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8页 政府的起源和理由

 然而，一个国家为什么必须要有政府?换句话说，政府的起源和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前，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能够存在，他们必须首先具备某种道德准则而这个道德准则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明。因此，政府存在的理由和真正的功能，不是去保护人身和财产，不是去保护“猪与猪糟”，而是为了保护这种称之为文明的道德准则。那么，是谁最先发明并赋予人们这个称之为文明的道德准则的呢?孔子在《书经》中说道:“天之于人，作之君作之师。”在最初，是上天派来的圣人出而发明并赐给了人们这个称之为文明的道德法则，这些圣人就是统治阶层和教士阶层。在中国，犹如欧洲封建时代早期，统治阶层被称为“士”，一种武土，佩剑绅土；教土们则被称为史，吏，教师或教土，穿长袍的绅土。教士的作用是教化人们，使之理解道德准则，而武士的作用，则是捍卫和保护那称之为文明的道德准则，使之免于夷狄的践踏。
这就是中国的统治状态和社会状态，它相当于欧洲早期的封建时代。在这一时代，统治中国人的不是法学家和法律或成文宪法，而是统治阶层和教士阶层不成文的道德准则。因为他们维持着称之为文明的道德法则，人民因此安居乐业。
然而，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统治阶层和教土阶层堕落了。孔子的一段话对这种堕落何以发生做了注解，他说:“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宗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从这里我们得知，那些本应该传授道德准则的教士们却沉涌于“搬弄口舌”，而那些负有捍卫和保护称之为文明的道德准则责任的统治阶层、武士、佩剑绅士们，却醉心于“漂亮的外观”，穿起了红色花边外套，卷起了胡子。因此，在每个国家，在世界上，当统治阶层醉心于文饰外表、教士阶层沉溺于搬弄口舌的时候，你便可以肯定，那个国家和世界已陷入糟糕透顶的境地。
在孔子时代，沉溺于“演说”的教士们，后来成为和自称为“儒”，他们传授政治科学(国策)和宇宙新理(异端)，即:孟子视之为比洪荒时代的洪水猛兽还要可怕和危险的邪说。最终，这些教士们从“儒”变成了“说客”，即“专业演说人”或“宣传家”，像我们今天的濮兰德和辛普森这样的人。他们可以为任何愿意付钱的人们做关于“爱国主义”、“国际保护”和国家联盟的演说。张仪是这些专业说客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有一个流传下来的故事说，他曾经被控告犯了盗窃罪，几乎被打死，回家后他对他妻子说:“看一看，告诉我，我的舌头是否仍然安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高兴地喊道:“只要我的舌头还在，我就什么都不缺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当那位美国教授抱怨中国学者忽略了他们的舌头的时候，他是大错特错了!
总之，在中国，政治科学、宇宙理论和教士、宣传家们的“爱国主义”演说所产生的后果，是出现了延续两百多年的“战国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一直处在连绵不断的毁灭性的战争之中，它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难以言状的灾难和痛苦，而且也像今天的欧洲样，毁灭了一切道德准则；事实上，把中华民族引向了道徳完全沦丧的时代。
最终，在中国出现这样一个人，如同今日的威尔逊总统，他试图制止战争和军国主义，这就是秦始皇(公元前22年)。像威尔逊总统一样，秦始皇之所以能够在一段时期内消弭军国主义，并非因为他是个伟人，而是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彻底地厌倦了战争和军国主义。然而，为了确保未来不再有战争因素，秦始皇把最著名的“擅言之儒”送进了一个深坑一一共有四百六十人一一将他们全部活埋了，并焚毁了他们的所有书籍。
