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背景

身份认同建立在意识形态上。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作为身份认同的“背景”。它给个人神话提供了一个特定的伦理的、宗教的和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框架。
存在主义哲学家说，我们每个人在出生时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上被“抛入”世界的，且具有一些天生的能力和局限性，而我们面对的挑战就是如何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我们被“抛入”的地方决定了我们大部分的生活。
在以农业为主导的传统社会以及更早期的人类社会历史中，在青春期和青春期后期寻找或创造自我的问题——在自己认定的真理基础上构建自我——可能不是那么重要。在子承父业和女承母业的社会，年轻人通过社会结构来建立身份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和职业来自既有的权威，人们很少探索可能的自我，只是维持现状，尊重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
即使对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人应该找到或创造一个独特的自我”这样的观念也许是近现代才出现的。
在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1986年所著的《身份认同：文化变革与自我斗争》（Identity：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Struggle for Self）一书中，他检视了记录有西方人经历身份认同危机的报告，并发现了探索身份认同的证据可以从两类不同的有关人类生存问题的报告中找到。第一类问题是时间连续性问题，例如人们开始自我怀疑：“今天我和三年前一样吗？”“十年后的我还和现在一样吗？”；第二类是差异化的问题。身份认同迫使人们去找到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以此区分自己和其他人——那些至少表面看起来与自己非常相似的其他人。
鲍迈斯特认为身份认同在19世纪之前的西方社会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欧洲的中世纪社会以血统、性别、家族和社会阶层这些外部标准为根基划分个人身份等级。中世纪时期针对这些外部标准出现了个人主义的抵抗，包括基督教对于个人决断和个人参与教会仪式的重视。新教改革裂解了欧洲的意识形态共识，并把人们的宗教信仰看成一种严肃的身份认同问题。17～18世纪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的财富，创造了地位上升的中产阶级，因此那时候的人们在宗教信仰方面面临重大选择——例如是信奉罗马的天主教还是日内瓦的新教——并通过市场上的商业活动来增加个人的财富。
18世纪末的最后十年，西方进入浪漫主义时代，基督教会的权势迅速衰败，长期以来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遭到了质疑，就像在法国大革命中那样。浪漫主义时代的男人和女人将创造力、激情和对内在自我的修养替代了基督教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浪漫主义者们也越来越不满意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不满昭示着个人自由主义的觉醒，最终在催生出了19世纪的各种乌托邦运动。19世纪后，关于基本真理和终极价值观的社会共识已经消失殆尽，人们必须塑造自己的意识形态以作为构建身份认同的基础。
20世纪，随着西方人面临着太多职业和意识形态的选择，他们对身份认同感的关注越来越强烈。此外，许多社会评论家已发现了20世纪的成年人前所未有地不信任权威机构，人们开始彼此疏远。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充满了个人英雄勇于反对社会制约的故事。相比之下，大部分20世纪的文学作品中，人们不知所措（甚至无助），并且强烈渴望自己能与众不同。28虽然像“美国人和其他工业化的民主国家生活在一个‘后现代’世界”，“我们的世界总在改变”，“人们很难赶上这瞬息万变的世界趋势”这样的话实在是陈词滥调，但这些话仍可以启发我们，让我们意识到：当代生活特征就是在追寻和构建身份认同，有学者称其为“我们时代的精神问题”。
意识形态作为身份认同的一个方面，是当代生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为了塑造一个定义自我的个人神话，我们每个人也必须得出一些关于世界意义的结论。这样我们才能在意识形态认定的真理上构筑自己的身份认同。此外，意识形态就和身份认同一样，是我们在社会情境中构建的。我们的社会环境奠定了我们基本信仰和价值观的发展。在教室、游乐场或工作场合，我们通过与朋友和家人对话来了解真善美，很少有人会去山上独居三年时间来思考这些。相反，人们通过生活在他人中间并与人们相处，来为自己的个人神话构建意识形态背景。
许多人（即使不是大多数）仍在青春期后期和成人早期达到了一个平稳的意识形态状态。随着我们的意识形态背景得以巩固，我们的身份认同能够建立在自己所认定的真理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