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通论》读书笔记

任何事物（包括社会制度）都不完美，有其长，必有其短。长处的反面就是它的短处所在，很像一个铜板有正反两面。这道理听起来非常浅薄，因为它太贴近生活常识。然而，我从现实与历史相互往复的体验里感受到，它似乎比一些高深莫测的理论更要真实些。
“农为国本”，这话的反面，受到特别“照顾”的同时，也意味着国家一切的一切都得靠它滋养支撑，就像独生子，必得挑起“大家庭”的全部重负。正是国家——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对农业的强控制，使农业本身受到重压，更使农业发展的成果无法扩散、转化、辐射到其他的经济领域，整个经济结构缺乏自身运行的独立机制，变得非常僵硬，难以变革。这里真用得上一句老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萧何”就是高度集权的帝国政治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政策。
这种特殊的“国家佃农”，在国家政治清平之世（每一大王朝最多不过有六七十年的“清静无为”），轻徭而薄赋，无太大战事，不大兴土木，“赋敛有时”，应该说日子还过得去。这就是历代农民一直保存着的关于“圣君贤相”集体美好记忆（演化成集体无意识）的历史根据。时过境迁，统治阶层呈几何级数递增，坐稳宝座的皇帝后裔更得意于“天下太平久矣”，自大欲恶性膨胀，财政越来越入不敷出，随意提高赋役种类和比率势所必然。这时农民慢慢体会到“恶吏如虎狼”、“苛政猛如虎”，与其面对国家，不如面对“地主”，后者不具有无边的权力，多少懂得节制。于是兼并之势汹涌，国家两面开刀，既抑兼并，又转嫁负担，加重对硕果仅存农户的榨取，直到内争与内乱恶性互动，农民战争爆发，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这最有力地证明了国有产权对自耕农应得利益的维护（通常说自耕农是中央集权统治的生命线和晴雨表），根本没有制度上的保障，成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导致君-民之间政治紧张的最深层根源。唐太宗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说明他也懂得“谁失去农民，谁就失去天下”这个中国传统政治学的重要法则。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有效的办法，他的后代仍不免重蹈前朝覆辙。