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4页 按揭凯恩斯主义：总结与政策建议

        本书的理论观点是，一个国家对待消费的方式，是其会否发展出一个能减少贫困的、广泛的公共福利国家的最佳预测指标。尽管我只深入地考察了一个案例，但在该案例中所考察的关系的逻辑却产生了理论预测，即更高的贫困率，是因为政府关注的重点在鼓励消费而非投资。鼓励消费的国家将会发展为不那么广泛的福利国家，而限制消费的国家将被迫发展更广泛的福利国家。当然，一个国家的消费方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的结果，包括一个国家过去在有关经济增长和通胀方面的成就，在地缘政治和战争中的角色，还有金融的结构及金融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个国家对待消费的态度并不是外生因素或最终的決定性因素，而是一个时刻，在这一时刻，以消费为结果的因果链开启了一个新的、以福利国家为结果的因果链。这是针对历史社会学中有关在历史中因果链要追溯多远这一问题的一个涂尔干式的回答。历史产生了一系列事件，其中的现象变得自成一类，即不再可以简化为使它们存在的事件。这些时刻应当是我们因果关系的起点。无论产生某种特殊消费态度的因素为何，一旦确立了这种消费态度，它就会独立地影响福利国家的发展。回应选民需求的政客和使得这些需求为人所知的选民共同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影响后果。尽管本书的确在故事中发现了路径依赖的一个要素，其中，之前的决策影响了未来的决策，并使得某些结果不太可能发生，但它不支持最强版本的路径依赖，那种路径依赖设想了若干紧急关头，在那之后是一系列事件，其中若干进程被“锁定”且无法改变。我们没发现那种设想所需要的紧急关头，因为这里没有任何意外与此事件有关：通过考察那些试图按照自身利益行动的团体，世界各国对由美式富足所引发的不平衡的回应已被很好地理解了；即使是引发了一系列前后相继事件的地理上的偶然，也可以从结构性的角度被理解为人类向更新士地的迁移。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几十年间，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的关键节点。正如其他人所认为的，路径依赖的强烈愿景并没有很好地对应到流动的历史进程上。但我们在故事中的确发现了路径依赖的较弱版本。例如，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接受全国性的销售税。在战后之初，没有理由偏离这一路径，因为所得税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提高收入的机制。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当人们有理由转而开征新税时，他们却没有能力这么做，因为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公民不太能容忍开征新税的提议。正如加藤所指出的，这是路径依赖的一个例子，在“一战”前选择的路径被证明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都无法改变，即使关于关键节点和偶然的更强的论点没有得到支持。此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确立的消费态度，从那时起就在每一个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一这解释了德国在当下危机中对需求侧政策的抵制。也许这方面的主要教训是历史上意想不到和不可预见的后果的重要性。即使在群体和行动者打算理性行事的地方，社会行动系统也过于复杂，以至于无法预测他们的互动，至少在人类目前的理解水平上是如此。
        本书的实证论点是，新世界财富的经验推动了发达工业国家以不同方式对待消费，进而推动了不同福利国家的形成。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国家在金本位制下回应美式增长引发的价格暴跌所采取的的方式是提高关税壁垒——这一发展可能加剧了它们之间的冲突。这些保护主义势力所参与的冲突进一步削弱了它们的经济能力，在每个国家，政治当局都拼命试图提高产量。福利国家是战后重建的一个要素，它是为换取工资限制而与劳工达成的协议，同时也是让公民与自上而下施加的经济增长战略达成和解的一种手段。农民在欧洲国家通常也很强大，但鉴于他们融入出口市场的方式，对他们来说，价格下跌是由外国谷物造成的，因而他们还加入并加强了保护主义联盟。
        贸易保护对美国农民来说是不够的，因为是他们自己的生产效率造成了这个问题，因此在美国，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的价格波动引发了一个长期的政策制定过程。休伊・朗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一个拥有如此之多且能生产如此之多作物的土地上，人们仍然忍饥挨饿、无家可归。他们的结论是，成功生产和消费能力之间的分配机制出了问题。正如我们考察过的，那一热烈且富于创意的反思时期带来了一些观点，即货币供应需要更快增长以跟上经济日益增长的步伐，而且过度集中的财富需要被分散，如此，土地的生产力就可以在经济中流动。特别地，正如梅格·雅各布斯和其他学者所探索的那样，这一时期见证了一种“购买力范式”的发展，它指导了20世纪中叶美国的政治经济学。
       通过曲折的政治进程，这些见解以两种特别重要的方式成为政策。第一，美国政客试图通过一种不同寻常的、相对进步的税收结构来打破财富的集中。第二，对打破财富集中的关注也导致了一系列旨在使银行保持小规模的法律。这些政策肯定不是唯一的结果，但对美国政治经济的后续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这种保护消费者和供应商不受大公司权力影响的政治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民和他们的代表推动的，他们在世纪之交直至20世纪30年代的决策过程中处于关键地位。
        这种独特的政府干预形式破坏了公共福利国家。累进税似乎只是一种政治上更容易带来收入的税收形式，而且在经济上也可能不那么有效，因此，美国人对累退税的抵制切断了欧洲国家找到的那种简单的收入来源。而且因为亲债务人的政策制定模式已经导致了税收优惠的传统，因此公司避免高税率的一个方法就是给予附加福利，并以此来享受税收优惠待遇。这些税收优惠被编入法律并促进发展了美国的私人福利制度，反过来又使公共福利国家得不到支持。这个解释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雇主在世纪末开始改变他们的偏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企业税率被下调，降低了因提供附加福利而获得的税收优惠的价值，使得雇主们不太有理由支持那些越来越昂贵的附加福利。到了90年代，企业开始谨慎地倾向于采取有利于全民医保的措施，而工会也不再为私人福利条款而战。
        美国的政府干预方式也导致了以信贷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大萧条”期间，促进农业利益的金融管制导致了金融崩溃。为了复苏金融一进而振兴经济一一罗斯福政府开启了信贷民主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大萧条”时期出台的金融管制规定，通过限制银行规模及其活动来限制信贷。虽然这一矛盾在战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并不是主要问题，但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进入衰退之际，各个政治派别的观察员开始鼓吹更宽松的信贷准入，带来了一段放松管制的时期。这些放松管制的措施发展出它们自己的动力，最终导致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