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与知识分子

《个人主义与知识分子》一文的发表背景是1898年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其在“六个月以来造成了这个国家的严重分裂”。涂尔干参与到论辩之中，试图在原则层面上，在“国家主义”（法兰西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与“个人主义”（捍卫人权）的对立之间做出其选择。而涂尔干在这篇文章中站在了“个人主义”这一边，在它看来，不仅肯定和保护个人的正当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场争论中生发出来的以国家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的“圣战”有着摧毁社会真正道德意识基础的危险[1]。 
涂尔干首先澄清个人主义的含义，指出其区别于狭隘的追求个人利益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而是卢梭和康德式的个人主义：
……这种个人主义没有把个人主义当作人的行为目的，所以它恰恰要在所有的个人动机中发现恶的根源。根据康德的看法，只有影响我的动机与我置身其中的特殊环境无关，而与我作为抽象的（in abstract）人的品格有关，我才能确定自己的行为是适当的……它构成了一种非个人的平均标准，而将所有个人的考虑排除在外……对这两位思想家来说，道德行为的唯一形式是那些平等地适合于所有人的形式，也就是说，是那些暗含于普遍的人这一观念中的形式。
也就是说，真正的个人主义关注的远不是私人的利益和经验上的个性，而是一种带有宗教性的对于人格的信仰，亦即一种“人性宗教”。涂尔干要进一步阐述的是这种“个人主义”与他神圣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究竟何如。
涂尔干指出，在康德（及其影响者费希特、黑格尔和马克思）、卢梭乃至唯灵论者这里，他们所信奉的个人主义事实上与所谓社会主义、民族团结这些强调集体权利的观念达成了一种协调。在涂尔干看来，这种看似矛盾的折中其实原则上是可以达成的，也就是说，个人主义与所谓“集体主义”，是有可能在同一社会中达成协调的：
今天，最明显的事实是，所有这些个人主义理论家对集体的权利与个人的权利同样敏感。没有人会比康德更为强调道德和法的超个人性质。康德把道德和法看作一整套人们必须服从的律令，因为它们是强制性的，根本无须讨论；如果人们有时谴责他过分强调理性的自主，那么人们同样也可以说，他把他的伦理学建立在非理性的信仰和服从行为之上。
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如果个人主义只是是强调每个人自己的所谓独特个性，那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而不可能达致一种普遍的理性。但正因为真正的个人主义在于，人性在剥离所有外部条件之后，有着共通之处，这种个人主义是一种普遍分布于所有人之中的人性，是对普遍个人的赞美，因而其有可能用于达致共同体的构建，在这个意义上，个人主义与集体权利（社会）是协调统一的：
如今，为了实现团结一致的目的，社会的所有要求，就是让社会成员紧盯着同一个目的，团结于同一个信仰；但是这种共通信仰的对象根本不必与个体的人分离。简言之，如此理解的个人主义并不是对自我的赞美，而是对普遍个人的赞美。它的动力不是利己主义，而是对具有人性的一切事物的同情……难道这不是所有具有良好愿望的人们共同构建共同体的途径吗？
而对个人主义的质疑在于，各种自由的意见如何达成和谐而非无政府状态？涂尔干指出，“个人主义要求的是每个人有权认识他可以合法认识的事物，它并不认可对不能胜任之事的无限权利”，理性需要相互的了解、考虑，然后才有进一步的遵从和反对，理性要求找到服从他人权威的理由，而不是盲目服从或反对一切权威。事实上，涂尔干认为个人主义不仅有别于无政府主义，而且是能够保证国家道德统一的唯一信仰体系。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和不断的变迁及社会分工的发展，人越来越分化，心智越来越不同，而唯一共通的地方即在于人格的观念，因此也只有以这种一直的对人性的信仰为基础，才有可能达致一种统一的道德，进而维持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待补充）
 [1]王楠.现代社会的道德人格——论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思想[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14(04):3-2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