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页 16世纪的现实与主要的财政问题

洪武皇帝是以简陋的财政方案来实现其目标。王朝的建立者无意向外扩张其势力范围。
皇帝也只能支配官僚而不在能够直接统治整个国家。官僚们对君主的绝对服从支撑着整个君主专制体制。文职官员中意识形态的凝聚作用要比国家的军队和财政力量更为重要。在京师，大家采取的普遍态度就是保持现状。官僚们，实际上代表着上层绅士，仍然试图保持着传统的儒家政治经济观念，而把任何大规模的改革看成是一种异端，有所疑虑。
到了16世纪，危机不断扩大，矛盾日益显露，问题已经无法回避。当时，军事力量与货币制度的恶化是最为紧迫的问题，财政管理者所进行的各种调整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1502年，户部向弘治皇帝提交了一份长长的报告，列举了国家所有的主要收入项目。其中最重要的是田赋正额，它大约占全部收入的75%。每年的收入总量，达粮26799341石。
在宋代，国家的收入和支出以铜钱缗（贯）作为标准的财政计量单位。在明代，每缗铜钱与1石粮食相抵。宋代的记载显示，到11世纪中期每年国家的预算已经达到12600万缗到15000万缗之间。
1393年，田赋收入达到32789800石。（原文为322789900，应为谬误，初始来源是《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末尾处）。洪武皇帝对此很满意，随后宣布北方各省新垦田地永不起科。
1412年，在永乐皇帝统治时期，来自于农业土地的税粮收入据说达到创纪录的34612692石。
税收定额制度是明代基本的政策，唐、宋时代从来没有像明代这样僵硬地执行这一政策。
税收收入的不足意味着政府不能最充分地管理帝国的资源，这样实际上会对纳税人不利。
国家对民众征派的物资与徭役，名义上是通过地方交纳的税粮来支付，这被称为“坐办”。……永乐皇帝就曾大规模地采用这种方法。根据他的军事行动、宫殿营建以及六次海上探险的记录，可以看出其实际消耗要远远超出国家正常的财政收入水平，据推测可达到岁入的2到3倍。
因为定额制度和税收收入的不足，上级政府通常都将财政责任推给下一级政府，下一级政府为了弥补赤字不得不尽其所能，常常将这些负担转嫁给那些被佥派的民间税收代理人，这对个人而言十分不公平。这种做法，尽管历史上也有，但在明代应用得最为广泛，因为政府的计划性收入低得可怜。
额外加耗也不固定为一种，而是分成六种或更多的名目，包括提前支付的耗米、芦席费、过湖米、过江米等。
金花银的出现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从田赋收入中永久地分出了15%的定额，使得国家名义上的收入与实际收入之间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