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渡之舟

当代中国妇女在她们获准分享社会与话语权力的同时，失去了她们的性别身份与其话语的性别身份；在她们真实地参与历史的同时，女性的主体身份消失在一个非性别化的（确切地说，是男性的）假面背后。新的法律和体制，确乎使中国妇女在相当程度上免遭“秦香莲”的悲剧，但却以另一种方式加剧了“花木兰”式的女性生存困境。
笔者更倾向于以“女性写作”这一相对明晰的提法，取代歧义丛生的“女性文学”的概念。
一个颇为有趣的情形是，仿佛超越女性视野与女性体验是女作家写作必须到达的目标，而在现实层面上恪守女性“身份”，却无疑仍是女人的本分。(十七年文学)
(文革后)性别差异的重提，使女性写作、女性作为话语主体的重现成为可能，这一倒退与坠落的时刻竟成了女性再次浮出历史地表的契机。
她们作为话语主体再度开始了对男权文化的黑海和女性的历史雾障的涉渡与穿越；尽管此间的女性话语仍是混乱杂陈的，女性的本文仍充满了裂隙。
在女作家的笔下，女性角色的性别自我不仅朦胧暧昧，必须覆之以“人性”、“灵魂”等超越性的光环，而且对女性自我的追问、或对女性境况的书写则不断被指认为“可悲”的出轨、偏离与误区。
换言之，在新时期的历史语境中，女作家可以禀“大写的人”或“人性”或“社会良知”或“人民代言人”之名，占据重要的话语中心位置；一旦此中女性的性别身份与性别体验显露或遭指认，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其写作者的位置“滑向”（如果不是“逐往”）边缘。
“他”与其说是一个男人，不如说是一份理想：关于合理的社会生存，关于“人性”与“道德”，关于爱，关于男人和女人。
对那一反／非道德的道德立场的固守，成为女作家们独有的姿态。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安全”策略，一种反叛者自认为必须作出的推让与自保；如果参照着法国女性主义的著名口号：“身体的就是政治的”，女性书写的重要特征，便是书写“我—我的身体—我的自我—我的怪物”
“解构爱情神话”，使身体及性爱登场，便可能成为显露女性生命经验，呈现女性的主体性的历史机遇。
她(张洁)坚持说：“我的主题不是爱情。人们常常谈论我在写爱情，而我真正要写的是爱情后面的东西。”
等待的信念、等待的姿态、“等待下去的幻觉”，使张洁得以在心灵的地平线上悬置起难于承受与背负的现实，使她和她的主人公们耐受“混乱、孤寂和没有爱情”(19)的人生，却无从认可它；使她面对这幅现实的自画像：“就顶着胸罩、裤衩、衬衫写东西的，真的，有一回，就钻在一条长裤下面，嘿，正好一个顶似的，两道斜线，下边一个人，这画面还挺美……”
尤其对女主人公华丽说来，它仍然是：“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戴厚英《脑裂》)
王安忆善于描摹“一个人的战争”：纯洁或狡黯的人，无论怎样在社会的网罗与命运的无常中穿梭、营造、挣扎，他（她）所搏斗或试图战胜的，只是他（她）自己，他（她）只是不断地陷落在他（她）自己为别人设置的陷阱，或他（她）自己不曾想象到的网罗之中。
如果说在“伤痕文学”中，一个湮没在灾难波涛之中的少女／恋人的身影，背负着创伤、忏悔、被劫掠、遭伤害的记忆，那么，一个“重归”的少女，则意味着救赎。
我的经历、个性、素质，决定了写外部社会不可能是我的第一主题，我的第一主题肯定是表现自我……”
这两位颇为敏锐、聪颖的批评家都极为“公正”地惋惜，王安忆之果敢地“面对自己”终于成了“自我分裂”中的“自欺”，她的自讼成了自辩；所谓“她的思考是很有意思，至少她那种女性中心状态的思考与特有的敏感，确实纠偏了世界上许多男性中心状态的偏见。…
是她，第一个坦言当代都市女性以其身心体验着的深刻的疲惫与倦怠，一种事实上面临着分裂的时空、背负着艰难的生存现实的疲惫。
于是，作为一种深刻的文化构造和“常识”性的话语，在女人间有的只是“与生俱来”的敌意、嫉妒、互虐与猜忌；女人间的情谊只能是一个特定的年龄段或特定情境中的短暂的利益结盟，舍此便只有廉价的甜腻、貌合神离、口是心非或虚与委蛇。
一个诱惑的故事，但不是荡妇、巫女或海妖的歌声，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李小琴无疑窥破了性别秩序与游戏规则，但她显然仍过分信赖这一规则的有效与真实。
王安忆的性别本质主义，使她成了女性主义意义上的悲观主义者；但王安忆的意义，不在于揭示并控诉不公，而在于她别具慧眼地将女性
境遇呈现为男权秩序的内在困境与男权话语结构盲点。
我剖到了身心深处一点不忍卒睹的东西，我所以将它奉献出来，是为了让人们与我共同承担，从而减轻我的孤独与寂寞。因此我想，也许是软弱，不堪重负、期待支持，使世界上一部分人去写小说，他们找到了艺术作依傍，而写小说的命运却要求他们有另一种勇敢与献身好将他们的心灵作牺牲，那便是“祭坛”的由来。
(铁凝)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微缩了权力模式，复制着权力模式的褊狭与伪善。
在残雪的世界中，不无死亡、虐杀的场景，但那始终无血且无声，因为人们是以窥视、讪笑、窃窃私语、无视或拒绝对话，作为他们谋杀的工具。
女性，作为一个尽人皆知的、人类社会最大的弱势群体，她们不仅必然地谙熟了一套与权力相周旋的游戏，而且一如其他相对的弱势者，她们同样会凭借其弱者位置介入微观政治中的权力争夺与行使，同时仍可能朝向更弱者施暴
在刘西鸿不断袒露又不断遮掩的女性的内心世界中，潜隐着的仍是对某种修订过的、理想的性别秩序的渴望，一种舒婷《致橡树》式的爱情理想
有个烫了鸡窝式头发的女人，她披了件衣服，没穿袜子，趿着鞋，憔悴的脸上雾一般灰暗。她在目送他们父子。这就是他的老婆。你遗憾老婆为什么不鲜亮一点吗？然而这世界上就只有她一个人在送你和等你回来。
“我的自我／我的身体／我的怪物”，开始成为女性写作自觉选取的主题之一
是在为消费主义、拜金主义所改写的社会生存中，女性再度成为一种集卖主与“货物”于一身的特殊“商品”。从形形色色、屡禁不止的色情服务业，到在特区及开放口岸林立的“二奶楼”，现代化的奇迹，伴随着对女性生存的巨大改写。
1995年女作家书系的出版及热销，成为了对女性写作者性别身份所“潜藏”的商业价值一种新的发现。
“大众”的文化消费行为，以分享精英或曰高雅文化为先导与过渡。其次，便是以先在的观看、窥视视野，将女性的个人化写作定位在“暴露”甚至“准色情”的销售方式上。
《回廊之椅》则记述一个始终试图规避历史与时代的神秘女人朱凉（事实上，这一形象是不断萦回在林白作品序列中的一个幽灵般的呼唤与魅惑），但她唯一可能逃入的，是同性间的回护之手，是作品中朦胧暧昧的女性之邦的想象。在《回廊之椅》中，出现了另一个女性作品中常见的恍惚孤寂的“我”；事实上，正是在朱凉这个幻影般的女性身上，林白寄予着自己同样绝望、无助、进退维谷的无名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