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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的“沙赫金案件”发生在距离罗斯托夫很近的地方。当时吓坏了罗斯托夫的所有工程师们，因为很快就出现了有人失踪的现象。

人们无法很快适应这种现象。革命前，被捕者可以在铁窗内或流放地继续生活，同时可以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而现在呢？突然消失不见了……

而在刚刚过去的1930年9月，四十八人——所谓的“供粮害虫”，突然被严厉地宣判枪决。报纸上甚至刊载了“工人的呼声”：“必须将害虫从地球上清除！”《消息报》第一版上写着：“踩死坏蛋！”（用靴子）。无产阶级则要求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颁发列宁勋章。

11月又刊载了对“工业党案件”的起诉结论——这简直就是逼迫所有工程师啊。随后报纸上又出现了令人冷彻心扉的言论：“法国武装干涉军和白侨间谍”，“用铁扫帚清除叛徒！”

大家的心都无助地缩成一团，但并不敢对人说出自己的恐惧，而只对那些非常要好的朋友说，比如相知十多年的阿纳托利·巴甫洛维奇和弗里德里希·阿里贝尔托维奇之间。

工业党案件开庭当天，罗斯托夫市举行了四个小时的游行：要求枪毙所有混蛋！这些混蛋实在让人忍无可忍。（沃兹德维任斯基溜走了，没去参加游行。）

心儿每天越来越压抑、紧张，注定灭亡的感觉也与日俱增。不过：到底为什么？……整个苏维埃时代，人们意气风发、机敏灵活、信仰坚定地工作——只有党内少数人做的蠢事和设置的障碍才会成为人们的绊脚石。

诉讼还没过两个月——一天深夜有人来找沃兹德维任斯基。

然后就开始了恐怖的梦魇——而且持续了很多个日日夜夜。从脱光衣服，揪掉衣服上所有扣子，用锥子扎鞋，到禁闭在密不透风、没有任何窗户、只是天花板上有瓶口大小气孔的地下室。地下室里从来没有白天，屋内也没有床，大家都睡在地上，水泥板上铺着木板，但没有连成一体。由于夜间无休止的审讯，大家都不睡觉，像傻了一样。审讯期间，有的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的手腕被烟头烫出洞，有的沉默不语，有的在恍恍惚惚地讲述什么。沃兹德维任斯基一次也没被传唤，也没被任何人碰过，但意识已经有点不太正常，无法理解发生的一切，更别说将这一切与从前的生活联系起来。唉，以前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沃兹德维任斯基曾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期间也没人动他，即使战火已经烧到罗斯托夫——新切尔卡斯克。二十五年来沃兹德维任斯基一直从容不迫地干着脑力活，而现在无论白天黑夜，每一次门响都让他浑身颤抖——要是突然被传唤怎么办？他还没有准备好受折磨。

但——没人传唤他。

牢房里的所有人都感到奇怪的是这样一种情况：牢房是一个地下仓库，天花板上却有瓶口大小的漏光，后来他们渐渐搞清了，他们头顶上是城市主要街道上的一段人行道，上面行走着无忧无虑的人们，这些人暂时还没有沦落到这里。透过天花板上面的泥土能听见过往电车的震动声。

没有人传唤他。大家都很吃惊：新人——通常一抓来就会被传唤受审。

也许，被误抓了？会放了他？

但他们只是把日子算错了而已，过了几昼夜，——沃兹德维任斯基被传唤了。“手背到后面！”一个头发乌黑的看守带着他，沿着台阶往上走——要走到地面上吗？走得越来越高，甚至上了楼梯。沃兹德维任斯基的舌头一路上不停颤抖，就像一只玄鸟一样。

一个身穿国家政治保卫局制服的侦查员坐在阴暗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后面。他的脸看不清楚，只能看见——很年轻，大脸。他不言不语地指着另一个角落里斜对着的一张小桌子，示意犯人坐下。于是，沃兹德维任斯基坐到那张桌旁的一条狭窄的凳子上，面朝远处阴暗的窗户。屋内没有开灯。

沃兹德维任斯基呆呆地等着。侦查员不言不语地写着什么。

然后，侦查员厉声说：

“讲讲您的危害活动。”

沃兹德维任斯基与其说是吓着了，不如说是惊呆了。

“我向您保证，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类事情！”他还想补充一句合情合理的话，“工程师怎么可能搞破坏活动？”

但是，在工业党事件发生之后呢？……

“不对，说。”

“的确什么也没做，而且也不可能做什么。”

