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页 王朝的盛衰周期

人才的选拔机制是否合理
　　再说盛衰周期。朝代刚起来的时候，似乎满地都是人才；朝代结束的时[10]候，人才都不见了。这并不是说天地生才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分布，而是有才之士能不能被吸收到国家的管理机构之中，以维持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中国历代的王朝都是帝国制度，而且中央集权的趋向一朝比一朝严重。也就是说，统治阶层是一个密封的集团。在开国之初，功臣将相来自各方，成分是多元而复杂的，又经过打天下的历练，都是富有经验的人物，这些人才放在一起，他们的合作确实可以形成一个很强的团队。一代、两代过下去，功臣子弟成了纨绔，只知享乐，不会办事。皇室集团本身是一个非常狭小的团体，再加上逐渐有了皇权传嫡子的规矩，这个可以从中选择领导的人才库，就非常狭小了。皇权本身是不容挑战的，于是，依附在皇权四周的权贵——包括宦官和宠臣，代表皇权统治整个庞大的国家。这个团体延续日久，吸收新生力量的可能性也越小。固然中国有长期存在的科举制度，理论上可以选拔全国最好的人才进入政府，不过，上面向下选拔人才，一定是挑最听话的人。于是，虽然有新人进入这小圈子，两三代以后，这小圈子的新生力量也只是陈旧力量的复制品。他们不会有新的观念，也没有勇气做新的尝试。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小圈子，如果两三代以后，只是同样形态人物的复制，而两三代之后随着内外环境的改变，必定出现新的挑战，这些领导者就不能应付了。
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的互动
　　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自从秦汉以后，下层和上层之间都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几千万到上亿的人口，散居在庞大的疆域之内，不能完全靠国家权力来管理，必定要创造合作与共处的环境。因此，在国家公权力之外，一定还会有社会力量结合，与国家一起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在秦汉时代，[11]所谓豪族、大族，有一部分是依附在政权上形成的权贵，另外更大部分，是在地方上形成的宗族力量。广土众民的中国，政府没法纯粹靠公权力来管一个个老百姓，来百姓抱成团，对国家的统治也是有帮助的——政府只要管住每个地方的大族，大族自会管好自己的成员。这里面所说的“大族”不一定是亲缘团体，也可能是结合在一些有声望的人物周围的地缘团体。用个比喻，中国黄土高原上发展的夯土建筑，就是将松散的黄土粒子夯成一个一个的方块，直的可以成墙，横的可以做地基，大族、豪族就犹如黄土粒子构成的夯土块。最常见的形式，是亲缘和地缘的结合，宗族邻里共同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秦汉的大族、豪族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很久，虽然名称不一定相同，这种结构却总是存在的，这是庞大人口和地域能够结合成一个大国的基本条件。这种团体聚合形成的社会力，不仅能够协调群众权益与政治权力的平衡，也能发挥一种社会福利的功能，为团体之内的群众谋取社会福利，使穷苦无依、鳏寡孤独的诚愿有所依靠。
　　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互补和彼此制衡，其实在今天的美国一样可见。不过，美国不是以宗教和邻里作为结合社会力量的基础，他们是以工会、政党、企业、信仰等种种多元的方式，将许多人口结合成一块。所谓现代方式的结合，一样有领袖和群众，一样也以利益结合，只是美国的结合方式是个人自愿的，自己做选择，也可以自己退出，团体对于个人的约束性并不构成一个僵化的压力。
　　这些基层社会力量的意愿，和对于政权统治方式的反应，都是政权能否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央的权力团体和社会力量之间没有足够的沟通，公权力的行使往往就不是以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正常运作为目的，而是以公权力压制社会；社会力不能影响政治力的时候，社会力必定像决堤一样，冲破束缚，颠覆政权。
　　中[12]国传统的王朝，民意反馈的管道建立在科举制度上面。并且，科举制度自宋以后，越来越寻求地区的分布平衡，每一县份都会有人进入科举系统，甚至于最后进入中央的管理系统。不过，如果政府的官员和皇权的核心之间，有一个包围皇权的小圈子，这些官员的回馈信息也就无法影响那个密封的权力中心。政府官员上下得不到交流时，整个的政府只是一个寄生在皇权上的僵化团体，无法有效地管理国家，更不能替等待“抚字”[1]的百姓解决问题。
[1] 抚字：对子女的爱护、养育，旧时亦用以称颂官吏治理民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