至于那些统治者，在孔子时代醉心于穿红色花边服、卷着胡须的佩剑绅士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乃至他们的子孙们都在两百年的战争之中被杀光了；在战争和军国主义被消弭之后存留下来的那么几个，则变成了狂热的“侠士”，热衷于暗杀、扔炸弹或毒气弹；秦始皇给他们披枷带锁，将其遣送到边境修筑长城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封建时代的旧式贵族中，教士阶层，祭司们，像一位现代学者所说的，变成了“乱道之儒”，而统治阶层、武土和佩剑绅士则变成了“侠士”或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并被彻底的消灭。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评论这一时期被毁灭的贵族，即教士阶层和统治阶层时写道:“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
一位日本绅士在北京对我说:“现在日本的军国主义已经完蛋了。”我对他说:“当你从现在的日本别除了军国主义者之后，日本还剩下什么?”他回答说不知道。我告诉他:“还剩下些教授和官僚。” 在两千年前的中国，当封建时代的旧式贵族、武士和教士们消逝的时候，一种新式贵族便成长起来，这就是法家贵族和官僚贵族(吏)。正如我说过的，所有的道德准则都被毁坏了。官僚们为之建立了新法则，一一不是道德的、而是人为的准则，它称之为法律(law)。当一位对判决有异议的人向英国审判官问道:“大人，那就是公正吗?”他得到的回答是:“不，我在此所给予的是法律，不是公正。”为了实施“法官的公正”，即法律，佩剑绅士由一种专门被雇用的新的阶层所取代，这种新形成的阶层就是“ gen d'armes"，即宪兵一一它被称之为“尉”。于是，正如我在本篇开头所说的，这时的中华民族完全变得道德沦丧，统治中国人的已不再是道德准则，而是法学家们的法律和成文宪法了。的确，在中国历史的这个时期，“宪”( Constitution)字被凸显和彰显出来。然而，法学家们的法律和成文宪法，以及中国两千年前的官僚和官僚主义的最终结果，正如我们今天在俄罗斯所看到的，是布尔什维主义。许多人，像威尔逊总统，都认为必须打倒强权专制，建立起公理专制。但是在建立公理专制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公理。马太・阿诺德说过:“公理是某种道德的东西，它指的是一种内在的认同和意志的自由遵从，因此对于其他那些倾心于自己新近辨识的公理的人们来说，企图把他们自己所理解的公理强加给我们的行为，是一种专制的暴行。”一一最坏的专制暴行，是我们所知道的在欧洲某个时期基督教教会所施与的可怕迫害。
事实上，正是为了反抗秦始皇统治下的官僚和法学家们的那种公理专制之暴虐，所有的中国人都像布尔什维克一样揭竿而起几乎毁掉了中国的全部文明。
终于，一位真正的伟人从众底之中脱颖而出，他消灭了布尔什维主义，成为中国的第一位民主皇帝( Democratic Emperor)，即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布衣天子”。他建立了汉朝(公元前206年)。他用消灭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取代了官僚和法学家们的公理专制，即代之以皇帝的强权专制。他做皇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焚毁所有有关法律和成文宪法的书籍，就像现在乌嗄(Urga)的俄罗斯贵族那样，他颁布了名为约法三章的简短宪法:ⅡⅢ 蓄意杀人者死ⅡⅢ 所有的损害，都必须赔偿① 然后当他宣告“乃公马上得天下”时，强权专制就建立起来了。伴随着这种强权专制，他在中国创立了第一个民主政府，正像我在《中国的治体》一文中所解释的，这种民主政府，通过建立皇帝的强权专制，向国内最有教养的人们的清议负责。正是基于此，我认为在两千年前，中国第一次创立了真正的民主政府。
通过对中国史的简短概述，我们看到，为了民主而真正使世界不安宁的不是军国主义者，而是教授和官僚们。教授们是受了错误的教育，而官僚们则只是半受教育，因此，对于教授和官僚们的疗治方法，是给予他们真正的教育。但是在他们拥有真正的教育之前，首先必须能有真正的政府，而在建立真正的政府之前，又必须首先建立“君主政治”。比康兹菲尔德爵士说:“我不知道“君权神圣”的理论现在是否还站得住脚，但是我相信，除非那个政府负责的人拥有去做他认为正确事情的绝对权力，否则，良治便无从谈起。” 概而言之，当今的中国和世界所需要的不是宪政，而是王政(君主政治)。因为在目前我们生活的时代，即那位博学的美国教授所谓宪法保障时代，我们能够与孔子一道说:“甚至在野蛮人中间”，一如现在俄罗斯贵族那个来自波罗的海省的真正军阀统治下的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 Buriats)中间，“都有'君主政治'，相反，在所谓的文明国家里，现在却没有这种东西”(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