侦查员继续写着什么，屋内仍旧没有开灯。然后他站起身，坚定地说：

“您见识过牢房了吧？但您还没看见全部。有的人直接睡在水泥地上——没有铺木板，或者睡在潮湿的坑里，或者——睡在一千支光的灯泡下，最后被光刺瞎眼睛。”

沃兹德维任斯基勉强用双手托着头。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这可怎么忍受？

这时侦查员打开了桌上的台灯，并起身打开了上面的一盏灯，然后站在屋子中央，看着受审的人。

尽管侦查员穿着契卡制服——但他的脸很朴实。宽大的骨骼，肥而短的鼻子，厚厚的嘴唇。

突然——侦查员换了一种声调说：

“阿纳托利·巴雷奇，我非常清楚，您什么坏事也没做。但您应当明白：从这里——没有一个人能清白地走出去。要么是后脑勺吃子弹，要么是被判很多年刑。”

让沃兹德维任斯基吃惊的倒不是这些残酷的话——而是如此友善的声音。他凝视着侦查员的脸——感觉有点熟悉。如此朴实。好像什么时候见过？

但侦查员就那样站在屋子中央，被灯照得通亮。沉默不语。

沃兹德维任斯基的确见过这张脸，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是谁。

“您不记得科诺普廖夫了吗？”侦查员问。

啊，科诺普廖夫！是的，是的！——就是那个不懂材料力学的科诺普廖夫。后来不知从系里跑到哪里去了。

“是的，我没毕业就被共青团派到国家政治保卫局了。我在这里已经三年了。”

那——现在怎么办？……

他们聊了一会。完全自由自在，像常人一样，像在没有发生噩梦的从前的生活里一样。然后科诺普廖夫说：

“阿纳托利·巴雷奇，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不会有错的。没人能清白地从这里走出去。尽管我想帮助您——可不知道怎么帮。您想想，必须编造点什么出来。”

沃兹德维任斯基回到地下室，带着一丝希望。

但是——他的头脑中一片混沌，啥也编不出来。

否则要去集中营？或者去索洛维茨群岛？

科诺普廖夫的同情使他吃惊，也让他感到温暖。在铁窗和高墙之内？在这个地方？

他开始思考这些被提拔来的工农学员，陷入了沉思。直到现在才有了新的发现：科诺普廖夫这类人对从事工程师专业的沃兹德维任斯基表现出过分的自信和粗鲁。在女儿廖莉卡毕业的那所学校，才华横溢的马列维奇校长被撤职后，一个愚笨无知的人取代了他。

其实早在革命前，诗人们就预感到了，甚至预言了——未来将出现这些匈奴人。

沃兹德维任斯基在街道下面、在充满过路人脚步声的地下室里又待了三天，——然后被科诺普廖夫再次传唤。

只是，沃兹德维任斯基还是什么也没想出来——也没编造出来。

“哎——必须要编造点啥！”科诺普廖夫鼓励他说，“您逃脱不了的，阿纳托利·巴雷奇。不要逼我采取措施。或者给您换一个侦查员，不过那样的话您就要消失了。”

科诺普廖夫暂时把他转到好一点的牢房里了——不再那么潮湿，而且能睡床板。还给他往牢房里送了烟草，并允许家人转交东西。

能转交东西太让人高兴啦——并不是因为有食品或干净的内衣，而是因为家人现在知道：他在这里！他活着。（他们会把有他签名的签收单给妻子的。）

科诺普廖夫又一次传唤沃兹德维任斯基，又一次劝说他。

但是——怎么能唾弃自己怀着赤子之心勤勤恳恳干了二十年的工作呢？这不就是——唾弃自己，唾弃自己的心灵吗？

但科诺普廖夫却又说：要是没有结果，就要将他转给其他人审讯。

又有一天，科诺普廖夫说：

“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而且协调过了。释放的路子有一条：您签一份给我们提供有用信息的保证书。”

沃兹德维任斯基回答说：

“怎么能？……怎么……做这样的事呢？！况且——我能给你们提供什么信息？”

“汇报有关工程师圈子的情绪的信息。汇报一些您认识的人的信息，比如弗里德里希·韦尔纳的信息，还有名单上的人的信息。”

沃兹德维任斯基紧紧抱住头说：

“可是这——我做不到！！”

科诺普廖夫摇摇头。他实在——不相信……

“那么——就去集中营？请您记住：那样的话，您的女儿将要像阶级异类一样在大学最后一年被赶走。或许——您的财产和住宅也要被没收。我是为您好。”

阿纳托利·巴甫洛维奇坐着，却感觉不到屁股下的凳子，而且仿佛失明一样，看不见科诺普廖夫的存在。

他身体趴在桌子上，脑袋耷拉到胳膊上——哭了起来。

一周后，他被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