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意义

  
政治与焦虑的理想关系，在斯宾诺莎（Spinoza）对“免于恐惧”的政治层面意涵解读中表露无遗。他认为国家的目的在于“让每个人免于恐惧，使个人因此可以在没有安全顾虑下生活与行动，不会伤害自己与邻人”
田立克形容焦虑是人类对非存有（nonbeing）威胁的反应。人是自觉存在的生物，但也同时觉察到自己随时会死去。
 
 
用哲学的语言说，当个体察觉到自己的存有正与非存有的无限可能对抗时，焦虑便产生了
 
 
简言之，人因为既有限又自由，既受限又无限，所以是焦虑的。自由与有限并存的吊诡情境，使人生而焦虑。”
因为焦虑总是有些不理性，于是我们的文化便倾向压抑这样的经验。
 
 
在十七世纪的思想中，也同样要面对这个人孤立的问题，而它所提供的解决之道，对于减轻焦虑具有极佳的效果。这个解决方案相信，当每个人的理性被解放时，个人就会了解到人性的无所不在，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有一个和谐的系统存在。换言之，个人无须感到孤立，因为如果他能够勇敢地拓展他自己的理性，他的观点与利益最终都将会与他的同胞们一致，并将因此造就出一个和谐的社群来。
 
 
相反，他确信理性是人类独具的特质，是人类在一片沉寂自然中的尊严所在，也是道德的来源（
 
 
 
 
治疗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厘清内在自我毁灭的冲突，以扩大自我的觉知；这些冲突所以会存在，是因为个人在事件发生初期，就被迫把自我觉知加以阻绝觉知，另一项影响后果是，责任与疚责感的产生。
 
 
因为“命运是灵魂（可能性）与外在事物（如不幸、必然或偶然）的连结”，
 
 
他觉得这些案例中的问题在于，“无法与良善保持自由的关系”。焦虑以“恐惧为善”的形式呈现出来；个人竭尽所能地封杀自由，并压缩自己的发展
 
 
克尔恺郭尔相信，把闭锁人格看成命运的受害者是虚妄的慈悲，因为这隐含了我们对事实的莫可奈何。真正的慈悲是要以疚责（也就是责任）之心来面对问题
 
 
因缺乏内在自信而引发的那种焦虑，一方面会以任性与不信（unbelief）的否定态度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则会以迷信的方式呈现。
 
 
因为焦虑是让人痛苦异常的经验。而且因为它是如此地鲜活与常见，所以我们再度摘述他对此痛苦经验的描述如下
 
 
我对此一意见的回应是，我们当然不应惧怕为人，或惧怕有限的事物，但是只有经历过可能性焦虑教育洗礼的人，才会成为没有焦虑的人。”同
 
 
认为焦虑必须与恐惧有所区分，因为恐惧有具体的对象，而焦虑则是一种模糊和具体的焦
 
 
忍受焦虑的能力对当事人的自我实现很重要，对他能否征服环境也同样重要。每个人都会不断地经验到存在的震撼与威
 
 
终极而言，勇气就是对存在震撼的坚定回应，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必须忍受它。
文化是人类征服焦虑的产物，因为文化是人类逐渐把与环境调和得适合自己居住的表征。
 
 
生病是解决冲突情境的方法之一。疾病是缩小自己世界的一种方法，随着个人的责任与担心的减轻
 
 
而比较有机会可以成功地因应情境。反之，健康能够让有机体发挥自己的能力
 
 
人类所想象的真相检测能力，处理意义与象征的能力，以及基于这些有机过程改变行为的能力——这些过程都与我们体验焦虑的能力密不可分。我们在稍后针对焦虑和人格贫乏的讨论中会看到，一个人若阻隔了焦虑，也就与创意无缘，这会让人格贫乏。
 
 
压力主要强调的，依然是发生到和发生在某人身上的情况。因感叹自己难免一死而悲伤，是焦虑而非压力。
 
 
焦虑是个体连结、接受与解读压力的方式。压力是通往焦虑的必经之路。而焦虑则是我们处理压力的方式。
 
 
阿德勒的观点在强调以下这个深刻的洞见上颇具价值——成为一个负责的社会人的需要，与表达个人自我渴求的需要，同等的重要。自我满足的渴求，比起社会关怀与慷慨的渴求更为原始，因为后者在小孩成长的后期才会发展，这一点是可以辩论的。
 
 
克服自卑感的神经性行为本质，就是获取超越他人的优越感与权力，以及用威望与特权抑他扬己的驱力。因此，神经官能性的尝试实际上会削弱一个人仅有的持久安全基础。就像霍妮等人指出的，争取权力以凌驾他人之上，会增加社会内在的敌意，并使得个人长期的社会地位更形孤立。
 
 
它和神经性焦虑不同，因为原始焦虑并没有隐含来自大自然的敌意，或刻意造成人类有限性的意思；它不会刺激内在冲突或导致神经性的防卫手段。神经性焦虑与无助不是因为正视权力的不当所造成的，反而是因依赖性与敌意之间的内在冲突所致。当事人会感受到危险，主要是期待会有来自他人的敌意。
 
 
不难看出当代西方的竞争性必定对社群的每一层面都具有毁灭性。为什么西方文化所强调的竞争，带有这么严厉的惩罚与报酬？以至于（我们很快便会指出）个人的人类价值感完全仰赖着竞争得胜？
 
 
历史意识的能力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能力——同时以主、客体看待自己的能力——的发展
 
