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家长的信

李庆霖是甫田县一个小镇上的小学教员，有两个儿子老大已经下乡插队，老二16岁，正准备动身下乡。老大在乡下挣的根本不够维持生活，甚至连理发的钱都没有。只有45元月薪的李老师，妻子没有工作，还得不时寄钱给大儿子，让他可以在黑市上买粮食吃。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李庆霖首先详细地描述了儿子的情况，而且毫不掩饰自己对两个孩子的前途非常担忧。之后，他还断言政府没有做过任何努力去解决知青在农村遇到的问题，然而所有的高干子女都走后门”回城了。
这份上书自然也是一纸“御状”，李庆霖小心翼翼地托付毛泽东的表侄孙女王海蓉（也是他的翻译兼秘书）把信交到领袖的手上。1973年4月25日，李庆霖身上发生了近似神迹的事。毛泽东居然给他寄来300元人民币，还附上一纸短柬：“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上面很快就派了调查组下来进行核实，汇报说左右邻里都争相跑到李家，为的是亲手摸一摸那几张人民币钞票，还向李庆霖建议：“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然而，这封信，如同李庆霖自己写的那封一样，直到6月才被传达下去的，而且是通过内部”渠道的。这两封信后来作为周恩来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21号）的附件，在全国印发直至公社或区级，然后口头向全民传达。
李庆霖的名字传遍了全国各个角落，他的敢作敢为被人们广泛称颂。李老师本来政治上并不清白，20世纪50年代有过些政治问题，现在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之后又成了在县级、省级、甚至国家级都有话语权的领导人。毛泽东的复信不只是在这位卑微的教师的命运上产生了效应，而且还引出了机制上的一场总的改革调整，那就是在由周恩来召开的一次最高领导人会议上草报的，后来在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定下来的。这是1966年以来第一次，是下乡运动的转折点，反映出上层内部各派势力经重组而处于比较均衡的状态。
尽管仍然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但立即跟上来的是政府行政机关总动员，决心全力发挥桥梁作用，把伟大领袖的指示在现实中贯彻到底。这件事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政治作风，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前者给李庆霖复信的做法显示出他对他已掌握的权力领袖魅力无限着恋，也让人看出他对那些把他自己和人民分隔开的官僚干部们缺乏信任。毛泽东没有像平常那样把复信交给下面的人，再嘱咐几句，而是让他的保卫队长汪东兴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复信通过邮局一起寄去。他还询问李庆霖是否共产党员，假如不是，应该吸收他入党，此外又推举李作为即将召开的十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