场推进平等。相对于酷儿政治赖以形成的左派激进立场，新保守主义的立场在保守的同时又具有解放性 
2019-09-23 性的生物模型在近年来进化科学和基因科学迅猛发展的影响下，也重新焕发了活力。如雄心勃勃的“人类基因工程”，就致力于描绘出人类DNA的整个序列。基因研究领域的进步，使得对于性行为和性身份的生物学和遗传学解释重新盛行起来
 2019-09-23 性政治内部截然相反的两派立场，都以性的生物模型为依据。举例来说，一方面，所谓“同性恋基因”的发现引发了一些人呼吁对性偏常现象进行基因“修正”；但另一方面，1993年的《时代周刊》曾刊登了一篇兰姆达法律辩护基金会的一位代表对同性恋基因的“发现”表示欢迎的文章。他的观点是，该发现意味着同性恋者“不能左右自己的性取向”，因此不应当被歧视。和性的宗教模型一样，对于性的生物学理解，既将性偏常现象病理化，又成为了为其争取平等权利的依据。
 2019-09-23 基因学领域的最新进展也使一些受到集体关注的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如遗传、生育控制、福利制度的未来等，这些问题也被纳入政治议程 
2019-09-23 在更大的范围内，政治家们公开表达了对“不受欢迎”的公民群体，如穆斯林移民的较高生育率的担心，比如20世纪90年代法国的政治家们曾对此发表过意见。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就曾对于印度、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高生育率表示过担忧。与繁衍有关的女性性存在，继续成为国家政策的特别关注点 
2019-09-23 在欧洲国家，近期关于移民的文化论战的焦点是性伦理方面的争议。穆斯林移民因为拒斥西方的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以及对性取向的多样性缺乏宽容而备受谴责。文化上的“外来者”被认为比本土人群更具有性压抑倾向，这和早期历史对于非西方人的性存在的描绘相比，是一个有趣的反转 
2019-09-23 因此，近年来关于性存在的争议，进一步说明了性存在与权力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复杂关联，权力的社会关系由历史上的性别、社会阶级和“种族”所形成。用米歇尔·福柯的话来说，性存在构成了： 权力关系的一个特别密集的转接点，这种权力关系存在于男人与女人之间、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师生之间、僧俗之间，以及管理者和民众之间。 和性解放范式下的观点相反，福柯认为性存在不能简单地对抗权力。我们之前曾经明确过，马尔库塞、赖希和弗洛姆等弗洛伊德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性是一种受到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压制的正面力量，性解放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秩序。20世纪60年代之后，这种性革命会解放性存在和颠覆更大范围内压迫性的权力结构的希望已经逐渐消失。 但性存在和权力的关系却变得更重要了，因为正如福柯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和作为性生物的自己的关系，构成了现代身份的中心。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称：“某种程度上……性存在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可塑的特征，是身体、自我身份和社会规范的一个联结点。”不过，对于性存在在现代人自我身份中的中心地位的政治意义，福柯和吉登斯却持不同意见。福柯认为，性存在是现代权力关系的首要目标，也是社会对于“杂乱”人口进行分类的根本准则，而吉登斯却认为过去的几十年中，“纯粹”关系的流行是一种正面的现象。他口中的“纯粹”关系，指的是这样一种关系：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使其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减少，因此一些退出性的选择开始变得可行，如要求离婚。虽然纯粹关系与传统婚姻相比更为脆弱，但传统婚姻是靠背后更广大的社会制度支撑的，相比较而言，纯粹关系蕴含着对亲密关系的改变，这种改变对私人生活和公共领域中的民主化均有裨益。吉登斯以及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和贝克—格恩施海姆认为，女性率先发起了对性存在和亲密关系的更平等的理解。在他们看来，男性性存在的根本变化，是女性试图改变生活方式的斗争所取得的结果。正如贝克和贝克—格恩施海姆所说：“男性的解放是一个被动的事件。”他们还说，男性“似乎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了自我解放”。 
2019-09-23 毫无疑问，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标准范式也是如此。虽然以前的理论认为男性性存在具有内在根本的暴力性，现在却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强调了男性（在异性关系）性经验中的被动性和脆弱性。这样的解释出现的背景是更大范围内的“阳刚危机”，而“守信者”之类的组织总是用宗教激进主义的答案来解释这一现象。同样，近期关于性功能药物“万艾可”的争议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解读：它占领市场的速度可以看作是某种男性愿望的胜利，但同样也可以看作是进一步强化了男性不存在问题的性能力（和心理压力）。围绕性别和性的交叉点，也出现了全方位的分析，从将女性性存在病态化，将男性的异性恋视作性科学和医学领域内理所当然的范式，到将男性性经验进一步问题化。这也提醒了我们，用政治理论家特雷尔·卡弗的话来说，“性别一词不仅仅意味着女人”。 
2019-09-23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性存在问题成为西方各项政治议程上的热点话题，范围覆盖了各国以及国际上的相关问题。
 2019-09-23 在性存在的政治背景和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和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性存在的概念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现代性科学也记录了这样的变化给个人行为带来的影响。有点讽刺的是，引发性和权力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是那些医学和性学领域内，与处于霸权地位的、男性的、异性恋的性存在相比处于边缘地位的因素，也就是女性的、男同性恋的或女同性恋的性存在，本书中从头到尾都体现了这一点。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对于性存在概念的理解也趋于多元化。性解放理论家认为性快感是实现人类潜能和幸福感的关键所在，但一些不同的看法却认为性存在是引发危险、死亡、道德堕落、商业剥削、男性暴力、政治上的独断专行以及身份不稳定的因素。
 2019-09-23原则上，现代社会的个体可以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性身份，但他们往往并不只是凭自己的意愿选择。现代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为性方面的可能性提供了舞台。 
2019-09-23 正如社会学家西格芒特·鲍曼在《流动的爱》一书中所提出的，现代世界是一个以社会关系整体上的流动性为特征的世界，这一现象使人们不愿意投入长期的关系，因为“更好的产品”可能就在不远处
 2019-09-23 这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都会将自己视作后现代性恋者呢？我们是不是正见证着异性恋和同性恋概念消亡之前的剧痛？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目前的性“真理”和性身份，都是相对较近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由性科学和医学所催生。性在未来也很可能会彻底挣脱19世纪“性存在”概念的束缚，因此性理论家呼吁一种集体的“无性化”。同时，当下性存在政治的现状，让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个“无性”的未来世界会很快到来，毕竟宗教激进主义的强烈冲击和科学语境，为对于性的传统理解提供了支持，使其卷土重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基于道德多元主义的、性的其他可能的未来方向，无法脱离新的性标准范式、新的权力关系和新的国家政策。没有一种文化能够拥有“完全”的性自由，用社会学家肯·普卢默的话说： 不管关于性多元化的言论听起来有多么中立和客观，它仍是关于权力的言论。每一种文化都必须确立——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程序——一个尺度和范围，规定哪些性方式是要被定义为非法或要被禁止的。 正如这本书所要证明的，性需求、性价值观，以及与性有关的情感，都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如今我们的一些行为，可能会导致“性存在”的概念弱化。但是，无论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会给人类的身体和彼此间的关系带来怎样的变化，未来性这一概念的意义，仍然会由社会和政治来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