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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

巴塔耶强调了特别重要的一点:“在我们身上，禁忌与性欲自由相对立是在总体上普遍的情况;特殊禁忌的方方面面是多变的。”比如乱伦禁忌的普遍性用来表明污秽禁忌被掩饰的普遍性。如果说“乱伦是人和否定淫荡或称动物性人体之间关系的基本连接的首要证据”，如果这个证据具备人表达的意义(并把人引入话语)，淫秽(比如表现在排泄物上)便属于决定性的无语层次。“人基本上拒绝自己的动物需求。正是在这一点上形成了绝大部分的禁忌，这个普遍性十分惊人，那些禁忌，不言而喻，表面看来永远不会成为问题:于是就有了从动物到人的一个彻底被否定的、无人加以谈论的模式。”乱伦就总体而言只是在人类交换体系和象征性经济中沉默的“突现”:对它的分析让人发现了人类暗含的结构，但是还会向我们隐藏那些“沉默的”结构模式。一个“规范的”先决条件封堵了绝大部分研究:人们把建立在默默回避上的东西看作标准的或者反常的。让标准在全面认识反常时解释或者惩罚它，或者让反常要求自己的权利最终认识到标准，回到同一。这是一个精彩的证明:我们知道今后的婚姻不是“结合”的事实而是女人的“赋予者”(父亲、兄长)和“获取者”之间的交易。婚姻这个正常的异性性爱，“以再生产为目的的经济结合的面目”——实际建立在一种同性的结合习俗上(犹如一个较为激进的分析直接指出的那样①)它并没有调节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同时阻止了乱伦和同性恋(后者是连动物都不懂的)。这个要点在巴塔耶的文章中有暗示，但是并没有表明，这说明那些避不开的有可能烦人的东西，就这样慢慢“潜入”了意识:这是迁回的作用，由此我们看到女人占据着决定性的交流功能。婚姻和同性恋事实上是对等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女人都处于“被禁忌”状态。可以这样说，一个没有婚姻的社会——就没有了同性恋和乱伦的结合——难以想象，女人——如她所显现的意义那样，本身就是禁忌——代表了禁忌的形象“女人，”巴塔耶写道，“取得的是她们的繁殖和劳作被局限的外表。”妇女的态度因此在这个禁忌的“显然是不可见”的社会形式上定型:“建议是妇女的基本态度，然而是首要活动——建议——紧随她佯装出来的否定。”“通过无论是否起作用的羞耻，女人与建立在她身上的人类禁忌相协调一致。”
女人于是意味着人类在禁忌和侵犯之间建立的妥协。这个妥协通过“婚姻”，让性本能暴力的可能性显现出来:她不仅必须承担母亲(单纯的)和动物(不纯净的)的角色，就尊重和尊重被侵犯(性狂乱和照顾孩子的)而言，还把自己的坚实性交给了一个被排除的结构，那像是一个抗拒的地方——一个场景——根据它可能被颠覆而建造。“尤为重要的是，这个地方的存在如此受到局限，这里的性本能景观难以想象，而在侵犯的时刻，恰恰相反，性本能就具有了颠覆的价值。”女人因此在这个“社会秘密”与之共存的时候，保留着这个秘密，并没有考虑它们根本无法协调，它们的对立在相互产生作用。“如果在对立面没有对禁忌价值的尊重，就不可能有性本能。(如果性本能的差异既不可能也不诱人就不可能有充分的尊重)。”“妻子”变为母亲后同性恋者都会有意识无意识地去尊重她，与之相比，他看到了刻在女人身上的根本禁忌就是她自身拥有的子宫(能指的形象)。然而女人也有幸成为唯一可能的违抗，女人确定了禁忌，女人触及了能指本身(以及自己的乱伦形象):“尊重可能只是暴力的转折。一方面尊重指挥着禁止暴力的场所，另一方面尊重面对暴力打开了在暴力停止被接纳的范畴可能失礼的侵入。”女人的这个“双面”形象被巴塔耶不仅在小说里搬上场景，而且写在《色情》的这样一个段落当中，有必要全部引用：

只有我们平常地进入性欲活动状态的经验，只有面对社会接受的行为状态的不调和的经验才会直接让我们认识到这项活动的不人道。器官的过剩部分确定，这个爆发的奇异机制要日常协调人类的行为。血液膨胀颠覆了生命基础的平衡。凶猛瞬间占据了生命体。这个凶猛我们司空见惯，但是我们很容易想象不了解这些的人的惊异，他们通过阴谋不被人察觉，发现了女人的爱情传递，其差异令他们震惊。他们会看到一个病人，发出类似狗的嚎叫。又如某个嚎叫的母狗替代了理所当然接受替代的…那个女性人物。在这里甚至没有提到病态。这一刻那个女性人物死掉了。她的死在这一刻把位置让给了母狗，母狗利用了已去女人缺席的无语。母狗享用——在嚎叫中享用了—这个沉默和缺席。女性人物的回归会将母狗冻结，结束自己为此神魂颠倒的肉体享受。

①参见德福罗(G. Devereux)的《心理分析和父权》( Psychanalyse et parente)，《人》(l'Homme)杂志，1965年7—1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