 
我们注意到个人主义与竞争性汇整在一起了。以社群为自己名利竞技场的强势者，若被神化并视为理所当然，成功便注定会是竞争性的。整个文化系统都在奖励自我觉察，方法是要比他人优越或胜过他人
 
 
弗洛姆也曾描述这两项文艺复兴时期强势个人的特质：“看来新获得的自由，为这些人带来了两件事：力量感增加了，同时，孤寂、疑心、怀疑，而这些感觉所带来的焦虑，也增
 
 
这么一来，社会尊严与自我尊严的基础，也由创造性的活动本身（真正能增加个人自己的力量，并因此务实地降低焦虑的满足感），转变成财富的攫取。
 
 
换言之，以财富的攫取来定义成功是一种恶性循环。
 
 
尽管当代个人主义经济的基础，是因为相信自由个人有无上的权力，它却导致越来越多人必须为少数拥有大笔财产（资本）者工作的现象。这种情境会导致无所不在的不安全感，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因为个人不只面对了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成功标准，他的工作机会更相当程度地在他的掌控之外。
 
 
这些发展的后续效应，当然对西方人的性格结构有很深刻的影响。既然市场价值是最高的标准，身在其中的人也成为可以被买卖的有价大宗物资。人的价值便成为可议的市价，不论提供贩售的是技术或“人格”。西方文化中这种人的商业价值（
 
 
当代的经济演进不只会造成人际的疏离，也助长了“自我的疏离”——一种个体与自己的疏离。孤立与焦虑感会因此油然而生，不只是因为个体必定会与同侪竞争，也因为他陷入了自己内在评价的冲突当中。
 
 
我们没能充分认知到，我们虽然战胜了不让人们有信仰自由的政教权力，但是当代人却严重丧失了信仰任何自然科学无法查证事物的能力
 
 
焦虑所以没有特定对象，是因为它敲击的是我们知觉经验的心理结构基础，而这正是我们的自我得以与客观世界区隔的基础。
 
 
随着焦虑的比例渐增，对于自我是与外在世界客体相连的主体这个事实的觉察，会日益暧昧。因为此时对自我的觉察已沦为对外客体世界觉察的附属品。随着个人经验的焦虑严重程度而停摆的，正是这种主体性与客体性之间的分殊。
 
 
正常焦虑的共同形式之一，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有限性，也就是人类面对自然力量、病痛、脆弱以及终极死亡的脆弱。
 
 
因此，神经性焦虑就是在个人无法适切因应主观而非客观威胁时，所发生的情况；也就是说，阻碍个人运
 
 
因此，神经性焦虑就是在个人无法适切因应主观而非客观威胁时，所发生的情况；也就是说，阻碍个人运用自己力量的，并不是客观上的脆弱，而是他内在的心理模式与冲突。
 
 
态，并且注定会在日常生活中饱受威胁。其次，因为压抑，所以当真实的危险发生时，个人便比较无法加以分辨和抗衡。例如，大幅压抑自己攻击性与敌意的人，可能会对他人采取顺服和被动的态度，这反而使他更容易被人剥削，于是又让他更需要压抑自己的攻击性与敌意。最后，压抑会助长个人的无助感，因为它会造成个人自主性的减损，也就是个人力量的内缩与框限。
 
 
于我们此处所谓个人主义竞争模式而产生的焦虑，不仅在个人发觉成功的可能性受到威胁时会出现，还有其他许多更为细腻的方式会导致焦虑。焦虑因人际的孤立与疏离而生，此处则是因为自我肯定的模式，是以打败他人来评价。早在许多文艺复兴时期功成名就者（如米开朗琪罗）的身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焦虑。竞争
于我们此处所谓个人主义竞争模式而产生的焦虑，不仅在个人发觉成功的可能性受到威胁时会出现，还有其他许多更为细腻的方式会导致焦虑。焦虑因人际的孤立与疏离而生，此处则是因为自我肯定的模式，是以打败他人来评价。早在许多文艺复兴时期功成名就者（如米开朗琪罗）的身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焦虑。竞争性个人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内部敌意，也同样会产生焦虑。最后，如果我们把自我看成是商业市场的货品，或把自我能力感的来源建立于外在的财富上，而不是内在的能力与生产力上，便会造成自我疏离，焦虑也因此产生。用奥登的话来说，我们是一个“必须听命于买主……的社群”。这些态度不仅扭曲了我们与自我的连结，同时因为自我价值的标准是系于随时可被他人挑战的成功上，以致我们更为脆弱、无助和无能。
 
 
另一个矛盾存在于个人理性主义的信念，以及实际的情况之间。首先，个人理性主义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事实做决定；其次，个人多数的决定动机，实际上并非奠基于对情境的有意识理性评估。基于这
整个西方文化的倾向是将焦虑“合理化”成具体的恐惧，如此个人便相信自己是以理性的方式在面对。但是这实际上是压抑了焦虑的真正来源。对多数人而言，这个幻想迟早要崩溃。
 
 
常去看电影或试着专注在小说上，因为就像他自己说的，如果他能够与他人“感同身受”，如果他能够感受到其他人所感受的，那么他便多少可以从焦虑中得到释放。他显然是在描述一种
我觉察能力降低的状态，而这正是严重焦虑的特质。我认为他很重要的洞见是，如果他能够在情感层次觉察到他人的存在，那么他便多少知道自己是与其他客体不同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