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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近代国家构建的路径，福山大致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欧美国家的国家构建，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原生性的国家构建。第二类是在外来制度影响或刺激下的国家构建，主要涉及非洲、拉丁美洲和东亚地区。
        对于欧美国家构建，福山又根据国家构建和民主化的次序划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普鲁士/德国模式，国家构建先于民主化。“最先进的现代官僚体系，是威权国家在追求安全时创建的。”“为了应付军事竞争，而发展非家族制的现代国家并一直存活至当代。”根据福山的分析，在这种模式下建立的普鲁士/德国官僚体制“称得上是现代官僚体系的典范”。这种模式的最大优势是管理体系所展示出的“团队精神”和“自主性”。根据福山的描述，普鲁士官僚体系从建立之初就是个具有独特地位的团体，“有力且团结”。“正是这种内部团结给它带来高度的制度自主性。这些官员把自己当作普鲁士国家的公仆，而不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私仆。国家利益超越其占据王位的个人的命运。”福山倾向于将德国模式上升到理论层次，在他看来，由于德国官僚体系“获得自主性是在开放民主政治之前”，因此，“庇护政治从来没有在德国登陆”。
         欧美国家构建的第二种类型是民主化先于国家构建。这种类型又可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以希腊和意大利为代表在建立强大、合法和自主的国家之前便实现了民主化，结果是依附主义成为现代政治最明显的特征。“政治关系和操纵国家的能力成了通向财富和人身安全的途径”，“庞大的公共支出，给更公开的腐败提供了充分的机会”。
        英国和美国代表了民主化先于国家构建类型中的第二种模式。“英国和美国在19世纪初都有庇护式政府，与希腊和意大利没有太大不同。不同的是，它们改革公共部门，为更现代的官僚体系打下基础。在英国，受贵族支配的庇护式文官体系在短短十五年中获得改革，取而代之的是高学历的职业文官。在美国，庇护政治根深蒂固，将之铲除需要更长时间。共和党和民主党介入官僚体系的工作分配已久，顽强抵抗以择优录用取代政治任命的努力。经过两代人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终于在20世纪初完成了整个体制的修复。
        除了欧美之外，其他地区国家构建发展较晚，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福山将这些地区的国家构建划分为三种不同模式。
        第一种，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西方入侵之前并未发展出国家层次的本土制度。欧洲殖民者也“没有为非洲引进强有力的制度，哪怕是那种能够滲透和控制当地人口的“专制”制度”。福山以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国家尼日利亚为例，“尼日利亚的国家非常软弱，不仅在技术能力上，而且在道德意义上。它缺乏以非人格化和透明方式执行法律的能力，更缺乏合法性”。
        第二种，东亚：“中国、日本和韩国，在与西方有深入接触的数百年之前，已有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强大传统……悠久的国家传统和民族认同，是东亚在经济发展上获得显著成绩的基石。”
        第三种，拉丁美洲：“拉丁美洲介于这两个极端中间，尽管哥伦布到来之前已有大型帝国的存在，但当地从未发展出像东亚那样的国家层次的强大制度。既有的政治结构遭到武力和疾病的破坏，取而代之的是新移民的社会，他们带来的是当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盛行的威权主义和重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