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纪念碑

鲁迅的‘记念’以‘为了忘却’为前导。没有‘记念’的‘忘却’只不过是一种怯弱的奴隶道德。而‘为了忘却’意味着投身新的行动、面对新的现实，并从‘过去’中获得解放……‘为了忘却的记念’是理解重复中的不可重复性——亦即事件的独特性—— 的通道，由此人们才能自觉地投入新的行动，而不是匍匐在“过去”的纪念碑下，重复先前的轨道。‘为了忘却的记念’由此成为一种政治行动，一种通过与历史惯性的断裂而产生的政治决断，一种理解问题的当下性的必要契机。……只有切入事件之独特性的思考才是真正政治性的思考。

当代媒体中的“道歉”事件，就如当代史学中的后悔心态一样，更像是建立一个新的纪念碑的政治行动，……一旦‘道歉’省略了对于自己身份的质询，就谈不上对老师的反思；一旦以总体否定的方式，而不是从具体的历史矛盾和冲突中去解释悲剧的形成，就只能提供一种非历史的、从而也是‘去政治化的政治’所惯用的道德姿态，这种道德姿态唯一的功能就是把罪恶归咎于“历史”而遮蔽现实关系，从而也阻断了对‘当下’关系的政治分析和伦理追问。

如果革命的世纪可以命名为‘重复’的话，其中必然埋藏着前所未有的、无法用等价物加以衡量的东西，那是终将回归的未来。这个‘终将回归的未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适应的理想’，更不是作为总体的‘过去’。这是‘被压抑者的回归’，是历史中被压抑的‘真相’，是在‘过去’中的被压抑者，以‘回归’的方式‘扬弃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因此，‘回归’从来不是回到‘过去’，即便是悲剧，也必须通过辨别‘重复’的不可重复性，才能对这一时代及其悲剧作出阐释，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越过一切试图遮盖自身历史的纪念碑，忘却那些在历史之内却以历史之外的样式建筑的界标，才能接近作为过去中的被压抑物的“真相”，从而由此接近‘未来’。正由于此，‘真相’是一个复杂却不能放弃的——也是永远需要被质询的——概念。“生生之谓易”。这是另一种重复。“生生”的过程所包含的艰辛、困苦与悲欢不是同质的循环，而是充满‘新’的再生，这是历史思考、政治思考和伦理探索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