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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五四”时代曾给中国妇女带来了一个著名的镜象：娜拉，一个反叛的姿态，一个“我是我自己的”出走的身影；那么，它不仅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改写为父权至上的封建家族，将娜拉的为人之妻的身份改写为反叛的女儿，而且使女性的反叛成为一个短暂的瞬间，一个一次性的抉择权的获取；同时是两扇大门：父母之家与夫妻之家间的一道罅隙(6)。女性——不是女儿、妻子、母亲或情人、妓女或天使、女巫，不是女性的社会角色或“功能性”定义——在那一反叛或出走的瞬间显影，尔后便是再度的无言与湮没。——戴锦华《涉渡之舟》
女性成长之途上主体镜象的绝对匮乏。于是一个女性成长的心路，始终必须面对着文化的洪荒，始终处于形影相吊的无名之境。尽管她可以在行为方式上“化装”为男人，但对于男性／主流社会的理想镜象的追随，却会深刻地加剧其女性主体的成长困境。

便是作为花木兰式的新女性，以男人的形象与方式投身社会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关于女性和妇女解放的话语或多或少是两幅女性镜象间的徘徊：作为秦香莲——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旧女子与弱者，和花木兰——僭越男权社会的女性规范，和男人一样投身大时代，共赴国难，报效国家的女英雄。除了娜拉的形象及其反叛封建家庭而“出走”的瞬间，女性除了作为旧女人——秦香莲遭到伤害与“掩埋”，便是作为花木兰式的新女性，以男人的形象与方式投身社会生活。而新中国权威的历史断代法无疑强化了为这两幅女性镜象所界定的女性规范。或许时至今日，我们仍难于真正估价“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作为彼时的权威指令与话语对中国妇女解放产生了怎样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1949-1979年这一特定的时段之中，它确乎以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支持并保护了妇女解放的实现。


而对当代中国妇女，“花木兰”，一个化装为男人的、以男性身份成为英雄的女人，则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女性的最为重要的（如果不说是唯一的）镜象。所谓“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10)。


一如在新中国的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琼花与红莲逃离了国民党与恶霸地主南霸天统治的椰林寨，跨入了红军所在的红石乡的时刻，不仅黑暗的雨夜瞬间变换为红霞满天的清晨，红莲身着的男子打扮也奇迹般地换为女装。但下一时刻，便是娘子军的灰军装取代了女性的装束(11)。



成了娘子军女战士后的琼花，只有两度再着女装：一次是深入敌占区化装侦察，另一次则是随洪常青打进椰林寨。换言之，只有在敌人面前，她才需要“化装”为女人，表演女人身份与性爱。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妇女在她们获准分享社会与话语权力的同时，失去了她们的性别身份与其话语的性别身份；在她们真实地参与历史的同时，女性的主体身份消失在一个非性别化的（确切地说，是男性的）假面背后。新的法律和体制，确乎使中国妇女在相当程度上免遭“秦香莲”的悲剧，但却以另一种方式加剧了“花木兰”式的女性生存困境。


在数千年的文明书写中，不乏男性以深切的悲悯之情写就的女性篇章，中国古代文人特定的历史地位与命运，也使他们可能间或体悟或认同于女性的低下地位与坎坷命运。然而，如果我们不仅关注于“写什么”，而且关心“如何写”，那么，不难发现，在男性的同情、赞美女性的书写之中，不仅有以女性为假面的、男性社会、历史叙事的“化装舞会”，而且有优越者的俯瞰；更等而下之者，是所谓“赞美”，事实上是某种龌龊的狎妓心理的优雅表露而已。而如上所述，当代文化中对女性主义的历史放逐，注定了狭义的“女性文学”——表达女性体验、颠覆男权文化的女性主义文学成为缺席者。


在此，雨果的《悲惨世界》前两卷成为十七年“积极浪漫主义”的经典，而后两卷却于新时期方才补译完成，似乎可以获得某种具有象征意味的阐释：为“十七年”、“文革”话语所借重的，是小说前两卷中的人道主义批判：那个造成冉·阿让式的“为了一片面包”而犯罪的社会；那种逼迫芳汀卖掉了金发、卖掉了牙齿，最后出卖自己的罪恶与绝望；那种使珂赛特生活在“寄托便等于断送”的苦难中的贪婪与丑恶。而新时期的“正名”，则借重于后两卷人道主义的救赎：展现冉·阿让的重生与奇迹，借重于他博大的爱与恕，借重于珂赛特动人的爱情故事，与阶级仇人间的最后和解。如果说，在1949-1979年，欧洲启蒙主义文化的社会批判力量曾用于支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话语，用于映衬平等、公正、消灭了阶级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体制，以人道主义的梦想润泽共产主义的远景，那么1979年以降，如同一枚硬币翻转、露出了一个不同的图案，同一批文化资料，在其“本义”上用于重新铭写隐形的社会民主、自由字样；人道主义的话语用于颠覆阶级论基础上的社会构造与社会意识形态。


但是，无论对于90年代的女性写作，还是对于90年代的中国文化说来，对每一个文化“事实”的陈述、对每一幅文化风景线的勾勒，都必须在多重视野、多种坐标及参照系中进行。“进步”与“倒退”、反抗与臣服、逃脱与陷落，文化、文学的自身逻辑与市场行为及其逻辑，复杂交错地呈现在同一文化图景之中，呈现在冲突、并存与合谋之中。一种描述文化镜城的尝试，同时面临着迷失于其中的危险。在此，或许一个恰当而重要的例子，是90年代中国文坛及图书市场对40年代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苏青的再“发现”（并因张爱玲在美国溘然辞世而达到高潮）。这无疑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化热点之一。它首先是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直接成果之一：作为某种历史的钩沉与补白行为，张爱玲、苏青再度从文学史的“忘怀洞”中浮出，重新进入了当代中国的文化、文学视野。抛开此间的诸多意识形态意图不论，张爱玲、苏青的复现，标识着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另一脉络。

《纪念乐师良宵》
《云破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