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的话

全球史写的实际上就是文明史（这使它有别于传统的政治史、民族国家史），其目的是要推动地球村中某种健康的共同文化的建设。这种共同文化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不是别的，就是现代文明。
这些富饶的文明中心区对于那些生活在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和中东以及北非沙漠中较为贫穷的游牧部落来说，就像一块块磁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此，迄今为止，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伟大文明兴起和衰亡的历史，而每一个伟大文明的衰亡都是因为内乱削弱了其自身的力量而游牧民族又随时准备入侵。
主要的入侵路线都起自北京附近，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这也就是为何如此众多的游牧民族在抵达今匈牙利后不再四处迁移的原因——他们以匈牙利为根据地，袭扰周围各欧洲国家。
尽管希腊文化的传播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它并没有在中东留下永久的印记。其根本原因在于，希腊文化的影响仅限于希腊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一些希腊王朝的宫廷所在地。虽然有些土著民族也受到了影响，但真正受到影响的几乎仅囿于少数上等阶层。广大农村甚至许多城市的绝大多数人仍继续说自己的语言，崇拜自己的神。因而希腊文化并没有深深扎根，未能在它的一些移植地永久地幸存下来。
实际上，罗马人对文明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希腊文化据为己有，适度改变，然后传播给从未直接接触过希腊文化的不同民族——高卢人、不列颠人和伊比利亚人。
因此，西罗马帝国陷落而东罗马帝国却没有崩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西部的经济不及东部的先进发达。
在大草原西部居住着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居住着的蒙古一突厥人中间隔着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更恶劣，牧场也更贫瘠，放牧羊、骆驼和马可以，牧牛却不行。这种自然条件的不平衡造成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出现了一次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
佛教在亚洲起了伟大的文明融合的作用，就跟同时期的基督教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佛教带给许多民族的不仅是宗教信仰和一套道德标准，而且还有文学体系、建筑式样以及伟大的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其他一切特征。
笈多帝国是一个北印度帝国，并未统一整个半岛。实际上，当时的南印度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因为温迪亚山脉仍是将半岛隔为两半的有效屏障。南方各民族操的是德拉维语，包括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卡纳拉语，与北方人所操的印度雅利安语不同。但在另一方面，南方又接受了印度教、佛教及其社会习俗，并将梵语作为其经文和教育用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文明，它不管各民族截然不同的种族和语言背景，也不管南方数国独立并存的局面，牢固地将形形色色的民族结合在一起。
是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这两条基本纽带将哈里发统治下的各民族联结到了一起。阿拉伯词汇在这些语言中，就如同希腊和拉丁语汇在英语中被普遍使用一样；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生活方式。
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印度则恰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间以长期的分裂。这并不是说印度就没有统一。印度有统一，但这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印度文化强调的是忠于社会秩序而不是忠于国家，这从种姓等级制度的地位高于任何政治制度这一点可以证实。因此可以说，印度文明在一个范围里增进了统一的文化的同时又在另一个范围里破坏了政治统一。
人们历来都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则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普遍具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秩序的重新安定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会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为了弥补亏空，朝廷就会提高赋税。而赋税大部分则又沉重地压在自耕农(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头上。在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日益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让与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由于地主凭借与其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赋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收入就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也就愈增加。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财政收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则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与此同时，边防可能也会被忽略，从而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就是这种内部动乱和外来侵略的结合，使得摇摇欲坠的王朝最终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当时（东汉）的形势与罗马帝国最后阶段的情况颇为相像。自耕农的大批死亡也毁坏了原先的农民应征军，使其为职业军队所取代。职业军首先忠于的是他们的将领，因而将领们可以对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大地主们也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种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躲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实际上的农奴，以求得经济和人身的保障。大家族把庄园改造为要塞，实际上在其各自所在地接管了政府的统治。他们的庄园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所以贸易也就相应地衰落，城市也相应地缩小。公元222年东汉在纷乱的农民起义、军阀政变和游牧部落的侵袭中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开始陷入一个长期分裂和混乱的局面，这一点和西方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情况十分相似。
事实上，在文明出现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技术就已经明显成熟。正是在这一时代，人们发明了带轮子的车、帆船和犁，发现了冶金化学工艺，计算出了准确的阳历，学会了怎样使用畜力和利用风力。但在发生过城市革命后，这一急速的发展进程随即受阻。在接下来的几千年中只有三大发明具有重大意义，能与早期的发明相媲美，它们是：铁器、字母和铸币。耐人寻味的是，这三大发明都不是起源于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而是起源于束缚较少的边缘地区，即：高加索山脉的边沿地区和爱琴海沿岸的商业城市。
除这三大发明外，古典时期的进步都以更早期的发现为基础，只不过是进一步提高原有技术或扩大其应用范围而已。尽管这些不大的改进能够产生极大的效益，但它们在许多情况下仍被人们所忽略。例如：上古时期用于套牛的挽具，当时被用来套马，这样马在拉重物时就容易因挽具压迫而窒息，结果至少浪费了马匹三分之二的力气。直到中世纪，一种合理、实用的挽具才被发明出来。在此之前，马匹仅被用于运载较轻的货物，而沉重的货物则靠人来拖运。在描绘建造金字塔和寺庙的古代雕刻品中，成千上万的人搬运石头的场面便可证明这一点。再如公元前1世纪在小亚细亚和中国出现了水磨，这一发明对每天要花大量时间从事碾米劳动的妇女和奴隶来说，可能是一个可以大量节省劳力的装置。可是直到4世纪罗马才建起水磨，而且即便如此水磨在当时仍较为罕见。发人深思的是，唯有战争提供的动力才能稍稍抵消一些当时普遍存在的技术上的萧条状态。希腊人发明了精巧的带有棘轮装置的石弩，靠滑车驱动的轮式攻城车，以及所谓的“希腊火”，即公元8世纪发明的一种能有效地烧毁敌船和攻城器械的汽油燃烧剂。但这些发明显然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解决古典时代各文明的基本经济问题。既然新发明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各古典文明也就只有靠开垦荒地，或靠征服和剥削来增加财富。但未开垦的土地毕竟有限；富饶辽阔的地中海盆地由于日益严重的大面积土壤侵蚀已不再是主要的产粮地，而这则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同样，帝国也不可能无限扩大，因为各文明之间有些严格的界限凭借他们的军事技术水平是无法突破的。于是，当军事和官僚机构急速发展，给生产力造成过大压力时，必然会出现报酬递减的情况。如上文所述，当时就已开始形成恶性循环，尤其是在汉王朝和罗马帝国衰亡之际，这种情况更是有史为证。捐税提高，贫困增加，激起了城乡暴动，从而招致蛮族入侵。最终，不是内部起义成功，就是外来侵略得逞，或两者兼备，从而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国历史周而复始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