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反思

    当代民族志强调，田野作品需呈现人类学者的学习过程和人类学知识的建构过程，尤其应当展示理解的协商性以及人类学家的概念模式与当地人的概念模式之间的对话。个人因素与学科因素之间的微妙交织由此被推向前台。文化文本在阐释之前并不存在，并不是先由熟稔情况的被调查者口授，然后再被民族志学者所解释和文本化。意义不是简简单单地等人发现，而是经复杂的协商、在人类学家和当地人的视域（ horizon）发生融合之后被创造出来。因此，民族志文本必须展现人类学家与报道人两种思维范畴之间的合作、调整及相互影响。
    根据阐释学循环（ hermeneutic circle）的原则，人类学家的主体性是自身与他者关系的一部分，也是田野经验的组成部分。在阐释学中，理解的循环性和历史性所蕴含的自指性强週，与他者的接触总是受到自身本体、自身所属的语言（ Ricoeur，1983）或历史性群体（ Gadamer，1965）的影响。理解（ understanding）是预设（ anticipation）与理解（
    comprehendsion）辩证运动的结果，其基础是对成见和前理解加以检验。它提倡用自身在他者世界中的生活经验来展示他者。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民族志实践是分析和文本化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 Malighetti，2007）
    这种观念导致了民族志方法的“哥白尼革命”，它把焦点从调査的客观性转向如何实施观察。它提议不仅要观察客体，还要观察创造客体的人。（ Wagner，1975）它关注观察的场景以及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互动，后者又反过来对这种关系进行观察并且创造观察者。（ Stocking，1983）由此，“参与观察”就被“对参与的观察”（ Tedlock，1991）所取代。此外，与对他者的观察相伴的还有对自我的观察，二者发生于同一种经验之中，盖拉尼（ Kilani，1994）借用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话将其类比为精神分析师的自我分析（ Kleinman，1980； Stein，1985）。双焦性与自反性因而成为人类学话语的内在特质，体现出人类学知识的协商性和过程性特点：我看人看我。
双方共同参与了fiction过程，共享随时可能坍塌的意义世界。在竞技场相互角逐中所形成的身份和视角决定了话语的性质。
科学从事实中解放出来，事实从方法的禁锢中解脱，由此'科学'被赋予社会学性质'它回归活生生的生活世界
阐释性循环强调调查者不可消除的中心位置，并仍然掌握了话语权。学者仍是生产民族志作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民族志是对文本不断加工，将一种文献转写为另一种文献的活动。从日记到笔记，从访谈记录到民族志及其他形式的文本。
在多位学者的批评下，格氏被认为陷入'冥思'模式，其结论是独立自主的，只是对写作的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